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者，他们的明天在哪里？

在嘉兴城市的角落里，有这样一群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人，他们各有各的不幸——有的遭受意外变故，有的身有残疾，有的精神失常……市救助管理站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不幸的人而设立的。
　　坐落在南湖区大桥镇十八里桥的市救助管理站，11名工作人员全年365天24小时运转，每天都会碰到不同的求助者，有老人、儿童、智障者以及打工或寻亲遇意外者。救助人员对他们嘘寒问暖，安排食宿，积极与其亲友或所在地政府联系，购买车票助其返乡，甚至派专人护送。
　　然而让他们感到无奈的是，虽然几经努力，但仍有一些求助者无家可归，其中还有一些是未成年人。救助管理到底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如何破解？春节前和春节期间，记者开展了实地调查采访。
　　救助管理站奈何成了“全包”站
　　年过六旬的老冯，体弱多病。去年5月，他因无家可归被送到市救助管理站，一住就是大半年。
　　“他老家是湖州的，但户口多年前就被注销了。”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介绍说，按照相关规定，这样的求助者是不符合接收条件的，但最后因找不到他的家，只好住在这里。为了给他治疗，市救助管理站花去了一大笔医药费。
　　事实上，对于市救助管理站而言，类似的求助者有时让他们措手不及。
　　由于当前法律上还存在空白，人员身份的甄别缺少有力的手段，使得救助管理屡遭识别身份难、鉴别难、管理难等各种尴尬。最近几年来，市救助管理站时常碰到一些青壮年来求助，理由是找不到工作或是钱物丢失等。根据经验判断，这些人不乏专门骗取救助而在全国流窜“跑站”的人员，很多人甚至专门到救助管理站骗火车票然后倒卖。
　　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费世伟告诉记者，作为救助机构，救助管理站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可以拒绝救助，但如何甄别他们的身份呢？这就要考验救助人员的眼力了。“我们只能够凭借工作经验和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查询等手段来进行判断。”费世伟说，当前全国各级救助管理站都有这样类似的“命题”需要破解。
　　然而，麻烦和尴尬远不止这些。
　　“一些体弱多病的老人、久病不愈被遗弃的小孩，甚至一些因醉酒无法识别身份的人，也会被送到我们这里……”费世伟坦言，一些部门、社会公众、救助对象对国家的救助政策不尽了解，甚至存在误解，以为只要有困难的都可以到救助管理站求助，都可以得到救助管理站的救助。一些热心人士甚至把无人照料的危重病人也送到救助管理站，使得救助管理站成了“全包”站，吃饭、穿衣、生病等都得管。
管理不能够承受之重
　　“基层救助管理站太难了。”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叶加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连连感叹。
　　统计显示，到目前为止，市救助管理站暂居者有30多人，包括4名未成年人，其中最短的有半年，最长的有5年之久。从年龄上看，最大的有71岁，最小的只有十来岁。“这些无家可归者，基本上都是残疾人、智障者、危重病人。”叶加林说。
　　为了帮助这些求助者找到自己的家，市救助管理站想尽了办法——与公安部门联动，查询求助者信息；从求助者的穿着等方面寻找“蛛丝马迹”；从求助者口音判断他们的户口所在地；在电视上发布寻人信息……用叶加林的话来说：“我们各种招数都用了。”
　　前不久，市救助管理站通过口音判断，帮助求助者俞某联系到他的老乡，终于联系到了他的家属。该站工作人员介绍说，通过努力，他们平均每年能为十多名暂居时间较长的求助者找到家。
　　但对于当前暂居的30多名无家可归者，则没有那么幸运。
　　今年40多岁的老吴，在市救助管理站“扎根”已有5年多。记者见到他时，他站在一旁呆呆地笑，当记者追问他的年龄等信息时，他就躲得老远，好不容易“逮”到他也是一问三不知。“你说说，我们怎么帮他找到家？”费世伟说，在这30多人中，一些残障人员、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其家人往往不愿意领回。有时，救助管理站千里迢迢把人送回去了，当地民政部门和救助对象的家人都不愿接收。
　　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说，由于救助管理站设施齐全，又没有提供救助的时间限制，不少接受救助的人不愿回家，长期赖在救助站，“我们的经费靠政府拨款，必须筹划使用，但有病的求助人员却令我们一次次陷入医药费短缺之中。这使得我们的救助资金非常拮据，救助范围也被无限扩大化了。”面对这些情况，市救助管理站颇为无奈。统计显示，去年该站的医药费用支出就超100万元，而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其他支出也“水涨船高”。
　　“长此以往，我们真的有点吃不消了。”费世伟介绍说，目前30多名无家可归者，就有20多人在医院治疗。他告诉记者，目前市区仅有市救助管理站一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专属单位，面对职业乞讨者流动性强、救助对象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者较多的情况，仅靠站里现有的有限资源，要完成全天24小时救助管理、日常接待、看护救治人员、资助购票、送站、护送返乡等任务，压力相当大
　他们的明天在哪里？
　　各种年龄、特征的无家可归者长期“扎根”在市救助管理站，除了经费等问题外，平时管理也碰到了诸多实际问题。
　　记者注意到，虽然市救助管理站硬件条件已改善不少，但总体来说依然显得较为单一，活动空间也十分有限。
　　“管理他们真的很难。”费世伟说，一旦看管不严就有可能出大事。去年9月的同一天，救助管理站一名男子撞墙，满地是血，一名女子则割腕自杀……工作人员赶紧报警，送到医院抢救，一天下来大家累得散了架。叶加林说，对于救助管理站而言，每天24小时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们有什么意外。
　　但对于市救助管理站而言，他们更担心的是求助者的明天，是他们的未来，尤其是未成年的孩子。
　　15岁的小君是4名未成年人中最早暂居在救助管理站的，时间已有5年之久。“你几岁了？”“3岁。”“你属什么的？”“我属鸭子。”记者试图和他交流，但他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让人心里十分难受。工作人员站在一旁，表情肃然，并不时叹气：“我们找了5年，就是找不到他的家。”
　　12岁的阿俊身体基本健康，如今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工作人员一直努力做工作，让他说出家里的地址等相关情况，但他死活不说。“他不愿意回家，回家害怕挨打。”工作人员说，阿俊比较懂事，如果不去读书，太可惜了。
　　“这些无家可归的求助者尤其是孩子，他们的明天真是输不起。”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说。记者注意到，救助管理站门口还挂有另外一个牌子——嘉兴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不过，用该负责人的话说：“人还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挂了个牌子而已，没编制、没人员、没经费。”
　　“他们的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叶加林说，平时只有靠志愿者、义工等社会人员进行不定期的辅导，但对于他们的成长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
　　嘉兴学院孔国保教授认为，要想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该投入资金，解决人员、经费等现实难题，多管齐下，加强对求助者的管理。对于那些无人赡养的重病患者，尤其是精神病患者，要强制他们接受治疗并加以安置；而对于那些流浪儿童或青少年，则要通过建立社会助学等途径，向他们传授文化知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他们培养成能自食其力的社会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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