宁津县“丢子”疑云：DNA鉴定十年没有结果

关键词：丢子 DNA鉴定 人民医院[提要]　　20年来，两个家庭为了“丢失”的孩子四处奔走，并查找到了各自的疑似孩子，甚至曾有警方表态要送孩子回家，最终却不了了之，做过的DNA鉴定10年来也没有结果。

两个家庭因为寻子走到了一起。从左至右：刘俊芬、祝殿业、鲁建军、郑纯枝。

　　■1988年，鲁建军的爱人郑纯枝在宁津县人民医院产下一个孩子，被医院告知是畸形死婴，死不见尸；1991年，自认怀了双胞胎的刘俊芬在同一所医院生产，结果医生只抱给她一个女孩。
　　■20年来，两个家庭为了“丢失”的孩子四处奔走，并查找到了各自的疑似孩子，甚至曾有警方表态要送孩子回家，最终却不了了之，做过的DNA鉴定10年来也没有结果。
　　■对于鲁建军一案，9月1日11点08分，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在微博上表示：已部署涉案地核查此事。9月2日下午，宁津县公安局派人给鲁建军夫妇抽了血，表态将重新做DNA鉴定。
　　鲁建军和祝殿业认识后，才发现两人有着相同的丢子遭遇。
　　1988年，鲁建军的爱人郑纯枝在宁津县人民医院产下一个孩子，被医院告知是畸形死婴，死不见尸；1991年，自认怀了双胞胎的祝殿业的妻子刘俊芬在同一所医院生产，结果医生只抱给她一个女孩。
　　20年来，两个家庭为了“丢失”的孩子四处奔走，并查找到了各自的疑似孩子，甚至曾有警方表态要送孩子回家，最终却不了了之，做过的DNA鉴定10年来也没有结果。
　　20年了，很多办案民警和当事人已经离开人世或退休，真相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日益模糊的记忆里逐步远离他们。在这两家人看来，人世间最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而是认定自己的骨肉就在附近，却无法相认。
　　对于鲁建军一案，9月1日11点08分，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在微博上表示：已部署涉案地核查此事。
　　9月2日下午，宁津县公安局派人给鲁建军夫妇抽了血，表态将重新做DNA鉴定。
　　生下来就是死婴？
　　1988年农历正月十四，宁津县大柳镇小马村村民鲁建军的妻子郑纯枝出现产前出血，被送到宁津县人民医院。
　　鲁建军夫妇二人回忆，当时妇产科主治医生叫高松丽，接诊大夫是苏文兰。高松丽吩咐鲁建军和其他人去抽血、验血。“其他人都走了，产房就我自己。”郑纯枝说，她在手术室等候手术时处于半昏迷状态，隐约听见高松丽说不用手术，能生。
　　“好像是为了让孩子赶紧生下来，高松丽来回往下压我腹部，并给我打了一针，我也记不清楚到底多长时间了，只听到哇的一声，孩子就生下来了。”郑纯枝随后便不省人事。
　　鲁建军回忆，他抽完血回来发现妻子已经到了病房，问了一句孩子呢，被高松丽告知产下的是一个死婴，已经扔到了医院外面的垃圾坑里了。
　　“血一下子顶到了我脑门，我跑到离产科30米左右的垃圾坑找孩子，但没有找到。”次日一大早，他再次寻找孩子尸体未果，高松丽称：“可能被动物叼走了。”
　　郑纯枝次日六点左右醒过来后得知此噩耗。据她回忆，看到她醒过来，高松丽告诉她生了一个女孩，“而大约一支烟的工夫，高松丽又告诉我，生了一个畸形的男孩，头上一个大包，活着也是个废物，死了。”
　　“先说女孩，又说畸形男孩，而且死了，可我们全家没有见到孩子的尸体。”鲁建军说。鲁家怀疑当晚参与抢救她的医生、护士中有人将孩子偷走了。
　　1991年4月27日，宁津县中心街兽医站的刘俊芬来到宁津县人民医院准备生孩子。刘俊芬说：“接诊大夫苏文兰给我测的腰围是135cm，并推测是双胞胎。我怀孕8个月时，曾在宁津县宁津镇医院做过妇科检查，医生也推测是双胞胎。”尽管没有做过B超，但刘俊芬靠上述两次检测结果，毫不怀疑她将迎来两个孩子。
　　“住院后需要做剖腹产手术，我丈夫祝殿业签了字，剖腹产下一个6-7斤的女婴。”刘俊芬说，“另一个孩子被盗了。”
　　采访中，当地一位退休妇科医生称，祝殿业仅凭妻子腰围超过135cm就确认怀了双胞胎，并不科学。
　“你这个小子怎么和段庄的孟广乐长得一模一样”
　　鲁家怀疑孩子被偷走后，曾多次质问高松丽，但高一口咬定孩子已死，并称：“不用问了，多亏了我，你捡了这条命，以后生孩子还有机会。”
　　1989年，郑纯枝又生下了一个儿子。1996年，张学武乡杜庄村的一个亲戚去鲁建军家串门，看到鲁家男孩后随口说了一句：“你这个小子怎么和段庄的孟广乐长得一模一样。”
　　鲁建军听到后立刻问了一句：“那个孩子是拾来的吗？”
　　得到肯定答案后，鲁家打听到孟广乐是该村孟吉祥于1988年拾养的孩子。大约在1997年，随着孟吉祥夫妇相继去世，孟广乐又被张长海夫妇收养，并改名为张黎明（音）。
　　本报记者调查中，段庄多位村民证实，孟吉祥夫妇一直没有生养，先后拾养了孟广玲和孟广乐姐弟俩。
　　1996年4月15日，已经出嫁的孟广玲被鲁建军请到自己家里，“媳妇给她买了一身衣服，她在家里吃了顿饭。”
　　郑纯枝说，孟广玲当时透露，孟广乐是1988年农历正月十六早上，由她姨母丁玉梅和姨夫张长海从宁津县人民医院捡来的，由张长海和另外一个人送到他们家。
　　而孟广玲当时透露的另外一个信息让鲁建军断定孟广乐就是自己的孩子，“孟广玲当时说她问过父母孩子是哪里的，他们告诉她是小马村的。”
　　祝殿业同样经过打听，得知宁津县相衙镇乡孙庄孙书轩通过宁津县妇幼保健站的朱德芹在1991年4月底花3000元买了一个男婴，祝殿业认为，这个孩子就是自己丢失的双胞胎中的男孩。
　　“这么多年了你还以为孩子是你的？”
　　9月1日，孟广玲在电话里告诉本报记者，自己的确在1996年去过鲁建军家，说过孟广乐是从医院抱来的，但否认说过来自小马村。“孟广乐哪一年去的我家我已经忘记了，那都是大人的事情，我那会儿还小。”孟广玲说，送孩子到他们家的也不是张长海。
　　但鲁建军却有其他证据。孟广乐被送到张长海家后，鲁建军曾委托本村的殷振林打听孩子的消息。与张长海早就相熟的殷振林8月30日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张长海是一个比较直爽的人，我们见面后我直接问他，听说你拾养了一个孩子？”殷振林回忆，张长海当时愣了一下，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那个孩子可能是我们村子的，现在人家想找回去。”殷振林说。
　　张长海又愣了一下，“不是说孩子娘没了，没人养了吗？”
　　殷振林和鲁建军确认，当时张长海答应可以还孩子，但要回家商量一下。几天后，殷振林再次找到张长海询问进展，张长海否认孩子是从医院拾养的，只说自己是从媳妇姐姐家里拾养的，不再提归还孩子的事情。
　　张长海对以上说法并不认同。8月30日，张长海情绪激动地对鲁建军说：“这么多年了你还以为孩子是你的？现在孩子都结婚了，你孩子没了你去找公安部门啊。”
　　其妻丁玉梅则一再表示，孩子是自己从姐姐家拾养来的，“姐姐两口子去世后就剩下两个孩子，女孩出嫁了，就剩下他自己，我不管谁管？”
　　鲁建军问：“是你姐姐生养的吗？”丁玉梅说：“我是从她家里拾养来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这次见面，张长海最后的一句话又给了鲁建军当头一棒：2001年亲子鉴定抽血后没几天，公安局就告诉了他：鲁建军夫妇和孟广乐没有血缘关系。
　　“活着不通知就送人，绝对不可能”
　　当年的妇产科主任高松丽如今还在医院，偶有出诊。在高松丽家中，他对1988年农历正月十四晚上的情形表示“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对鲁建军寻找尸体未果，高松丽表示“没那事，当时处理的时候全让家属知道。那时怎么不找？怎么又想起找我来了呢，我一辈子没有遗憾。不了解情况，对不起。”
　　另外一位医生苏文兰同样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但她向本报记者确认，当时医院后面确实有一个大坑，死婴很多都扔到那里。按照医院规定，如果出现孩子死亡的情况，一定会经过家长的同意，“会让父母看孩子尸体。”
　　“大出血的情况应该交代清楚病情，包括孩子是否有生命危险等。”苏文兰称，孩子生出来肯定应该让产妇或者家属看看，“没有出现过孩子死了不通知人家的情况。”
　　对于鲁建军怀疑孩子从医院送给了别人，苏文兰说不可能：“活着不通知就送人，绝对不可能。”但苏文兰也表示，当时流产技术不发达，很多私生子、超生的孩子，产妇会要求将孩子送给别人。
　　但她否认会有护士向拾养人要钱的情况，“按照一些惯例，拾养孩子的会给产妇一些抚养费、营养费、住院费等，但不会给护理人员钱，顶多买点水果、糖块等。”
　　而被祝殿业怀疑“买了”自己孩子的朱德芹，曾用3000元营养费换来了一个孩子，送给了自己的侄子孙书轩收养。
　　朱德芹回忆当年的事情：“一个个子很高的女人来到宁津县妇幼保健站，问有没有想要收养孩子的。哪一年，哪一天我记不住了，当时我们共有4个人在值中午班，都说想要这个孩子。”
　　“又过了大约一天，这个女的把孩子抱了过去。”朱德芹说，她去银行凑了大约3000块钱，给了抱孩子的女人。点完钱后，女人还喂孩子吃了一次奶，抱着让孩子尿了泡尿。
　　朱德芹回忆，当时女子说这个孩子出生于正月十八，“孩子是她本人的，要不然能有奶吗？孩子那会已经两个多月了吧，盖着一个破毯子，从出生日期上来说也与祝殿业所称丢失的孩子不一样。”
　　DNA鉴定十年无果
　　鲁建军回忆起1997年农历正月二十，他在孟广乐上学路上曾和他打过照面并说过话，“我逗他怎么不骑自行车上学啊，他就问我你怎么推着自行车不骑啊。”
　　但随后孟广乐就转学了。此后几年，随着夫妇二人的打听，孟广乐也像躲着他们一样不断转学，休学后则常年在外打工，14年间，鲁建军只见过一次孟广乐。
　　孟广乐现在已经结婚，与爱人在天津打工。“孩子都成人了，我只想确认是不是我的孩子，如果是，哪怕以后只是亲戚我们也愿意。”鲁建军说。
　　鲁建军抱着这个念头和希望已经十年，最接近的一次堪称擦肩而过。
　　宁津县公安局原干警王志新曾负责过这一案件。“大约是1997年的腊月二十，我去找王志新了解案情，他告诉我今年就让孩子回家过年。”但临近春节，王志新却突然又改口说过了年再说，这一拖直到王志新去世，其中缘由也断了线索。
　　2001年6月份，在公安部出台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相关文件后，鲁建军家人到山东省公安厅反映了自己的情况。几天后，山东省公安厅委托德州市公安局，配合宁津县公安局，给鲁建军夫妇和孩子做验血鉴定。
　　“当地公安部门告诉鲁家血液样本要送到北京做鉴定，三个月后才有结果。”但三个月后鲁建军询问当时抽血的法医杨金强，被告知检测需要排队，而这一等便是十年。
　　对于张长海所说鉴定结果已经出来，并且公安部门已经告诉了他，鲁建军一直持怀疑态度。本报记者在宁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法医室采访获悉，2001年的DNA检测肯定不会留底。
　　9月1日，本报记者辗转联系上当时的法医杨金强，被告知2001年血液样本送到北京后，一直没有信息反馈回来。也就是说，尽管已经采了血，但仍然无法确定鲁建军和孟广乐是否是父子关系。
　　“张长海显然说谎了，这是想让我死心。”走出刑警大队门口，鲁建军望着空旷的开发区马路，一脸惆怅。
　　9月1日，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通过微博对此案表态：已部署涉案地核查此事。
　　疲惫了多年的祝殿业夫妇唯一的希望是，公安部门能让他们和怀疑的孩子做DNA鉴定，“但必须我们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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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孩子家庭团结起来,要求重典打拐?

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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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兰揭黑,高松丽,王成春主谋

涉黑参与?公职犯罪.

人性的泯灭,法制死亡?良知的丧失,社会的悲哀.
宁津大夫盗婴第三案  2011-10-26 19:51:25
我叫李志芹， 是山东省宁津县宁津镇高家村人,今年52岁。在1985年农历四月十六下午六点来钟，因早产大出血由本村一位司机用车将我送入县人民医院。这时医生们已经下班，请来高松丽主任。她和我家人说必须手术，要输血。家里人都去验血了，护理人员将我推进了手术室。我丈夫没有验上血型，两个弟弟验上一个，验上血型的弟弟还小，不能多抽血，我丈夫又去外边找血，把我一个人丢在手术室进行手术。当时我全身麻醉，意识不是很清醒，但隐约地听到一位医生说让拿小被子，接着听到孩子的哭声。我被推出手术室就全然不知道了。当我醒来的时候看看旁边没有孩子，就问孩子放哪里了，当时丈夫支支吾吾，他是怕我着急。我问的没法了，丈夫说死了。我不敢相信，我明明听到孩子的哭声了，我凭母亲的感觉能感应到我的孩子没死。我追问丈夫看没看到孩子的死尸，他说没有。第二天查床的时候问高松丽孩子的事，她说是个小子，可惜死了。她又说孩子扔到外面垃圾箱里了，我丈夫就到垃圾箱那边找，没有找到踪影。回来再问高松丽，她说可能让动物给叼走了。我明明听到孩子的哭声了，孩子怎么会死呢？即使孩子是死的也应该叫我家人看一看孩子的尸体啊？当时我身体虚弱，需要天天输血，医院里血源紧张，丈夫和家人还得忙着给我找血源，只顾照顾我也就没有精力再追究孩子的事。以后又有了孩子也就把此事给撩下了。事隔十几年，一次赶集遇到一个同学。她问我几个孩子，这使我想起了第一个孩子的事情，和同学讲了事情的经过，我说我的第一个孩子没死。我同学说他们村某某家的孩子和我长的很像，那孩子是捡来的，年龄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后来我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同学说的那个孩子是从人民医院抱来的，而且孩子的母亲大出血，孩子的出生日期和我的孩子完全吻合。我曾经见了孩子一面，从外貌长相甚至走路的样子都很随我丈夫，我断定这就是我的孩子。当时如果孩子是死的，那医院为什么不通知我的家人而擅自将孩子处理呢？我想这里面一定有问题。高松丽说我的孩子死了那是骗我的，她是把孩子偷出来卖给了许春华。2011年9月5日《齐鲁晚报》刊登了张子森记者一篇《“丢子”疑云》的报道，我的经历和鲁建军、祝殿业如此的相似，如此的“丢子”医院不该给个说法吗？高松丽难道不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吗？难道天下没有公理了吗？

医生胆子也忒大了吧？

没有一点医德 算什么医生

是呀，没有一点公德心吗？难道不该给这么丢孩子的父母们点公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