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管理路在何方?

2008/08/07 08:03:15　来源:南方网　作者:杨涛 见习记者 蔡宝春 曹琴 实习生 璩文双 王广勋　
“救助人群来而复去，真正能送返家乡的，不到2%.”
———深圳市救助站副站长遵石
“上个月大约接送了1200人，这还只是福田和罗湖的人数。”
———城管执法监察支队队长曾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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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失的陈永强找到了。事件虽小，但发人深省。在此之前，政府和民众其实都已感受到目前的救助制度日渐凸显的新问题：流浪人群如何管理？现行的管理体制存在怎样的问题和困境？
昨日，本报记者走访了流浪者、城管执法队以及深圳市救助管理站，试图理清当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现状的大致图景。
昨日下午4时多，布吉公园附近某商场门前屋檐下，30多岁的周先生坐在地上，身后是两个装有塑料瓶等物的蛇皮袋，旁边竖着一根约1米多长的木棍。
周先生称，自己7、8年前从老家湖南来到深圳，之前一直在工地打工。由于受骗，几个月前开始在深圳街头流浪。每天就靠在外面捡垃圾为生，晚上则露宿公园、天桥底或是商场门口的屋檐下。
“救助站都是骗人的吧？”他说，虽然如今流浪街头，他却从没想过去救助站，但对于救助站是怎么骗人的，他却说不上来。“反正起不了啥帮助作用，还丢人。”他在湖南老家还有两个小孩，如果去了救助站，家人就会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多年前，他曾因没有暂住证被关在收容所4个月，在他看来，现在的救助站，就是以前的收容所换了个新名字。
救助人群甄别困难
2003年6月18日，收容遣送条例废止，同年8月1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细则出台。五年来，从收容到救助，对于流浪乞讨人员而言，他们所受的待遇有了明显改观。与此同时，问题也纷至沓来。
救助管理工作到底成效如何？面临怎样的困境？做了8年救助工作的深圳市救助站副站长肖遵石首先表示，收容遣送制度废除，首先是国家在尊重人权方面的改善，值得肯定。新的人性化的救助管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形象。同时，救助管理站作为临时的救助机构，成为解决群众临时困难的有效环节，也对社会矛盾有一定程度的缓冲作用。
对于目前救助制度中面临的问题，肖遵石也不回避。
首先对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甄别困难。肖遵石表示，在民政部的救助细则中，对救助人员有明确界定，要求是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不包括找不着工作的年轻人。但现在，这部分人员成为他们救助的常见人群。
肖遵石说，本来不该对他们提供救助。但救助站出于人道考虑，对生活确实有困难的人还是提供临时过渡性质的救助。有些人声称被盗被抢，他们无法一一核实。只能先提供临时救助。
重病患者人满为患
肖遵石称，其次，令他们头疼的是一些重病人群。
“现在在康复医院还有16个。”肖遵石说，他们目前遇到身患各种疾病的求助者：肝癌、肺癌、肺结核以及艾滋病。严格来讲，患病求助者他们也不应该负责。“但我们不负责，他们躺在大街上，躺到我们门口，我们要不要救助？”肖遵石表示，现实工作永远不能用文件来界定，这些人群，他们大部分都要照收不误。
按政策，病人要转送医院。“但医院接收能力也有限。”他说，康宁医院因为接收病人过多但床位有限，最终表示对社会无暴力行为的精神病流浪者，他们暂不接收。他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转送多家医院都不被接收的情况。“不是急症的，我们还是留下来。但本不属于救助站救助范围的这些人如果在救助站出现问题，救助站却需要负责。”肖遵石说。
真正送返者不到2%
“最根本的问题是当事人的自愿性问题。”肖遵石表示，这些年来，救助人群来而复去，真正能送返家乡的，不到2%.其他人又回到了深圳的人流中。因为他们感觉在深圳通过各种方式能够生存，甚至有的乞丐生活得很好。流浪人员增多，伴生的是频发的盗、抢等社会问题。“但我们不是强制机关，只能劝导，不能强制。”他说。
在肖遵石看来，国家政策如果支持，采取“民政为主、公安参与、护送返乡”的方式，或为将来的可行之路。否则，问题将会越积越多。
■执法者说
无权强制左右为难
深圳有很多辆流动救助车每天沿街巡查，碰到流浪乞讨人员就会劝导他们上车，将他们送往救助站。“平均每天大约有20多个投诉。”城管执法监察支队机动大队副队长余银龙说。这些投诉大多来自普通市民。
“上个月大约接送了1200人。”监察支队队长曾建金说。这还只是福田和罗湖的人数。连同协管队员在内只有100多人的城管执法队，任务量不小。在每天深夜12时之前，他们接到投诉都要立刻赶赴现场。
接人之后，他们将人送往救助站，如果有明显精神异常，则送往康宁医院。执法队面临的困局是大量市民投诉和没有强制权力之间的矛盾。曾建金介绍，被投诉的大多数流浪乞讨人员，都不愿意去救助站。“有的当面就跟队员讲，那里有美女么？让我去。”曾建金说，面对这种情况，队员们只能尽力劝导，但劝导不成，他们仍然无权强制对方去救助站。
但另一方面，市民投诉却越来越多，大部分市民是担心流浪人员对他们造成安全隐患，希望执法队将这些人带走。“有些人，我们送去救助站，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就又回到了原地。”曾建金说，市民又会再投诉，甚至投诉到他们的上级部门。认为他们在应付，实际情况是他们没有强制别人离开的权利。
“我们的队员辛苦是其次，对很多有各种疾病的人，他们冒很大的风险。”曾建金说，每天回来，队员和车辆都要反复消毒，因为不知道所接送的人员是否有传染病。“有的人好说歹说拉上车后，朝着队员就是一口痰，然后说：‘我有肺结核’。”为防止诬告，他们每次行动都带摄像机随时拍摄。
“这都是无奈之举。”曾建金说。
■流浪者说
生活无着去而复返
●地点：福田区南园路
●姓名：马先生，约50多岁，四川人。
他和一个中年女子在南园路一家药店门口一起乞讨。两人身着破旧粗衣，披黑色塑料袋，相对而言还算整洁。男子称他来自四川，家中无儿女，却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因身有残疾，一直在深圳乞讨为生，有七八年。多年来，他们一直露宿街头，在这一带流浪乞讨。“这里的执法部门也来抓过我们，把我们遣送原籍。”他说，具体年份记不清了。但因生活无着，他又跑了回来。
想找工作回归社会
●地点：南山区登良路
●姓名：王勇，32岁，重庆人。
“我做过坏事，刚从监狱出来。”他对记者直言不讳。
今年7月份，他在罗湖汽车站睡觉，被带到银湖救助站。“他们给我拍照，按手印后，就不管了。”王勇称自己当时没有得到吃住照顾，主动要求吃饭，对方都说没有。如此一共两次。
“两次我都从救助站走到南山。”王勇说。对他来说，唯一结束流浪的希望是能找到一份工作，而不是依靠救助站。
 
编辑：刘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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