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三孩子国道旁一同失踪 三家庭陷入绝境(图)

冯茜，失踪时11岁

刘坤（胖胖），失踪时5岁

刘文博（毛蛋），失踪时8岁

李玉艳的小儿子刘文博失踪，大儿子因病残生活不能自理

本报记者 张宏伟 文/图

　　有资料显示，我国每年约有20多万儿童失踪，目前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逾60万件。一个失踪孩子的背后就是一个甚至几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他们的生活因为孩子的丢失而变得黯然失色。发生在陕西洛川的三个家庭的悲剧，仅仅只是这个群体中的二十万分之一。

　　正月初五凌晨3时许，38岁的李玉会半夜被噩梦惊醒。

　　睡梦里女儿萱萱也丢了，吓得她猛地从炕上坐起来。摸着旁边女儿的小脸她慢慢平静下来，可萱萱说的梦话让她又惊又痛，2岁的萱萱在梦里说：“哥哥肚肚痛……”——莫非不知身在何处的儿子真的正在受着折磨？

　　萱萱是丈夫冯社宏的亲侄女，自从儿子冯茜失踪之后，大人就让小萱萱改口叫玉会夫妇爸爸妈妈，希望能安慰他们的失子之痛。

　　蹊跷 三个孩子国道旁失踪

　　“我实在没想到，在村子里能把娃丢了……”这是42岁的李玉艳在这一年中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她木然的表情很容易让人想起祥林嫂

　　2007年1月27日，冯家村11岁男孩冯茜、刘尧科村7岁的男孩刘文博（毛蛋）、5岁的男孩刘坤（胖胖）在村中玩耍时一同失踪。从那一天起，洛川县永乡乡的这三个家庭就被带进了无尽的悲伤中，再也没有走出来……

　　李玉艳和李玉会是亲姊妹，一起丢失的冯茜和刘文博系表兄弟。

　　三个孩子住的并不远，刘文博和刘坤两家只隔了一个院子，冯茜家在210国道的东边，相距不超过500米。冯家村和刘尧科村坐落在210国道东西两侧，南边500米就是乡政府。

　　“我实在没想到，在村子里能把娃丢了……”这一年多来，42岁的李玉艳始终重复着这句话。她木然的表情很容易让人想起祥林嫂。

　　“去年腊月初九，大概在中午十二点，我在公路边往汽车上装果子，毛蛋和冯茜还来帮忙，眼看着只剩下三十多袋了，我就叫毛蛋先回去吃饭。半个小时后我回家没见毛蛋，还以为去了刘坤家。过了一会刘坤他妈来找娃，我又想着是不是毛蛋带着刘坤跟着冯茜去了。到了两点半，冯茜他爸到我家来找儿子，大家才发现事情不对，赶紧分头去找娃。

　　“下午四点的时候，村南边沟底冒起一股烟，发现冯茜的自行车和刘坤的小三轮车靠在沟边。当天晚上，村里上百人都帮着找娃，连娃他舅家也来了40多人，沟上沟里连周围果园的水窖都挨个寻了，可就是不见三个娃的影子。”

　　说到伤心处李玉艳终于哭出了声：“当天晚上零下15度，真不知道我娃是咋过的啊……”

　　第二天一早，村里派人到10公里外的县城去报了警，当天就带来了几十号警察。接下来的20天里，亲戚朋友开着车或者骑着摩托到富县、黄龙、延安找娃。

　　帮忙找孩子的亲属在几个家庭住了下来。一天一盆咸菜、三天一袋面的日子过了好一段，但三个孩子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冬天里农闲，农村庙会多，冯茜和刘文博的外公李老汉被儿子拉着去庙会散心，恰巧遇到了亲家公冯老汉，两位七十岁的老人抱头痛哭，李老汉更是捶胸顿足：“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啊，两个外孙都丢了……”

　　刘坤的妈妈周明霞才28岁，今年9月间出生的小儿子多少分散了她一部分注意力，刘小文不敢在媳妇跟前太多提起刘坤，怕影响了媳妇的情绪断了小儿子的奶水，但只要刘小文说有事要出去几天，周明霞就知道丈夫一定又去找儿子去了，可一次次的希望被一次次的失望所替代，她已经变得有些麻木了。

　　“今年年三十，外头鞭炮声一响，娃她妈就立马哭出了声。”刘小文说着也哽咽起来。

　　悲剧 三个家庭陷入绝境

　　“每天早上把大门早早开开，盼着俺娃能出现说，妈，我回来咧；晚上睡觉更睡不塌实，我娃是不是还在上学?是热了还是冷了?到了半夜，眼睛睁着——我娃会不会正在埋怨我，你把我遗咧，为啥不寻？”

　　2008年2月10日，正月初四，毛蛋的爸爸刘永宏又去了延安，因为听说那边有点线索。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只要有一点点风声，三家人都会立即赶过去看个究竟，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毛蛋家是两孔在陕北最常见的土窑，但就是这样看似普通的家庭却承受着接踵而来的不幸。在简陋的土窑里，毛蛋的奶奶正在炕上给一个智障孩子喂饭，这个智障孩子就是毛蛋12岁的哥哥刘凡，因为有病，智商、自理能力仅相当于2岁孩童。

　　刘家两代单传，刘永宏结婚5年后才生了大儿子刘凡。刘凡出生第三天的时候出现了颅内出血，医生诊断刘凡患的是小脑萎缩。曾经有人建议小两口把孩子遗弃，“娃去了福利院既不受罪，你们两口也可以解脱”，可李玉艳坚持不放弃给儿子治病。

　　5年后，毛蛋的出生给两口子带来了希望。小毛蛋从小就显得聪明伶俐，一岁就会走路，两岁时就能够帮着大人照顾哥哥，7岁的刘凡拉了屎了或者摔倒了，毛蛋就会马上去告诉大人。

　　毛蛋丢失时正上小学二年级，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爸爸妈妈的骄傲，旁人问毛蛋：“你长大了挣钱都给谁？”毛蛋回答：“给我爸我妈，还要给我哥看病。”全家人都相信一定是老天开恩，毛蛋就是来补偿他们曾经遭受的不幸，可如今这个希望几乎破灭。

　　冯茜是三个孩子里最大的一个，也是班里学习成绩最优秀的一个，二十多张奖状曾经贴满了他家窑洞的一面墙。失踪的时候他正上四年级，为了让孩子读好书，冯社宏和李玉会专门把儿子转到县城，李玉会租了房子专门给儿子陪读。出事的那天是孩子放寒假回老家的第三天。

　　自从儿子失踪以后，李玉会就收起了儿子所有衣物。墙上儿子的各类奖状能取下来的全取了下来收起，不能取下来的也用报纸糊了，“看着让人揪心啊！”“每天早上把大门早早开开，盼着俺娃能出现说，妈，我回来咧；晚上睡觉更睡不塌实，我娃是不是还在上学?是热了还是冷了?到了半夜，眼睛睁着——我娃会不会正在埋怨我，你把我遗咧，为啥不寻？”

　　一年里，三家人散发到全国各地的寻人启事已达10万张。孩子刚丢的时候，因为县里印刷厂只能印黑白传单，而彩色照片更容易看得真切，他们就找到照相馆把三个孩子的照片翻拍洗印，一张寻人启事的成本高达2.3元，最初仅仅5000张寻人启事就花了上万元。

　　人海茫茫，找孩子如同大海捞针。对于世代为农的他们来说，怎么找、去哪里找一直困扰着他们。只要有一点点线索，他们都会连夜出发，总担心哪里没有跑到，而娃恰好就在那里。久而久之，与其说是去找孩子，倒不如说是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

　　迷茫 向北走还是向南走？

　　餐馆老板执意免了姐弟俩的面钱。老板说，他也有一儿一女，真不能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残忍的人，这些歹人他们就没有娃娃？难道他们就不是从娃娃长大的吗？“坐在家里心里就跟猫抓一样，可每次一旦出了家门，到底该向北上还是朝南下？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李玉艳说。

　　以前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李玉艳、李玉会姐妹俩在一年时间里，几乎走遍了甘肃、内蒙和青海。坐汽车从永乡到县城的车费是2元，从洛川县城到洛川火车站又得7元，再从洛川火车站坐火车到西安只要19元，而坐长途汽车的花费却要在60元。能省的时候宁愿挨饿受罪，可真要赶得紧的时候，，包着车出去找孩子也是常有的事情。

　　冯社宏是3个家庭中见世面最多的人，他专门准备了一个背包，里面装了两张派出所开的介绍信、一本地图和一沓彩色寻子启事，背了立即就可以外出。

　　2007年6月间媒体报道了洪洞黑砖窑事件。冯社宏看了报道后，当即就借了妹夫的车、拉上毛蛋爸爸刘永宏连夜直奔山西洪洞。当时洪洞的风声已经很紧，砖窑虽然进去了，但没有见到几个窑工，更别提找到孩子了。两个陕北汉子白天像没有头的苍蝇到处乱撞，到了晚上就睡在车里，运城、永济能去的砖窑都找了，也没有结果。

　　慢慢的他们有了一些经验，也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每到一地，他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当地小学。

　　甘肃和青海的学校都很配合，只要找到校长出示了派出所开具的证明，基本都会被允许去二年级和五年级辨认，甚至有学校把一年内转学来的所有学生集中起来。可李玉艳、李玉会最受不了这个时候，看着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脸，就由不得想起自己的儿子，想着看着眼睛就模糊了。

　　在河南、安徽农村寻找孩子的难度就大了许多，那里的房子原本就是独院高墙，而且和村民搭话时对方都是用警惕的眼光打量他们，甚至有一次在安徽的一个村子被人跟着一直出了村。

　　在四处奔波的途中他们遇到不少好心人。去年10月，李玉艳和弟弟去西宁市，住店时跟老板娘一番讨价还价。此后近二十天时间里只见这一对男女早出晚归，而且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到了结账时老板娘忍不住问他们在干什么，李玉艳这才把找孩子的事情讲了出来，这些天姐弟俩把这个城市的37所小学挨个找了36所。

　　老板娘听着听着就流了眼泪，死活都不收他们的住宿费。还有一次在甘肃天水，李玉艳和弟弟在路边餐馆吃面，等下面的工夫，弟弟赶紧在外面的电线杆贴了张寻人启事，餐馆老板看到后执意免了姐弟俩的面钱。老板说，他也有一儿一女，真不能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残忍的人，这些歹人他们就没有娃娃？难道他们就不是从娃娃长大的吗？

　　气愤 有骗子趁火打劫

　　刘坤的父亲最担心儿子被坏人教唆偷窃或者乞讨，每当他看到城市里沿街乞讨的孩子时，他都会忍不住想起他已经6岁的儿子胖胖。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可能。2007年9月，南京人李莫隆根据网友提供的信息，在成都街头的乞讨者怀里找回了失踪10个月的4岁儿子

　　去年正月十五还没有过，一个大荔县人在洛川打来电话说知道娃娃下落，他也丢过娃,知道大人丢娃的心情。于是冯社宏出面陪同大荔男子去了公安局，该男子当着公安人员的面说，孩子在韩城，他一定可以帮着找到。于是四名刑警一辆车，刘坤的父亲刘小文和冯茜的大舅另外租了一辆车带着大荔男子连夜赶往韩城。

　　冯社宏和刘永宏守在家里也没有闲着，他俩四处张罗着筹集款项，打算着真要有娃的下落，哪怕借高利贷也要先把儿子接回来。

　　两天过去了，大荔男子一直拐弯抹角让随行的公安起了疑心，第三天被反复追问下，大荔男子提出只带家属到一个韩城当地人家，可在那里依旧见不着孩子。后来跟随的公安人员进去了解情况，在听了丢失孩子的事情后，韩城人这才良心发现，悄悄告诉他们说，那个男子是个骗子，根本就不知道孩子下落。公安再回过头来一调查，这家伙原来是一个刚刚刑满释放人员，此时身上只有2.2元钱……

　　2007年12月中旬，一男子给刘小文打来电话，说孩子就在延安，要求刘小文兑现寻人启事里的三万元承诺后，去延安人民医院门口接人。刘小文提出要听到孩子的声音，对方果然有一个孩子怯怯的声音说：“爸，我是胖胖，他们打我哩……”刘小文激动万分，也顾不得仔细分辨，赶紧把情况转告给了另外两家。

　　在西安的冯社宏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提出让孩子说话时，对方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却是：“爸，我是冯Qian……”这下子对方露出了马脚，因为儿子名字里的“茜”是个多音字，在儿子的名字里是发“Xi”音。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想放弃，在从西安赶往延安的途中报警，经过警方技术跟踪，最终确认那是从福建泉州打出的电话。刘坤的父亲最担心儿子被坏人教唆偷窃或者乞讨，每当他看到城市里沿街乞讨的孩子时，他都会忍不住想起他已经6岁的儿子胖胖。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可能。2007年9月，南京的李莫隆根据网友提供的信息，在成都街头的乞讨者怀里找回了失踪10个月的4岁儿子，后来李莫隆才知道，该男子每次上街乞讨前，都给孩子吃了迷药。

家长呼吁国家出台政策帮助寻子

　　一个令人羡慕的特例

　　“县上刑警队真的很负责，只要我们去找他们都很帮忙……”李玉艳说，只要外地破获了拐卖儿童的案子，洛川的警察都会主动前往查找线索。

　　当地派出所民警坦言：“基层派出所警力都很紧张

，除非有了很明确的线索，不可能有过多的警力去展开大规模的寻人工作。
接到报案，一般我们只会将发现的失踪人员，与已登记人员进行信息比对，如果没有进一步线索，也只能先放下。”

　　但是孩子下落的线索哪里来？对于大多数丢失孩子的家庭来说，除了刊播张贴人启事或者自己四处寻找，他们似乎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2007年底发生在河南的一则新闻让洛川永乡乡的三户人感到很是羡慕。

　　2007年5月19日到12月8日，河南省淅川县城半径不到5公里范围内，先后有8名小孩在家门口神秘失踪。因没有任何迹象证明这些孩子是被绑架、拐卖，不具备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因此，公安机关对这8名儿童丢失事件均没立案。

　　媒体报道后的当年12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河南省主要领导过问此案。河南省公安厅迅速抽调网警总队、技侦总队专家，对案件的状况进行专业性分析，并采用最先进的DNA比对技术，力求快速突破。办案期间，300民警8天8夜不眠不休，抓获15名涉案人员，除8名淅川县失踪儿童外，另1名西峡县失踪儿童也同时获救。

　　8天8夜，久而不决的9起拐卖儿童案件全部侦破不可谓不迅速。但毕竟总理不可能过问每一起案件，毕竟河南找回的9名失踪儿童只是全国失踪儿童总数的万分之一不到。

　　个体力量的单薄和无奈

　　“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失踪人口的寻找，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架构，类似于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这样的东西还没有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

　　已有专家提出，解决人口失踪问题，应设立一个专门的公共事务部门。这个部门更应该具备的是社会服务性质，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

　　如果仅仅只靠家长个体的力量面对茫茫人海，几乎只有一个结果——找到孩子是万幸，找不到孩子是必然。

　　在中国民间，由失踪孩子的家长自发成立了一个个寻子联盟，但由于参与者本身都已是身心疲惫，所谓的联盟也仅仅是通通信息。在这个群体里，加入成员最多的莫过于“全国寻子联盟”。这是由湖南60岁的戴子初发起建立，戴子初介绍说，参加者已超过1000个家庭，分布在全国18个省份。

　　2004年3月，戴子初的孙子特特走失。在随后的近4年里，他花费了70多万元却没有结果。“如果把全国失踪儿童家庭联合起来，大家互通信息，可能容易找到孩子。”戴子初最初是这么想，但结果并不那么理想，到如今通过这个联盟找到孩子的案例大约只有十个，他的孙子特特至今下落不明。

　　互联网无疑是一个利用潜力巨大的平台，倘若在网上搜索引擎用“寻人网”搜索，居然约有651,000项查询结果，其中的网站大大小小至少也有上千个之多。但是，即使是稍有名气的免费公益性质的“宝贝回家网”，其中发布寻找孩子的信息也不到700条，该网站的职员也坦言，目前与其他网站基本没有共享信息。

　　中国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说，现在寻人网站太多，良莠不齐，有的规模太小，点击率低，难以形成有效的寻人力量。并且，网站大多各自为战，彼此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系，难以形成合力。

　　民间的力量毕竟是薄弱的，那么谁来整合这些民间的力量？这个问题目前困扰着许多丢失孩子的家庭。

　　信息不对称导致寻子困难

　　西安市流浪儿童管理中心成立于2007年8月，今年春节期间尚有15名6~16岁的流浪儿童在此滞留。可以想像这些孩子的家长也正心急如焚，但救助站能做的只能是短时间照顾这些孩子，无法为他们的回家提供更多帮助。

　　据该中心主任孙小兵介绍，这些孩子不少人知道家庭地址，但由于各种原因不想回家。比如一个6岁小女孩自称孙婷，家住宝鸡，已经在外流浪了一年多，即使面对记者，她还是说不想爸爸妈妈、不愿回家。

　　2007年12月12日，本报刊登了一组在西安救助站拍摄的照片，十天之内便有五个照片中的流浪儿童被家人辨认并顺利回家。救助管理人员说，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大量失踪儿童不能与家人相认。

　　假设西安流浪儿童管理中心这种情况带有一定普遍性，那么仅在全国各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的救助中心滞留的儿童就可能有上千名，帮助这些孩子回家或许并不难，只需把他们的照片等信息定期汇总发布即可。但由于这项工作目前没有大规模推广，其中的大多数孩子仍只能继续流浪，而他们的父母也只能继续盲目寻找。

　　孩子不仅是父母的宝贝，还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国家有义务和责任对其提供保护和帮助。采访中，许多家长都表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早日出台这方面的政策措施。

寻找三个孩子的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en2XCaLsAk/

警察是干什么的呀？我国的法律是应该修改啦，加大拐卖儿童的刑罚吧！可怜可怜为人父母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