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孙子被拐,奶奶老泪纵横
东莞寻子联盟
“拐卖儿童、妇女的犯罪活动近期在不少地方又重新抬头、发展蔓延。”2009年4月9日，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拐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张新枫在公安部会议上表示。 一场持续至今年年底的“打拐”专项行动将在全国范围展开。失子多年的家长，看到一丝曙光。
6天后，广东东莞——这个中国制造业名城的街头，出现一支队伍。他们在马路中央拉起横幅、海报，冲过往的路人大喊：1000万买回儿子！
海报上，有着“在派出所被拐”“在家门口强行抢走”等内容。两个小时后，游街队伍被防暴警察驱散。
“新莞人”的噩梦
郑春忠上午9点后赶到东莞市政府时，其他家长已聚在门前的草坪上，约40人。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互相叫不出名字。郑春忠只知道，穿格子衣服、声音嘶哑的女子是叶锐聪的妈妈，穿白色衬衣、表情颓废的中年男子是宋志辉的爸爸。他们是媒体曾报道过的东莞寻子联盟成员，因孩子在东莞失踪，走了到一起。
自全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在东莞的诞生，这里的企业如雨后春笋，在32个镇街迅猛发展。不到200万人的东莞，吸引了中国各地近900万的外来务工人员。33岁的郑春忠和其他家长一样，正是被称作新莞人中的一员，2002年，从福建莆田到东莞寮步，在塘边市场开早餐店。
但对富足生活的梦想被儿子的失踪打破了。2003年4月19日，郑春忠3岁大的儿子郑沙龙和邻家女孩到屋外玩，5分钟后，小女孩跑进屋，“哥哥被一个阿姨带去玩了。”凌晨3点不到就起床张罗生意的郑春忠一下子就懵了，塘边市场早前就丢过男孩子。
塘边市场紧靠莞樟路，是东莞三大交通要道之一。来往长途车辆一到高峰就会堵车，市场加上闲散的摊位有300多个，做生意者九成是新莞人，人员和治安复杂。“这类市场正是拐骗儿童的高危区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志伟说。他是北京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法律顾问，根据全国上千例求助信息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根据张的分析，这也是儿童被拐骗的新变化——前几年，被拐儿童输出地以云贵川等经济落后省份为主，最近几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被拐儿童输出地，相应从传统的偏远山区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蔓延。东莞的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外来人口聚集之地，往往是治安死角，父母为了生计无暇照顾孩子，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2007年，东莞警方披露的大朗镇“3?23”拐卖儿童案，被成功解救的8名儿童，就是在大朗镇的巷头村、长塘村等地被拐。
郑春忠两口子跑出去，果真再没看到儿子。邻居说，两个妇女，30多岁，说要带郑沙龙去买衣服，小孩不肯，她们就拿了两个泡泡糖给小孩，连哄带骗拐走。
从那时起的6年里，郑春忠踏上了漫长的寻子路。第一个星期，郑春忠发动30多个亲朋，分成6组，以东莞为中心，往西找到广州，往东找到惠州，往南找到深圳，莞穗深三地的大小汽车站、火车站都走遍了，1.5万份寻人启事贴出去，一条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
寻子无果的郑春忠，向福建老家当警察的初中同学求助。对方的建议是，单枪匹马不如联系同样丢孩子的家长，制造一些新闻，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这正是东莞民间寻子联盟诞生的背景，郑春忠成为发起人之一。彼时，国内还没有类似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这样的民间公益团体。
于是，郑春忠尝试搜集这样的信息——在贴寻人启事时，他会把寻子的电话抄下来，回家联系。联系第一个家长时，郑还被对方当作骗子。直到2003年7月，郑春忠通过这种方式已联系到寮步、黄江、大朗三个镇的寻子家长19人。寻子联盟第一次公开亮相，集体寻子的事迹被媒体广泛关注，7月底，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及部分香港媒体报道。 6年过去，东莞寻子联盟的名单上，已经从最初的19人，增加到179人，后面4个最新取得联系的寻子家长，来不及电脑打印，直接用圆珠笔加在了名单的末尾。郑春忠受访时反复强调，这一百余人的名单，只是他从2003年开始在民间搜集而来，范围仅涉及寮步周边石排、大朗、黄江、茶山、长安等几个镇街，樟木头、清溪、塘厦等大镇都没有，“(179人)只是32个镇街的极少部分，是冰山一角”。
郑春忠据此按常理推断，最近几年东莞失踪儿童的总和不会低于1000人，这正是此间媒体报道时引用的民间统计数据来源。郑春忠坦陈自己没有书面证据，而东莞警方此前受访时则表示，“目前有关部门仍无法统计具体数目，家长报的数目或有夸大”。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见到了这份东莞寻子联盟收集的失踪名单，发现179人的名单中，失踪地大部分登记在东莞境内，但也有至少50人的失踪地，在东莞以外的广州、深圳、惠州等地。
寻子联盟内部联系，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紧密，他们只在有线索时电话交流。2009年4月13日，郑看到一则新闻，4月9日，公安部部署全国范围“打拐”专项行动。这让寻子6年的郑春忠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
“现在全国‘打拐’，东莞一直没好的消息，我想去找市长表达诉求，希望能引起他的重视，督促警方加大侦查力度。”郑春忠拿起寻子联盟名单，跟片区的牵头人挨个打电话。
本来慢慢失去寻子信心的家长，大多数在电话里同意。但也有不愿去的，郑说，多年前失踪的小孩，家属坚持找到现在，有的已身心疲惫，还有的因妻离子散，已经离开东莞。
在名单上，去的打“√”，不去的划“×”。寻子联盟约定：4月15日，每月的市长接待日，上午10点，东莞市政府门口见。
诉求：“我们要见市长”
10点10分，在人群涌进市政府信访办被“请出来”后，郑春忠和邓惠东两人做代表，第二次进入信访办。这时，门外情绪激动的家长，从塑料袋里掏出备好的寻人启事。
寻子联盟准备了两幅3米宽的巨型寻人海报，这是邓惠东想的主意，她搜集失踪儿童的相片，然后找到寮步镇一家小型广告公司，以160元/张的价格悄悄制作了5幅，每幅上面印有49张作为“实证”的照片，题头则是“东莞所有失踪家长倾家荡产 变卖家产 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加粗字。
4月17日，在寮步镇上底东冲新村5巷4号的家中，声音嘶哑的邓惠东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讲，“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没有哪一个家长能拿出1000万，但如果有必要，每个失子家长可以凑份子，一人1万，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万。
在东莞寻子联盟一些家长看来，邓惠东是一个“勇敢”的人，尽管不过30岁出头，但她寻子的决心和毅力却是常人所不及，当然，这也与她是东莞本地人的背景有关。
2001年，邓从东莞一江之隔的博罗县嫁到寮步上底叶家，次年，大女儿出生。叶家两代单传，都盼着要儿子。2007年正月十一，叶锐聪来到人间，这可乐坏了一家老小，光是起名就花了400块钱。
孩子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父母用煤气炉熬粥喂他，爷爷骂“没营养”，专门上后山荔枝林，砍回枯荔枝，每天五六点起床生火熬粥。
但这块宝没在家人掌心放一年，就掉了。
邓惠东称：2007年11月12日下午5点，邓惠东正在厨房为9个月大的叶锐聪烧水，女儿用小自行车载着弟弟玩。忽然女儿一声尖叫，邓跑出门一看，在房屋的拐角处，一辆用纸皮包住车牌的白色小型长安之星面包车，车门洞开，车内的人已把叶锐聪抱进去，只露出一对小脚，7岁的女儿死死抓住小脚不放，但在面包车的冲劲前软弱无力。这位母亲还没有回过神来，面包车已经冲出去好几十米远。《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在邓介绍的现场看到，叶锐聪被抱上面包车的位置，离家门不到10米。
事实上，邓惠东的遭遇非常特殊。据郑春忠多年寻子经历，加上寻子联盟信息，90%以上的失踪儿童都是外来打工人员子女，父母基本都是小商小贩，在179人的寻子名单中，邓惠东是唯一的东莞本地人。另外，郑了解到，以前拐骗小孩的方法主要是大孩带走小孩，或用棒棒糖诱骗，最近几年，则出现直接抱走或开车抢走的极端方式。
郑春忠还发现，失踪儿童以2岁～6岁居多，90%以上是男童。张志伟介绍，截至2009年3月，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成功寻找到及解救被拐儿童34名，根据志愿者的解救情况分析，被拐骗儿童的买入地，以山东、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为主，这些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但思想又相对保守和传统，崇拜男丁，深信“多子多福”。
得知潮汕地区是重灾区后，郑和邓都曾先后实地寻找。2003年5月，郑春忠循着线索来到潮汕地区，他和朋友租来20元/天的自行车，在村里一边踩，一边呼喊，但当地熟识的小卖铺老板对郑讲，买小孩确实很普遍，就是不能告诉具体谁买。无奈之下，郑买来两条烟，请当地的混混帮忙，没几天，就收到7条线索。混混用数码相机拍下照片，但里面没有郑沙龙。2008年，在寮步办案民警的陪同下，邓惠东也来到潮州，苦寻40天，依旧无果。
有调查表明，男孩2.5万一个，女孩700元一个。中国的人口贩卖集团内部已形成诱拐、绑架、收购、运送、批发和零售等“一条龙”的托拉斯。2007年，东莞警方披露的一起拐卖儿童案足以佐证：6人负责“拐”，专门在大朗物色并拐走男童；其中1人乘坐长途客车将所拐男童带至福建；再由负责“销”的2人，通过在莆田市、厦门市寻找买家，以1.3万元左右的价格将被拐儿童卖掉。
2004年，东莞寻子联盟接到线索，河源有人放出风声，有小孩卖。郑春忠寻子心切，也顾不上风险，和其他家长一起，假扮买小孩的买主，到河源看货，对方拍着胸脯担保“货源充足”，还掏出一沓照片，有十多张，郑注意到，其中一个孩子很像第一个加入寻子联盟者之子黎子豪。回到东莞后，郑把信息反馈给东莞市公安局，警方派员奔赴河源，将这个人贩抓获，解救出包括黎子豪在内的十几个被拐儿童。
“孩子找回来后，刚开始2个月，父子两个还经常到我的店来玩。”郑春忠说，当年底，东莞警方又成功解救多名被拐儿童，但里面没有他的儿子。
“如果儿子找不回来，这个家肯定会散的。”邓惠东的眼角噙着泪花，以前有说不完话的两夫妻，现在相对无语，不时大吵。2008年，通过宝贝回家网站，这位母亲与郑春忠取得了联系。
10点50分，郑、邓走出信访办。“我们要见市长，”郑和邓说，但对方要求派5个家长代表，“我们认为，一个家长就是一个家庭，5个家长不能代表所有的失子家庭，没有同意。”
家长与警方的矛盾
11点，走出市政府的家长上了体育路，他们摊开海报，散发启事。东莞警方自始至终紧随左右。
事后，有香港媒体以“东莞近千名失踪儿童家长示威”为题，报道当天经过，但《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了解到的事实是，上街的家长人数，不到40人。
东莞当地媒体一位记者11点抵达现场，一直关注到事件结束，“从头到尾，怎么数也只有22人。”郑春忠的解释是，最初的40人中有些是家属，有些胆小，没有上街。
队伍走到篁胜酒店的路段，向庭军终于赶到了，他和邓惠东拉开巨幅海报，径直走到队伍最前面。这个拎着白色塑料袋的瘦小男人，就是海报右方那个“在长安派出所被拐”女童的父亲。
向庭军是个幸运又倒霉的男人。老家重庆云阳县的父母还住草屋，2005年，35岁他终娶上了老婆。
2006年农历六月初五，患高血压的妻子任良翠冒死产下一女，得名向悦。“岁就有4岁的智力，经常独自下楼打酱油”。或许正是她对幼小的女儿过于自信，致使仅2岁零8天的小向悦独自下楼后，再没回来。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长安派出所。
2008年7月15日，任良翠带着小向悦从虎门北栅来到长安。下午3点多，小向悦偷偷下了楼。到了4点，向庭军两口子意识到女儿不见了。
向庭军拨打110报警，指挥中心通知他们就近去长安派出所报警。几乎与此同时，长青路新感觉女性内衣专卖店的员工看见，一个穿红白相间小纱裙的小女孩蹲在店门边，员工报了警，赶来的治安员叫醒小女孩后就离开了。
小女孩后被4名年轻男子和2个女子送进长安派出所。其中好心的赵女士称，到派出所后小向悦一直哭，只让其中一名男子抱她。赵心想已到派出所，便放松警惕，谁知一转眼4名男子就将向悦抱走。
尽管警方曾开车载着向庭军去广州、东莞福利院寻女，但唯一的这次行动，在向庭军看来做得远远不够。这似乎是失子家长与警察的主要矛盾，而且根深蒂固，郑春忠也埋怨，他当时连打3次110，没有警察到现场。1天后，寮步派出所才立案。同样，在叶锐聪妈妈看来，即使属地派出所民警多次陪她外出寻子，但她至今不会原谅当地警方的姗姗来迟。
但这些说法，并未得到当地警方的证实。
这些抱怨相对宋柳军夫妇的遭遇而言，已是幸运。宋是2005年联系上东莞寻子联盟的，2000年9月16日，7岁的儿子宋志辉在东坑镇彭尾银都市场被拐走，但直到2005年，东莞寻子联盟到北京上访之后，回东莞才立案。
家长的不满，大部分源自警方的规定：儿童失踪不足24小时，警方可以判断是走失、迷路而不能立案；24小时后，家属还必须提供被拐卖证据，否则仍不能立案。
“24小时是找孩子的黄金时间，过了，孩子就被转移到外地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法律顾问、北京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伟说，“建议建立专门的中国儿童失踪立案制度，要有别于刑事立案。”
张志伟介绍，也有警方抱怨，1988年以来，中央财政每年拨款300万元～900万元不等的打拐专项经费，但在1998年取消，使打拐经费失去基本保障。但每解救一个被拐儿童，平均花费3万～5万。此外，找到了孩子如果找不到父母，将无处安置孩子。
游街前后大约2个小时。前述当地媒体的突发记者介绍，走到东湖花园沃尔玛门前，队伍一字在马路中央排开，拉出红色横幅，上书“光天化日 幼儿屡被抢，政府欠重视 全家苦寻儿”的字样，短暂堵塞交通。接近下午1点，人群抵人民公园门前时，被赶来的防暴警察驱散。
下午4点，5个家长代表，在市政府见到一位副秘书长。“你们的建议会以书面形式跟领导汇报。”这位副秘书长说。
游街之后
正如邓惠东所言，“千万元买回爱子”确实招来如潮关注。东莞市公安局针对儿童频繁失踪情况，高度重视并成立专案组全力侦查此事，4月初已经从潮汕地区救出早年自东莞失踪的男童，目前警方已就具体情况展开调查。
4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电话联系东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宣传科有关负责人，对方说垮区域“打拐”案件需广东省公安厅通报，婉绝了采访要求。
而家长们开始涌向媒体，哭诉自己的心情。
在长安派出所被人抱走的小向悦的妈妈，现在正通过诉讼的渠道，寄希望于法律判决公安局给她找回失踪的女儿。
向悦丢失没几天，向庭军两口子去东莞电视台打寻人广告，看到电视台附近有律师事务所，进去咨询。第一个律师回复，你还想要国家赔钱啊，我们管不了；第二个律师说得更直接，我们还要在东莞吃饭，这个案子不能接。
2008年，把镇上的房子作价5万元处理掉的任良翠，只身跑到北京，出2万元，聘请了北京国联律师事务所的陈斌律师。陈斌说，东莞法院已于4月14日立案，但还没接到开庭时间的通知。
“立案过程非常困难，前后花了1个月的时间。”陈斌说。他提起的是行政诉讼，因为派出所没有诉讼的主体资格，被告是东莞市公安局。诉讼主要有两点，一是确认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二是判决被告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找回丢失的孩子。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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