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人口真相调查

失踪人口真相调查

(2006-04-26 09:39:54)
【周末报报道】■本报记者　周益　实习生　刘扬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据报道，近两年来，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首次跨越2亿人次大关，并以每年新增1000万人次的速度增加。一方面交通便利、流动人口增加导致丢失人口增加；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生活紧张，工作学习竞争压力增大，导致离家离校出走人员增多，再加上老人、小孩的走失迷失，不法分子拐卖妇女儿童，黑心老板非法雇工，中国的寻人家庭越来越多。 最近，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失踪现象在我国悄然出现，以前失踪的是老弱病残以及儿童，而现在失踪的却多是青壮年。 李先国寻儿记 4月22日，李先国在接受周末报记者采访时声音有气无力。 三年来，李先国为了寻找失踪的儿子，每天都在焦躁不安中度过。每天最大的事就是守在电话机边上等好心人给他有关儿子的消息，另外再把求救信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我要改得准确一点，简短一点，不要给看信的人带来麻烦。”李先国重复说着这句话。李先国是湖南浏阳市三口乡华湘村人，据村里人说，李先国是个老实人，有什么事都不会去麻烦别人。 据村民们介绍，李先国的儿子李友帅也是村里有名的老实坨子，生于1970年的他只有小学文化，成年后在家乡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直到2001年春节，在浏阳、平江一带推销洗衣粉的李友帅带了一个姓尹的女子回家来，并告诉家人他们俩在恋爱。李先国一直为儿子没对象而着急，这个春节让他和老伴心里乐开了花。李先国告诉记者，尹某是武汉市武昌区的下岗女工，比李友帅大两岁，结过一次婚并且有一个小孩。李先国说：“我儿子条件不是很好，能有人跟他结婚就不错啦。” 2001年6月4日，李友帅又一次带着尹某回到老家。两天后，他们携带9000多元现金去了武汉。同年8月，李友帅给家里打来电话，说他和尹某某在武汉市天姿美容发型学校速成班学习，准备结业后开一个美发店。 2002年春节刚过，李友帅给家里寄来一封信。信上说他开的美发店关了，他和尹某某已分手。 3月23日一大早，李友帅给村里一户有电话的人家打来电话，说自己与“集体”搞在一起，要接电话的人一定转告李先国去武汉接他回家。当接电话的人想多问一点情况时，李友帅说了句“中午12点打过来”就挂断了。 中午12点，李先国准时等在了电话机旁，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一直没能等来儿子的电话。从此以后就没了李友帅的半点音信。2003年6月，实在等不下去了的李先国只身去了武汉，找到尹某某，并向武汉市公安局报了案。5个月后，李先国再次赴武汉，恳请尹某某和家人提供李友帅的情况。“他们一时这样说，一时那样说，反把我弄得糊里糊涂了。”李先国说。 寻儿心切的李先国这次还是了解到了一些线索，他把这些及时报告给武汉市公安局。2005年6月25日，武汉市公安局九处给李先国来函称：“无名尸体未查到”。 “这证明李友帅并没有在武汉死亡。”李先国11年前通过考试取得了《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经常在农闲时为乡亲们提供一些法律服务。他始终认为李友帅从法律层面来理解是“属于活着的人”。 李先国夫妇俩开着一家小卖部，生活并不富裕，两次赴武汉已花了不少钱。现在，他已没能力再去武汉了。“家里没钱不说，那样大一个武汉市，找个人就像大海捞针呵！” 一个村10年5人失踪 如果说李友帅的失踪还有迹可循，那同村李庄建的失踪就有些离谱了。 李庄建1958年出生，比李友帅大12岁。两岁时，李庄建过继给无儿无女的远房叔叔做儿子。不到10岁，远房叔叔、婶婶相继离世，他靠亲生父母和两个哥哥接济过日子。 1977年，李庄建参军进了部队，三年后退伍回到了老家。 “回来后，他的身体和心情都蛮好的。”李庄建的二哥李尤争说。1982年李庄建盖了新房，“四大间房子，在当时的农村来说还不多。” 据李尤争介绍，李庄建是在1983年春消失的。当时，李庄建的邻居跑来告诉他，已经好几天没看见李庄建的身影了。“我们吓了一跳，赶紧去了庄建家。推开紧锁的大门一看，除了桌子上放了一朵纸做的小白花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动。” 李尤争还告诉记者，大约在1995年，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从湖南永州寄来的信。信是以李庄建的口气写的，说自己在永州某机械厂工作，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信上还说他很想回浏阳老家，要两个哥哥汇500元钱给他作回家的路费。李尤争将信将疑地去了一封信，说要钱可以，但必须看到李庄建一家人的照片。不久，收到了一封回信，李尤争拆开信一看，果真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的合影，但就是没见着李庄建。 唐运伟也是华湘村人。1997年7月，20岁的唐运伟职高毕业。自幼没做过农活的他回到家一天到晚闷闷不乐。“他不想呆在农村里，一心只想赚大钱。”唐运伟的家人说。 唐运伟的母亲告诉记者，小唐在家里几乎什么事情也不做。2000年初，唐家花了4万多元盖了一栋二层楼房，小唐热衷于把新房的房产证拿去贷款，要用贷款的钱去做生意。 他的想法遭到了家里人的强烈反对。2001年农历十一月初八中午，小唐的父亲唐承章从田里干完活回到家，没看见唐运伟。此前，唐运伟曾到浙江做过铝材的推销，唐承章以为他是负气出走，几天就会回，并未在意。不料，几天后邻居的话着实让唐家紧张起来，邻居说，唐运伟其实早就想走了，他走前曾在村里放过话，说下次出去“有钱就回”。 钟方富的失踪更是毫无征兆。1999年11月13日，此前没出过远门的邱彩霞由村里人陪着到安徽一家花炮厂看望打工的丈夫和儿子。丈夫告诉邱彩霞，25岁的儿子钟方富脾气暴躁，和许多人相处不好。夫妻俩一合计，决定邱彩霞将钟方富带回浏阳老家。 当天晚上，丈夫把邱彩霞母子俩送到安庆市船码头，上了去江西省九江市的客轮。14日凌晨3时多，睡在船舱上铺的钟方富去上厕所，警惕的邱彩霞也起床尾随着儿子。她站在厕所门外等儿子上完厕所，母子俩重新回到船舱的铺位上睡下。4时整，当邱彩霞打个盹醒来，儿子居然不见了！ 焦急的邱彩霞马上四处寻找，客轮上的寻人广播也破例在深夜把乘客吵醒。可是，九江港已经到了。邱彩霞在别人的搀扶下上了岸，望着重新起锚远去的客轮，她一头栽在地上晕了过去…… 华湘村还有一人失踪，此人是1973年出生的李年生。 李年生有六兄弟，他排行老五。1998年，做理发生意的李年生经人介绍与当地一女子订了婚并迅速同居。可两人同居后就一直吵吵闹闹。1999年的一天，李年生跟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 4月22日，李年生的三哥李胡生高兴地告诉记者：去年除夕下午，年生从海南打电话回来了。 “年生说他在海南承包工程，生意还做得蛮大。”李胡生说，在电话里李年生还说自己成了家，并说今年3月份一定回浏阳。但奇怪的是，没过几天，先前那人又打来电话，说事情多，3月份回不来。“以后就再也没了联系。” 去年7月份以来，报刊投递员李友福利用走村串户的机会，对三口乡失踪人员作了一次简单的调查。据他说，除华湘村有五人失踪外，在三口乡的六个村和一个居委会中，还有东盈村的吴习骄和其他三个村的两男两女失踪，而且失踪的时间大多在八九年以上。 李友福告诉记者，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失踪现象在农村出现，而且，新的失踪人数上升很快。 薄弱的寻人力量 公安机关有关方面称，居民遇有家人失踪的，应在失踪三日后到居住地或失踪地派出所报案，未满14周岁、60周岁以上、智障人士及失踪人有被害可能的，应在失踪24小时后报案，以便及时查找和破案。报案人要注意区分正常外出与失踪的区别，确实失踪需到派出所报案的，须提供失踪人员的血型、体貌特征、通讯工具、照片、身份证复印件及失踪前的情况、报案人的联系方式等。 但记者调查发现，华湘村五户失踪人家中，除李先国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并积极寻找外，其他四户既没有报案也基本上不去主动寻找。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拿出亲人的照片暗自伤心。 李先国告诉记者，因为在农村，很多资料那些人家都提供不出来，所以到公安机关报案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麻烦。同时，那些人家看到李先国准备材料那么充分，都找不到儿子，对报案也信心不足。 李先国告诉记者，三年多来，他为寻找失踪的儿子向各相关部门发出了40多封求救信，但无一回应。他希望通过记者了解是否有民间力量可助他一臂之力。 在中华寻人网主管戴颖磊看来，湖南省浏阳市三口乡华湘村的青壮年失踪事件并不孤立，他主持经营中华寻人网两年多来，已经受理了数十例失踪人口的搜寻工作，其中不乏青壮年。 戴颖磊接触的失踪案件主要分为5类：离家出走、被拐卖、失散、孤儿寻亲以及迷路。“如果光从成功率考虑，我宁可受理年纪小一点的寻人请求。”戴颖磊对记者说，“因为寻找儿童的成功率最高，光我们网站就达到了80％。” 对于青壮年的失踪，戴颖磊坦言寻找起来相当困难，但如果那些人会使用网络的话，相对会容易一些，他告诉记者，这些都是沾网络的光，现在很多青年都喜欢上网，即使跟家人走失了，他们也有可能去附近的网吧玩，而像他们用的QQ、MSN等聊天工具就成为我们寻找他们的最好线索。 目前戴颖磊的网站已经组织到近1000人的志愿者，每当他受理一个寻人申请，他就会帮这个失踪的人建立一个档案，发给那些志愿者。 2005年初，戴颖磊接到一个来自河北的中年妇女的电话。 “你好……”“你好。”“你们是不是骗子啊？”戴颖磊当时气得差点挂电话。那个中年妇女接下来又反复跟他道歉，好一会儿才说清楚了她的目的：找儿子。 三个月前，这个中年妇女20岁的儿子小乐连个口信都没留下就离家出走。第一个月，她请假出去找，没有找到。到了第三个月，她索性辞了工作，在一切小乐有可能出现的地方贴寻人启事。戴颖磊的电话是她亲戚在网上看到的，于是抱了试试看的心态打了一下，但因为太紧张了，上来就问他是不是骗子。 “因为她儿子已经20岁了，我估计他会上网，于是叫那中年妇女找了几个小乐用的QQ号码。”戴颖磊说，“第二天，她儿子的基本资料已经全部传给了那些志愿者。” 一个礼拜后，四川成都的一个志愿者告诉戴颖磊说找到那小乐了。那个志愿者拿到号码后，三四天都24小时守候在电脑边上。一天中午，小乐的一个QQ号登录上线了，那个志愿者迅速查到该QQ号所处的IP地址就在成都。随后几天，小乐另外几个号码也相继登录，IP地址都显示在成都。于是他断定小乐肯定在成都，而且网吧地址也被锁定。那个志愿者很快找到了小乐，并把他接回自己家，然后再跟戴颖磊联系。最后家长送来了2000块钱表示感谢，戴颖磊只收了100块作为网络维护费。“我当时其实希望那位志愿者把钱收下的，因为他出力最多，可是他连一分钱都没收，这让我很感动。”戴颖磊说，“经过这件事我才知道，那个志愿者的哥哥也是失踪人员，到现在都没找到。” 戴颖磊开始的遭遇被同为开设寻人网站的小刘同情。据小刘介绍，他开设的中国联合寻人网成立于2003年夏天，已经受理业务100多人，找到30多人，成功率三分之一。小刘叹了口气说：“其实我们这样的寻人规模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失踪人口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小刘还告诉记者，制作这样一个网站并不困难，“申请一个空间，贴一些照片文字上去就有模有样了”。“关键是能不能在接到业务后，用心去找。”小刘说，“其实很多这样的网站都有点赶时髦的味道，挣一些点击率，收取小额的费用，但内容很长时间都不更新。会被人误解为骗子也是情理之中啦。” 专家认为亟待户籍改革 中国户籍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农村青壮年失踪问题牵涉的面实在太大了。据胡教授分析，有的是因为到外地打工一时没有跟家里联系，有的是被非法传销组织控制，暂时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也有人在外进行犯罪活动后，为了逃避处罚而故意消失，以及被司法判刑后无法与家人联系等等。 胡星斗告诉记者，青壮年与被拐卖儿童不一样，他们有比较成熟的判断能力和辨别是非能力，不容易轻易被人拐跑，除非是追随诱人的利益。所以就有人会因此被非法传销组织控制。同时，农村出现青壮年失踪也跟农村相对落后的通讯系统有关，有的地方电话不普及或者那些青壮年出走时家乡电话还未铺设，所以等他们落脚后却找不到与家人联系的方式。当然，一些青壮年在触犯法律后会故意隐瞒自己的家乡或者隐瞒家庭联系方式，使得司法机关无法与其户籍所在地取得联系，这也是实际存在的情况。 针对这样的情况，胡教授认为中国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迫在眉睫。胡教授指出，户籍管理是世界各国最根本的社会管理制度，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其实并不少，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户籍管理制度。有些国家的户籍管理叫“民事登记”、“人事登记”或“生命登记”。虽然叫法不一，但基本上与我国的户籍管理相似，只是在管理的手段上有所不同。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是由于在户籍制度上附加了各种各样过多的行政的、经济的、福利的管理行为，人为地制造了各种差异和不公平。胡教授告诉记者，其实公安部有消息表示中国将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特别要从严格户口登记、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加快户籍管理立法、加快人口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建设等5个方面着手。胡教授认为，那些青壮年只是因为没有被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所覆盖，才和以前的生活环境失去联系的，所以家人才因为他们的“失踪”而忧心忡忡。

-------- 发布日期：[2006-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