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的病靥

秋风

以钱为中心的中国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是物质主义的，史无前例的物质主义。透过个人解放的神话，透过物质主义哲学的反复教育，透过经济学家对物质利益最大化假设的扭曲传播，物质主义精神支配了绝大多数国民的心灵。物质福利，金钱，就是人们崇拜的偶像；最直接的欲望之放纵，被视为生命的唯一真实呈现，这种欲望的满足被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

因此，2007年与过去的十几年一样，层出不穷地演绎着种种离奇的金钱故事。官员们把政府、把自己下辖的土地、城市、人民当成赢利性公司来经营，自己则轻松地积聚着数以千万计的财富。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也可以轻松地写出千篇一律的“忏悔书”。2007年金钱故事的新情节发生在股市。股市上行，引发民众一波一波投入，尤其是在城市，人们见面的主要话题就是股票。每个人都被赚钱的美好前景撩拨得难以自持，银行营业厅挤挤挨挨。而带头大哥之类的人物也如鱼得水，在股市的疯狂中轻松地聚敛着财富。

另一方面，金钱驱动着娱乐界毫无顾忌地奔向疯狂。全民都卷入了娱乐界，包括疯狂的粉丝们。娱乐至死是大多数人的心声，选秀果真被自己搞死了。至于娱乐的内容，则始终围绕着性，门户网站的首页就可见一斑。实际上，网络则把我们时代粗鄙的物质主义心灵的方方面面，都毫无遮掩地袒露出来。比如，在网络论坛上，一言不合，就开始放肆地对骂。

当然，就像托克维尔在上上个世纪的美国所观察到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匆忙、喧嚣的物质主义时代，人必然会心神不安。人们充满了物质欲望，一旦无法实现，就失望和自我谴责；看到别人比自己有钱，当然会羡慕、怨恨、焦急；即使实现了一个欲望，更多欲望又会浮现。舆论中日益强烈的民生焦虑，其实也不过是这种物质欲望的伪装版而已，因为人们把权利的贫乏简单地归结为福利的匮乏，自己的全部诉求化为：政府多给我发点钱。

面对这种无法克服的焦虑、不安与紧张，人们首先会用疯狂的消费来缓解。但这种办法的效应必然是递减的。于是，人们就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心理按摩。电视台看准这个商机，纷纷开办心理节目。商人们也纷纷投资创办心理咨询刊物。

这样焦虑、不安和紧张也会导致肉体的不适，城市人口普遍处于所谓“亚健康”状态。于是，保健、养生也就成为一种准宗教。人们愿意相信一切有助于增强肉体能力的食品、药物的效力，敢于夸耀的神医们、太医们，毫无愧色地扮演着先知的角色。

曲解了的传统复兴

必然地，人们编造出来的消费拜物教、心理治疗拜物教、养生拜物教并不完全奏效。有些人开始寻找更为治本的药方。那就是返回精神层面，面对心灵，在宗教与类宗教的信仰体系中寻找心灵的归宿。这自然诱发了传统的复兴。

确实，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些人生活在上个世纪，他们猛烈地向传统开炮，比如，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猛将黎鸣先生就不懈地在博客上发表文章，痛斥中国文化，大骂孔子是中国当代种种问题的总根源；李零教授则立志要揭去孔子身上的圣人伪装，把孔子还原成一个一生没有机会发达而牢骚满腹的酸书生、穷教师。其实，孔子早就在中国人心目中死了，他们如此勇猛，不过在与风车作战而已。

更多有识之士，已经抛弃了这种启蒙的自负心态，更为诚实面对中国传统的道德、宗教。当时，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传统复兴的努力也难免娱乐化的倾向。先有易中天，后有于丹，然后又有学术超男。人们似乎回到了传统，但却完全是按照当下人的肤浅认知解读经典。历史被娱乐化了，历史被还原成了杀戮、阴谋、情欲的大片。经典也被娱乐化了，孔子只不过是个心理咨询师而已。

这种对《论语》的娱乐式解读，引起了一干以儒家正统自命的博士的质疑。另外又有十博士反对人们盲目地过西方的圣诞节。但是，这两个十博士招来的更多是嘲笑。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深入当代中国人的心灵，而只是自说自话而已。

在近年传统复兴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设立国学院。其校长纪宝成也屡次在全国人大提议将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节假日。政府最终取消了一个黄金周，将假期分散到三个汉族固有节日，清明、端午和中秋节各放假一天。有趣的是，这一改革方案遭到大多数网民和媒体的反对，这很可能是因为，“黄金周”其实是物质主义时代的朝圣节。

更有趣的是，纪宝成尽管在复兴国学，但是，张鸣教授在他担任校长的大学遭到行政权力随意干预。设想一下：如果孔子办学，情形将会怎样？

深渊里的狂欢的国度

可以说，中国人的精神已经坠落到深渊之底了，却找不到向上攀登、走出深渊的梯子。实际上，大多数人也许根本就没有走出的愿望，而就地狂欢起来。在这里，人可以不受任何道德与律法的约束，仅仅面对自己的欲望。另外有一些人兴奋地拿来梯子了，但那不过是纸糊的，他们不过给这个时代已经过剩的娱乐大戏增添了一个情节而已。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敏感的心灵是会绝望的。就在2007年年末，12月5日中午，同样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余虹坠楼自杀身亡。他于9月3日在个人博客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个人的百年》中，借着对自己老师石璞女士一生的回顾，探讨了生命的尊严问题。他相信，能够给人的生命以尊严的，唯有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

那么，中国人还有没有可能重新找到这种精神庇护，找到灵性的生活，给自己的生命找到非物质的价值标准，从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余虹之死是否能够唤起学者、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觉？这少数人的精神自觉能否扩展而成为一场严肃的精神救赎运动？

并不乐观。当然，认真的人是有的。比如，重庆那对最牛钉子户夫妇，厦门PX事件的普通市民，勇敢地面对强权，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张宝艳、秦艳友夫妇也自费开通太阳城寻子联盟网站，为丢失孩子的家庭提供一个寻找孩子的网络平台。

但是，这些努力看起来太微弱了。大多数人受物质主义支配，仅仅根据经济人理性不择手段地寻求利益最大化。并且，对于那些道德自觉者，人们普遍地抱这一种旁观、质疑的态度。人们会用物质主义的动机来解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因此，人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干拆台的事情。以致于一个也许只有几百人的社区，连自治都无法组织起来。中国社会真正陷入一盘散沙状态，其实只有今天。当人人都是经济人的时候，是没有社会，也没有公共空间的，每个人只是他自己，除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钱，他不关心其他人及其他事情。

这种令人绝望的状况，确实展示了精神重建的必要性。但是，必要性不是必然性。人人都觉得很累，但人人都觉得，是别人把自己搞成这样的。人人都在等待搭别人的便车。所以，至少到现在，尚看不出中国人走向精神救赎的显著迹象。

（作者系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