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逼残疾者行乞，我们共同的尴尬

鄢烈山

　　行乞的，并非都是可怜人。比如，出于宗教信仰“吃百家饭”的托钵僧，执着于个人偏好的流浪汉或街头艺术家，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自愿的选择。还有一种人，他们是在向社会行乞——有工作不愿做，宁肯靠救济金过日子。

　　无论如何，伸手向人乞求总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是一种有损尊严，可能被人瞧不起的尴尬事。所谓“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说的就是乞求者的心理难堪。

　　在网上看到《华西都市报》的一篇报道《家住马鞍东路的一残疾男子长期尴尬行乞令人同情》。记者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及对当事人的评判，这一点从主标题到文内小标题表现得很明显:“身体残疾被父逼迫乞讨15年”；“月入千元，父亲仍逼儿子讨钱”；“善良母亲，帮儿子保存辛苦钱”；“老父说法，逼儿乞讨是为他好？”而50多条网友留言，则多数并不认同对父亲的指责，各种观点应当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这样的事件本来就令人百感交集，也不是可以简单地判别是非的。

　　网友最明确谴责的是33岁的残疾人张志的妻子。因为他右臂上3个骇人的烫伤圆洞，据邻居称，是他老婆为了让人看着可怜而烫的。可是，他老婆又是什么样的人，她为何肯“下嫁”给张志？关键是，他们为什么要使这种苦肉计呢？显然，他们认为张志作为残疾人乞讨还不足以获得人们的怜惜，还要加一点“料”。他们的这种社会认知难道毫无来由吗？换句话说，我们大家与张志的烫伤毫无干系吗？

　　记者称张志的母亲善良，有网友斥她虚伪。对儿子的“善良”本是母性的表现；让他随父过活、自己再婚，想必也有外人不知的理由和苦衷，斥她虚伪显系“以(尖)刻为明(察)”，未免言重了。须知，张志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那时他还没伤残，而女人拖儿带女再婚一直比男人困难，而一旦再婚，就有新的家事，往往力不从心。

　　记者是不赞成其父逼张志乞讨的，因为他“月入千元”，完全可以养活儿子；张志对“老头子每个月有退休工资，却喊我出来要钱”颇为不满。有网友体察79岁的父亲是为儿子好，逼他“自立”，以便自己辞世后他能生存下去。这种说法是善意的，有道理。其父可能没有读过《古文观止》，也不大会知道毛泽东的劝告，更不大可能从国策故事《触龙说赵太后》里吸取为子女计长远的思想；但这点生存智慧老百姓凭本能就会懂得。

　　也有网友对其父诛心说:“如果真心爱自已的儿子，为什么小时候摔伤时不去帮他治好，却让他成为残疾？多少残疾人还不照样可以学一门手艺吗？这个父亲退休金有这么多，为什么不用钱给可怜的儿子开一间小店或是学一门技术？这父亲是在惩罚儿子拖累了他。所以让他出外乞讨受尽痛苦，……这个父亲根本就视他为累赘”。要父母对子女的爱都足秤足两到无私忘我的程度，是很不切实际地把父爱理想化之后的苛求。视残疾子女为累赘的父母肯定有，极端自私的父母且不论，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人性是很容易被扭曲的。要张父以一个普通工人，靠一己之财治好儿子的伤残，要他给儿子开一间门面，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以责备其父的是，不论出于何种动机何种理由，他都无权更不该对张志拳打脚踢，“用马鞭抽”。

　　对于张志的挨打，街坊邻居是看不顺眼的，他们“七嘴八舌地向记者说着，但是碍于这是别人的家务事，他们也只是看在眼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有资格教训张志的邻居说，这根本不是家务事而是侵犯人权的家庭暴力，你们不能熟视无睹，你们应该报警吗？我们身边发生的类似的事情稀罕吗？我们是怎样作为的？你认为报官后有关“公仆”会是什么态度？

　　读罢这则逼子行乞的报道，我感到的是我们社会共同的尴尬。这种尴尬不仅表现在社会福利和救济制度的缺失，也表现在社会心理和人权观念的不健全。其中既有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不到位的责任(相对而言，张志还是幸运的，社会曾为他安排过一份工作，而在“万元户”还很少的1991年，月薪62元的收入并不算很低)，也有民间文化传统的羁绊。

　　根本改变残疾人及我们大家的生存状况，要比在大都市里修几条供显摆的“盲(人行路)道”艰难得多，可能比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要经历更长的时间，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必须从现在起，从关心一个个活生生的公民的具体命运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