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佳健 文/图 7岁的陈红拿着书紧跟在9岁的宴浪后面，走过村西头的学校后不得不止住了脚步，羡慕地望着宴浪背着书包翻过大山去骂然村上学，然后独自回到村里……这是5月3日记者离开玉皇寨时在路上看到的情景。
在广南县的卫湾、玉皇寨、老寨，像陈红这样的娃娃有10多个，缺乏教育资源没有老师进村，临近新学期，又有一批适龄儿童将无法就近上学。而在广南县其他边远山区，初中未毕业就辍学的情况屡有发生，一些家长认为送娃娃上学不如让他打工挣钱。
曾有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山区，居住分散、经济落后、妇女文化程度低，防拐能力弱，法律意识淡薄，云南成为“娃娃生意”的主要卖方。
村民：学校没老师 娃娃难上学
在玉皇寨村西头有一所卫湾小学，用泥土夯成的墙体已破败，学校的名牌也已破烂不堪。这所上世纪由村民兴建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一个老师，却负责三个村寨低龄儿童一、二年级的启蒙教育。
“我想读书，可爸爸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学校，村前的那座山太高了，还要过水。”7岁的陈红去年就在寨子里的学校里听读了一年，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从去年9月开始，她却中断了学业。因为在寨子里上课的老师转正调走后，再也没有老师来过，十几名和陈红一样的孩子被通知要去5公里外的骂然村小学读书。每天翻山越涧，大人都要走1个半小时的山路，孩子们至少要走两个小时以上。
“光走路也就罢了，可还要过溪水，碰上涨洪水相当危险。”陈红的爸爸陈怀涛说，孩子太小还不会自己做饭，即使送到村小学去住读，也只能饿着肚子上课，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食堂。
像陈红这样的适龄娃娃村寨有10多个，大多在开学时领了书就待在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孩子则去乡里能解决食宿的学校就读。玉皇寨的村小组长陈怀能说，寨子里的学校启蒙了几代人，现在由于条件艰苦没有老师，孩子上不了学，村民都要求恢复这个教学点。
教育局：家长认为读书不如打工
为了改善居住环境，三个村民小组的村民自发集资修路，希望能吸引老师来村寨里扎根。陈怀能说，村民曾多次要求上面派老师来寨子上课，但一直没结果。等公路修通了，再发动村民凑点钱把学校翻修一下，就是想争取上面能派个老师来。
远离县城的边远山区，一些孩子刚上初中就自动辍学。南屏镇高家坡村民老娄前年修了一楼一底的砖房，花了近7万元，大多靠借贷而来。就因为此，15岁的儿子才上初二就出去打工了。
“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也得出去打工，考上了还要交学费，家里负担不起。”老娄说，虽然“普九”义务教育不用给学费，可孩子的伙食费、车费要自己解决，平时每星期回来一次要30元，家里拿不出来。再说儿子成绩不好，也不想读书。
“全县小学辍学率为0.5%，初中辍学率为2.26%，初中明显高于小学。”广南县教育局局长黄永龙介绍，在边远山区娃娃辍学，贫困并不是首要问题，除了教师资源匮乏外，和当地村民的意识也有关系。当前就业压力大，很多家长认为送儿女读书还不如早点去打工挣钱，这给“普九”工作也带了难度。
警方：村民很乐意拿“营养费”
该县形成的“娃娃生意”市场，除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村民法律意识淡薄之外，当地村民文化不高也是一个原因。在当地，一些村民认为自己不愿意养孩子，可以把孩子交给人贩就能获得一笔“营养费”，认为这是人贩在做好事，既可让自家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又能增加收入，就不知道这是犯法的事情。
广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邢锦说，遇到民警去村里抓人，很多村民没文化不懂法，还会提前给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这给抓捕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出现案情，公安部门只能接到报警后才能立案，但对于如何防范和治理，这仍是个问题。
广南境内出现了3个A级贩婴通缉犯，这让很多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就在公安部挂名的南屏镇龙乜村。1993年至1996年期间，全村约有70%左右的成年人参与拐卖活动，成为声名狼藉的“拐卖村”。
但从1999年10月开始，英国救助儿童会与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牵头并联合云南省妇联等部门，开展了“多部门合作社区预防妇女儿童被拐卖”项目。通过培训，村民防范意识增强，原来的“拐卖村”后来也成为了“文明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捷女士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目前公安只盯着打击拐卖者，妇联仅关注解救被拐者，仅着眼于“打”和仅着眼于“救”，忽视产生拐卖现象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大背景，这样打拐的作用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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