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乞丐调查

中国乞丐调查     --作者：于秀

 

 

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带给人们很多选择的空间，过去我们的社会主流总是认为乞丐是自甘堕落的一个群体。 
    经过这次调查采访，除了对乞丐背后各种不同背景的了解，我想最大的收获便在于我想通了这一问题。 
    那就是乞丐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虽然这个群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显而易见，譬如说，治安、市容、社会秩序乃至城市环境，但乞丐是城市的附属品，它随着城市的繁华而膨胀，随着城市的萎缩而消声匿迹。 
    我们常说结果不同往往是因为遭遇不同，对于乞丐，我想人们既不需要同情，不必心存偏见与歧视，给他一个平常心足矣。 
     所以，尽量别对身边的乞丐抱太多关心，他们同你一样也是在为生活奔波，只不过他比我们活得更简单一些罢了。 
    我同意乞丐也是一种职业的说法。 
    想在短时期内消除乞丐现象我想只是一种理想。 
    但是，不容否认，乞丐这个群体有时候真的是城市里的害群之马，是滋生犯罪的温床。尤其是那些结帮成伙的乞丐组织更是城市肌体上的毒瘤，应该早日清除。些靠乞丐发财的所谓“能人”，他们的背景更是令人不可触摸，相信那是一种黑暗的势力所在，“多行不义必自毙”应该是他们自律的箴言。 
    在历时半年之久的采访中，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那些孩子们，那些或因家庭而离家出走，或因父母离异而无人托管，或因家庭遭难而无力求助的乞讨儿们。脏脏的小脸上总有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流露对抚爱与关怀的渴望。对于他们，我无法再掩饰同情，可除了写下他们的故事，对他们的境遇我爱莫能助。对这些失去了家的孩子，我只想流泪，漂泊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永无尽头。我无法设想将来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这是个不可预知的话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18 10:44:48编辑过]

一
　　命运象把锁，锁住了俺想飞的翅膀，俺只有17岁，可俺却是一个十个月大的女孩的妈妈，而她的父亲也就是俺的丈夫却断了背椎骨，俺只得乞讨，为了那个破寨还能象个家……
　　　　　　　　　　　　　　　　——年轻的女乞丐自称是位“女中学生”。

　　夏天的北京动物园门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正在暑假里享受难得的轻松的孩子们一脸惬意的笑容，生活对他们来说如头上的太阳般灿烂。
　　儿子买了一大盒“和路雪”冰激凌，同他爸爸争论着恐龙突然消失的原因，我的视线却突然被站在动物园门口左侧墙角的一个女乞丐吸引住了。
　　噢，如果不是她低低垂着的头和胸前挂着的白纸黑字的告示，这个有一头黑发的女孩说什么我也不忍心称她为女乞丐，可事实上她站在那儿的确是在乞讨。
　　我扔下正在为几亿年前的事情讨论的父子俩，奔了过去，正在为《中国乞丐调查》寻找采访个案的我实在不能放弃这样的目标。
　　实际上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女丐的气质，她是那样一种与众不同，让人感觉她即使在乞讨也仍然散发着美丽。
　　我走到她的跟前，一个吃过的康师付碗面的碗几乎堆满了分分角角，那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中最大的竟有十元一张的。
　　这是个聪明而又惹人爱怜的女丐。动物园门口不断地来往享受幸福的人们。人们在自己快乐的同时拿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同情，放进这个女孩子的碗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也拿出了一张十元的人民币，可我并非想要施舍，我要做挖掘者，探询这个女丐身后的故事。
　　尽管她胸前的白纸黑字写得明白：
　　“吕秀娟，河南武候乡人，因家中丧母，老父瘫痪在床、三个弟妹均幼小无力抚养而告请各位好心人无私援助。本人因交不起学费，从重点高中退学，还望各位好心人伸出援助之手，让我的弟妹重返学校，在此感谢不尽。”
　　以我的经验对这种陈述往往只能相信20％到30％，可不知为什么对这个女丐我竟有要信任她所说的一切的愿望。
　　正值午间最灼热的时刻，街上行人少了起来。“你是河南人吗？”我顺便将10元钱放在她眼前，在灼热的阳光下满脸倦容的她依然是把头低到了胸口，只是那手在衣襟旁边轻轻地动了一下，我知道她听到了我的询问。
　　“你是河南人吗？你今年有多大？”
　　尽管她胸前的白纸黑字有那么多提示，可是我还是想从她嘴里得出点真相。
　　她仍是一语不发，也许保持沉默对她们这些人来说是一种习惯吧。
　　又过来一对夫妇，四十多岁的样子，女人看了她一眼唏嘘着把手伸进包里去找零钱。男人拽拽女人的胳膊，“走吧，别为这些人浪费时间，谁知道她们是真穷假穷，你没听说靠沿街乞讨有些农村人在家乡都盖起了小楼吗。”
　　男人的话起了作用，女人的目光由同情转为鄙夷，夫妇俩匆匆而过头也没回。
　　我望着走去的这一男一女，不由去观察女丐的神情。只见她头仍低着，那双眼睛却流露出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
　　我刚想借这个机会对她表示点同情以博得她的信任对我说点什么，又跑过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她眼前站了一会儿，毫不迟疑的把手中一个一元的硬币放进了女丐眼前的“碗”里。
　　女孩的妈妈过来没有责备孩子的举动，只是拉起孩子的手“看见了吧，不好好学习将来妈妈不管你了，就会象她这样没出息”……
　　女孩妈妈的话还没有落地，两个青年走过来，饶有兴趣地看完女丐胸前的告示，其中有一个轻浮他说：“都一脸皱纹了，还充什么中学生，骗人也骗得这么笨。”
　　另一个青年也在一旁挤鼻子弄眼地做怪相，“姑娘还没嫁人呢，干脆嫁给我得了，我给你找家夜总会坐台，比这赚钱容易多了。”
　　这俩一看就是社会上的小混混的青年一唱一合嚷嚷了有十几分钟，见女丐毫无反应才悻悻地走了。临走，还一脚踢翻女丐眼前那个装满零钱的“碗”。
　　分分角角的钞票滚满了一地，女丐不再象刚才那样一副迟钝的表情，她敏捷地蹲下把钱捡进一个塑料袋。我也蹲下想要帮她捡，却又怕引起她的误会，只得借这个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她。
　　我认为她会气愤地流泪或者有些委屈，但我发现她的脸上异常平静，有一种刀枪不入的感觉。
　　开始我以为她的确很年轻，但仔细看她的眼角已出现细细的鱼尾纹，两条扎起的小辫里有隐隐可见白丝，可从她的眼神来看，她不会超过20岁，我对自己的眼力从来自信。
　　“我很想帮帮你，可我需要你跟我聊聊。”
　　我再一次对她表示同情，并想借机听她说点什么，我知道自己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可我没有别的办法。
　　她仍在捡着地下的那些零钱，对我的话仿佛没有听见，只是在站起来的时候，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说不上有什么意义，但是也绝非毫无内容。
　　儿子同他父亲钻进了出租车，车门大敞着显然是在等我。他们为我对这个女丐的兴趣感到不可思议，“走吧，给她十元钱，有什么意思”，丈夫已经有些不耐烦。
　　这时已是夕阳西斜的黄昏，街上的人都在匆匆赶路。为了在天黑之前回到家里，女丐也把自己胸前的告示揭了下来，仔细掖进怀里，然后拿起了她的“碗”。“你明天还会在这儿吗？”对于我的询问她没有理睬，只是独自走了。
　　“她也有家吗”？这么大的北京城哪是她的角落，白天尽遭白眼与鄙夷的她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平息心中的委屈？诸多问题使我心里沉甸甸的，坐进车里我也一直在沉思着。
　　我决心自己寻找谜底。
　　第二天、第三天，我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没有找到同一个她，我有些失望。也许她会从此消失在我的视线中，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想要淹没一个人简直是太容易了。
　　可是在星期六的下午，我终于又看到了她。看来这是个比较聪明的女丐，她懂得在星期六人多的时候站在动物园的门口。自然，那些来玩的孩子大多数还是能够同情弱者的。
　　“还认得我吗？”为了让她开口说话，我又拿出了十元钱。她眼皮动了一下，没有印象似的茫然。
　　“我是个作家，想同你聊聊，同时也很想帮助你，请别拒绝我好吗？”
　　我实在想不出还能用什么办法使她对我有所信任，只得老老实实和盘托出。我想既然她说自己是从重点高中退学的，那想必不是一点文化没有，所以，我期待她能够对我有所信任。
　　令人遗憾的是听我说自己是作家，她除了用眼睛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又把头深深的低了下去，一副永远不会理我的神态。
　　我失望极了，只得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渐渐把我们隔得很远。
　　多年的记者生涯，造就了我喜欢挑战的性格。面对陌生的采访对象，我的征服欲往往使我总是获得成功。这个女丐的拒绝其实更挑起了我的欲望，我想征服她便是我那本书成功的开始。
　　又是一个星期六，她竟没有出现，可星期日我在动物门口的天桥下面找到了她。
　　看到我，她一脸的惶惑，仿佛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苦苦地追踪她。
　　这时我的女人性别占了很大的优势，如果我是男人，我想她肯定会逃之夭夭。因为我的执著实在有些可怕。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和你聊聊，听听你的故事，并且帮助你。”我再一次拿出了十元钱。
　　“可是俺不会说啥。”
　　她终于开口了，尽管在一遍嘈杂中这声音微弱的象一缕游丝，可我还是高兴极了，毕竟，她已开始接受我了。
　　“我不需要你会说什么，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经历，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大姐，俺看你也不是啥坏人，几次来找俺想想你也怪累的，如果你真对俺好，就明天到俺住的那儿找俺吧，俺挺崇拜作家的，俺一定给你说实话，可现在俺不能说，你看谁在街上要钱的时候尽说话来着，你在这儿站着找俺说话，人家该给钱的都绕着走了，这样俺的收入就没有了。”
　　听她这样说，我发现自己的确是犯了个错误，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奇怪地张望我们，一个衣着时髦的女人在同一个脏兮兮的女丐谈话。
　　我有些知趣地忙打听女丐的住址，匆匆离开了她。对于她终于开口说话我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成就感，这将是我采访的第一个乞丐。
　　女丐，不，应该称她为吕秀娟或者是秀娟。她住在洼里的一个窝棚里，也许是因为正处在夏季，这种四面透风的建筑倒也还不失为凉快，但我不知道寒冷的冬季，她如何对付。
　　也许是因为要接受采访，她穿得稍微象样了一点，两条小辫散开披在肩上，脸上有了淡淡的血色，不象在街上站着时那样萎黄，甚至她还穿了一条裙子，虽然已洗得看不出什么花色。
　　见我终于打听着找来，吕秀娟有些惶惑。她一边张罗着想给我在她那间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矮凳的窝棚里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坐下，一边嘴里嘟哝着，“俺能跟你说点啥？俺的事儿要是能写进书里就丑死了，俺就没法再做人了。”
　　终于我坐在了她的床上，而她却象个小学生一样坐在了我面前的矮凳上，居高临下的我突然从吕秀娟身上找到几分孩子气，那使她看起来多了几分可爱。
　　果然，她的年龄证明我的直觉没有错。
　　她只有17岁。
　　可她的叙述却让人无法正常的呼吸，这是一个青春被扼杀的故事。
　　“俺得承认俺那告示上有许多谎话，俺虽然是河南人，但老家却不是武候乡，俺爹俺娘都活得好好的，既没死也没瘫，俺有三个弟妹是不错，可他们都还在念书，我爹包了十亩棉花地，收成好的时候富着呢。
　　可俺还是撤了谎，为了俺男人还有十个月大的女娃，俺……俺还是撒了谎……”
　　也许是勾起了什么伤心事，吕秀娟眼圈红了，话也有些说不下去。
　　我有些吃惊，停下了手中的笔，她刚才明明说自己只有17岁，可如何又出来了一个丈夫和十个月大的孩子。
　　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可我丝毫没有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我看到了吕秀娟的痛苦。
　　“大姐，你也许不相信，可俺真的只有17岁，俺结婚实……实在是没有办法。
　　俺爹妈生了三个女娃一个男娃，俺在家排行老大，俺爹特别疼我，打小就不让我下地干活，一心想叫我读书考大学，将来有个好的出路。
　　在我们那儿，女娃十八。九岁就得嫁人，二十岁稍多一点就可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我有些小时候的伙伴初中毕业便同别人订了亲，可那时的俺打心眼里瞧不上她们。
　　在学校里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的俺，一心想考县里的重点高中，俺老师也特别支持俺，总说俺是棵能成材的苗子。
　　1997年，俺拼了几个月，终于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中了县里的重点中学一中，成为一名高中生，俺爹俺娘高兴地把亲戚都请了来为俺办了酒席。
　　为了筹集学费，俺爹六月天跑到县城的建筑工地当小工，俺娘种着家里的地，还不断揽些针线活儿来家干，常常是一熬就是半宿，俺心疼俺娘，不让她干了，可俺娘说：“只要俺娃能把高中念下来考上个大学，爹娘就是累死也不说别的。
　　俺当时特别的感激爹娘，心想在俺们乡下女娃要是读个初中就算是了不起了，俺爹俺娘拼死拼活让俺读高中，俺说什么也得好好念书将来上大学。
　　为了开学就能有个不错的成绩，俺暑假里把从老师那儿借的高中课本全部看了一遍，并且写了十几篇作文。
　　俺实际上是喜欢文科，并且梦想将来当一个记者或作家。在初中的时候，俺们的校报上便经常有俺的小文章，偶尔还会有几首小诗，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总想有一天俺会跳出农门，到大城市去做个真正的城里人。
　　也许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俺快开学的时候，俺娘由于老熬夜赶针线活累得犯了风湿性心脏病，住进了县医院，俺爹和大妹在医院陪床，俺带着二妹和小弟在家看家。
　　白天还好说，人来人往的没什么事，可到晚上，俺家的房子在村西头，隔着俺最近的邻居也有50多米，俺着实有点害怕。
　　好歹跟俺姨商量好了，她晚上从别的村赶过来陪我们呆两宿，可在她来的前一天，事情就发生了。”
　　吕秀娟又一次停顿下来，也许是因为心里的不平衡，她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她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见我毫不放松地盯着她，“大姐，你答应俺不写俺的真名俺就再说下去。”吕秀娟同我讲起条件来。
　　“可哪是你的真名，我不知道。”
　　我回答他。
　　“也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也不是俺的真名，俺这肚子苦水憋了这么久，俺不怕说，只怕说出来对俺娃不好，俺已经没脸了，可俺娃还小着呢。”
　　吕秀娟叹了口气。
　　看样子伤害对她来说还是发生刚刚的事，因为她还没有学会麻木，学会冷漠，学会一切都无所谓。
　　“那天也怪，那天也许真是该着，俺姨答应俺第二天晚上过来陪俺，俺在家就有些踏实了，哄着弟妹睡了以后，俺跑到爹娘的屋里看书，可不知怎么就被一个男人摁在了床上。
　　那个男人满身酒气，力气大得根本由不得你，俺刚刚冲了澡，只穿了件背心，很快就被扯得一丝不挂。
　　俺怕这个男人伤了俺的弟妹就尽量不出声地挣扎。可俺被他一下子给打昏了，等俺醒来那个男人早不见影了。俺浑身痛得象要散了架子，床单上东一块，西一块沾满了俺的血，俺再也忍不住了哭了起来，可俺那睡得死死的弟妹竟一点动静也没听到。
　　这个男人是谁俺根本一点也没看清楚，只觉得他的手粗糙得吓人。后来，在俺家的门口找到了一个酒瓶子，俺便拿着到派出所报了案。
　　当时俺爹娘都没在家，俺也不懂该咋办，只觉得应该赶快找警察破案为俺报仇。
　　那个酒瓶上的指纹很快检查出来了，是俺们村一个出了名的光棍汉的，他家四个儿子，都好吃懒做娶不上媳妇。除了老三给人家做上门女婿，其余三个都还没成亲，而这个坏了俺的是他们家的老四，那一年已经36岁。
　　等俺爹知道信儿赶回来，刘家的老四已被拘留起来。在派出所里，他倒也承认是喝醉了酒以后强奸了俺。这样俺在村里一下子成了人们指指点点的目标。
　　因为考上了县里的高中，俺村里的人着实夸了俺一阵儿，可又因为出了这种事，在乡下即使是被强奸，女娃也从此会被人瞧不起的，甚至从此嫁不出去，除却嫁给死了老婆带着孩子的男人做二婚。
　　俺爹回来后对俺是一通责骂。说俺为什么要去报案，这样虽然那个男人已被抓起来，可俺的名声也臭了，家里面也没了面子，将来这乡邻也没法处了。
　　俺那会几乎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哭。哭。
　　对这个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打击俺甚至有些难以承受，好几次走到村头的小河边，看到那清凉的河水，俺都想一头扎下去，这样也许一切都清白了。
　　俺娘病还没好利索，便从县医院赶回来，俺娘把俺搂在怀里，生怕俺有三长两短的嘱咐我：“俺娃是规矩的，这俺知道，是那个坏人做孽，让公安来惩治他，俺娃千万要想得开”。
　　俺娘说完再也忍不住地放声大哭，俺也委屈地直叫：“娘，娘……”
　　幸好马上就开学了，俺收拾东西来到了县城，离开了村里那是非之地，俺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
　　能有书念对俺来说就是最大的满足。而且，因为俺们村只有俺一个女娃考上了高中，在县一中我暑假里的痛苦遭遇还没有人知道，这给俺解除了最大的心理负担，俺庆幸自己也许逃过了这一劫，心情慢慢好了起来。
　　开学分班以后，俺当选了班长和语文课代表，同学们都知道俺曾是县里考中学时的第三名，因而都特佩服俺。
　　在新的学习环境中渐渐忘了那些不堪回首的事，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很快，俺的成绩便在班级里数一数二了。
　　可是，俺没想到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在县城念了两个多月的高中了，俺的例假一直没有来。开始，俺还以为是让那件事吓坏了，打乱了周期，过一段时间就会好，可俺没想到俺不知为什么难受的饭也吃不下，好象大病一场似的有气无力。
　　俺老师发现俺的身体有些不正常，她劝俺到医院检查一下，别是有了什么毛病。
　　俺爹从乡下赶到县城，陪俺到医院检查了一遍。结果……俺想，你也是女人，你也应该猜到了。俺肚子里有了那个强奸犯的孩子，这晴天霹雳让俺在医院就昏了过去。好久，俺才听俺爹说“俺娃命苦，这学还咋上！”
　　俺没脸再回学校，所有的课本都没带便回了乡下的家，俺村的人很快便知道俺怀上了那个坏蛋的孩子，纷纷上门来劝俺求公安放出刘家的老四，让他娶俺算是成全了他。
　　这时刘家的老四还在法院里等着判刑，他那70多岁的老娘也提溜着几斤点心来到俺家，跪在俺娘面前，求俺家开口到公安局求情，就说俺和刘家老四是原先订了亲的，他那天喝醉了酒做下了糊涂事，俺一气之下才告了他，实际上他是要娶俺的。
　　俺说什么也不答应，求俺娘带俺去医院做流产手术，俺恨透了那个毁了俺的人，怎么可能去给他做媳妇养孩子。
　　

可俺乡下的那个地方是个真正的舌头底下压死人的地方，本来，俺的名声就坏了，再出了这种事，俺爹娘都觉得在村里无法抬头做人，更何况俺还有三个弟妹。
　　俺爹闷着头抽了两宿的烟，最后他决定接受刘家的请求，但条件是刘家老四同俺结婚后必须带着俺到别的村去落户，俺爹不让俺在他眼前，他嫌丢人。
　　俺说什么俺爹也不听。他说：“娃，我这是为你着想，将来你就是把孩子做掉，谁还愿意要你，而且，你的事传到学校，人家怎么可能让你再去念书，刘家老四虽说是懒了点，可人还是挺结实，只要你帮他生下孩子，再跟他好好过日子，你这一辈子也就有指望了，爹也省了一块心事呵。
　　爹说完了，俺娘也劝我，我不知道他们都中了什么邪，也许是刘家许诺的那台手扶拖拉机打动了他们，可难道女儿的一生就值那样一台拖拉机的钱？
　　我哭我叫，我说什么也不干，可俺爹竟瞒着俺到公安局里把刘家老四保了出来。他跟公安局说，闹了点误会，其实，俺跟他早就定了亲，算不得强奸，俺不告他了。
　　刘家老四刚出来就到俺家里来看俺，一脸的得意，俺看见他就恨得要命，索兴躲到俺姨家去了。
　　这时学校也来信问俺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退学了，俺没有办法答复学校，只得托人捎了口信，说俺得了慢性病，准备休学一年。
　　俺实际上还是想再回去把高中念完，要知道为了考上县一中，俺吃了多少苦，可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折磨人。
　　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眼见俺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俺再也靠不下去了，总不能把孩子生在俺姨家里。就这样，俺匆匆忙忙走进了刘家，成了那个毁了俺的人的媳妇儿。
　　刘家穷得底儿朝天，给俺作为彩礼的那台手扶拖拉机还是四处借钱买的。俺在刘家老四的伯伯的村里落了户，隔着俺村大概有30多里路。
　　俺没有自己的房子，只得住在人家盖了个新房后扔掉的两间土坯房里，俺的女娃就是生在那儿。
　　说良心话，刘家老四娶了俺以后，人还算规矩，也不象以前那样懒，除了照顾着他伯伯家的几亩地，有时候还开着拖拉机出去帮人盖房拉点料儿什么的，挣几个活钱。
　　俺爹那台当做彩礼的拖拉机实际上是为俺要的，俺结婚以后，俺爹就让刘家老四开到了俺村里，我知道俺爹这是想让俺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可俺终归是觉得委屈，仅仅是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俺的命运就由不得俺来决定，俺的生活也从此变得面目全非。俺说啥也想不通，可说啥也已经没有用了。
　　对刘家老四这个已经是俺丈夫的人，俺一开始除了恨就是怨，没给他好脸色。
　　刚结婚的那阵儿，我借口新媳妇回门，回到娘家一住就是半个月，他几次来接俺俺都不回去，闹得俺爹最后直撵俺回去。
　　回到俺那个一无所有的破家，想想自己的大学梦，俺止不住地流泪。也许刘家老四这时也明白自己的邪念毁掉的是什么，他扑腾一下跪在我的面前，用手打着自己的脸：“秀娟，我知道是我错了，我根本就配不上你，可是既然我们结了婚，我就会好好待你，疼你和孩于，你别恨我了，看在快出生的孩子的份儿上，原谅我，好吗？”
　　刘家老四说着把头放在俺的膝盖上哭了起来。看着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哭得象个孩子，俺心里的那块冰也渐渐化了，毕竟，谁叫我们已成了夫妻，这样恨下去又有什么用呢？何况，我们的孩子也己快出生，也许，我真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把这日子踏踏实实地过下去。
　　吕秀娟说到这里真的有些累了，她两眼有些发直地盯着自己的手指看，似乎思绪一下子断了源头。我将桌了上唯一的水杯递给她，她条件反射似地站了起来，又很难为情地坐下，悄无声息说了声，“你没有听烦吧？”
　　我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就这样我结婚不到六个月，孩子便出生了，是个女娃。俺丈夫开始挺下高兴，可俺年龄还小，再生第二胎也来得及，他也变得喜欢起女儿来。
　　只有俺那婆婆特不是东西，俺生了孩子她就送来了50个鸡蛋，她说因为是女娃娃，所以她不想伺候俺过月子，还是俺娘来照顾了俺一个多月。
　　那时，俺丈夫揽了往县城送砖的活儿，这种活因为只能在晚上干，所以特别辛苦。
　　因为拖拉机白天不能进城，所以，他只能每天晚上12点起床去砖瓦厂装货，然后跑到县城自己卸下，再回来跑一趟，直跑到早晨五点钟，才能回家。
　　俺白天照顾孩子，晚上还得等着叫他起床，给他做饭，累得我人都瘦脱了形。
　　由于我们结婚时欠了四千多元的债，一年下来拼死拼活勉强将债务还上，日子还是穷得刚刚能吃上饭。
　　俺是个特要强的人，虽然娘家的日子还算说得过去，但俺从来不向家里伸手，俺那三个弟妹还在读书，俺还指望他们能替俺圆那个大学梦。
　　可穷归穷，那时俺丈夫知道疼俺疼孩子，人也特别能干，整个象变了一个人似的，俺也特别知足，俺体会到什么叫爱的滋味，对他也从一开始的恨渐渐变为以后的疼，俺知道这叫先结婚后恋爱。
　　看到俺俩过好了，俺爹还挺得意，逢人便说这是他成全的我们．弄来弄去大家几乎都忘了以前发生的事儿，仿佛真的俺跟他是早订了亲似的。为了孩子的将来，俺也只好努力使自己忘掉以前的事，心想只要他正经八本的跟俺过日子，俺也没啥别的想法了。
　　可是就在俺一门心思的想把这日子过下去的时候，俺丈夫却在城里出了事故。
　　早晨四点多钟，他可能是太疲劳了，竟开着拖拉机从大桥上撞进河里，把桥栏杆都撞断了，他自己也被砸断脊椎骨，动了两次手术还是不能动，这时候俺孩子刚三个月。
　　为了他的两次手术俺已经东凑西借的凑了三万块钱，可医生说还得做一次手术才有可能坐起来，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俺是实在没有法子可想了，可他躺在那儿，还在喘气，就不能不救他呀。
　　俺把孩子放在娘家，又四处借钱，可人家都知道他恐怕是瘫了，凭我将来怎么能还上这些钱，更何况那时候大家手里也没几个活钱。
　　俺爹又想让俺大妹。二妹退学嫁人说省下这笔学费，换点彩礼钱帮我，可俺说什么也不答应，俺已经毁了前程，不能让俺妹妹再为俺毁了。
　　没有办法俺让婆婆在家照顾丈夫，俺跑出来想找地方打工赚点钱。可是，干了几份工那点工资除了能让俺自己吃饱也剩不下多少。
　　这时俺遇上了俺村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人，他说俺要是有胆子，他就带俺到北京找工作，说那里赚钱容易得很。
　　就这样俺回家亲了亲孩子，告诉俺那在床上还不能动弹的丈夫，俺要到北京打工赚钱为他凑第三次手术的钱。
　　俺走的时候，他哭了。他说：“是俺连累了你，俺这辈子都欠你的。”
　　我兑，“事情都这样了，啥也别说了，这个时候俺不豁出去谁豁出去，只是苦了只有三个月大的孩子。”
　　俺到了北京倒是没有真正找地方打工，俺村里的那个人教给了俺这个乞讨的办法。他说只有这样钱来得才快，他说他从乡下带出十来个，都是在干这个，不过俺是最年轻的，就叫俺打扮成中学生的模样。
　　那个告示也是他给俺写成那样的。这样他每天从俺讨的钱中要抽点出来，算是交了保护费，他说那地盘都是要交钱的。
　　吕秀娟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她那个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那是俺村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俺爹跟他熟，俺只知道他是从俺村出去的，听说在北京发了财，回村盖了三问瓦房，还买了摩托车，生了三个孩子，有一个被罚了四万。
　　“他这样不是等于在剥削你吗？”
　　“俺初来乍到的，没个人引路也不行呵，这不，虽然他也够狠的，每次拿走我三分之一的钱，可俺在北京呆了大半年了，倒也没出什么大事，俺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
　　那回儿在秀水街碰上了一个也是讨钱的同乡，那个60多岁的老头说也是他把他们带到北京的，听说，他这几年发的就是这种财。
　　“那你丈夫的手术做了吗？”
　　“唉，就别提那手术了，俺好歹连借带讨又凑了三万块钱回去，让医院给俺丈夫动手术，可钱是花了，俺丈夫还是躺在床上起不了身，俺爹找到医院，大夫说，钱凑起来的太晚，象俺丈夫这种病早已过了动手术的最佳时机。所以，他们不敢保证手术会成功。
　　就这样俺又白扔了三万块钱，背了一身的债务。所以，俺还是回不了家，还要在街上去糊弄人，可俺实在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大姐，你说俺才17岁，咋碰上这么些倒霉的事儿，这日子真觉得没头没尾难熬，有时候想想真不想再活下去，可又可怜俺那个还不到1岁的女娃。
　　前两天，俺那个同乡的大哥来拿钱，听说俺想孩子了，他还说，你把孩子接到北京来，一个女人带个孩子更好要钱，只是孩子受点罪。
　　可俺说什么也没答应他，俺想俺已经是没脸没皮的人了，不能让孩子再跟俺受些委屈。
　　现在家里的丈夫、孩子都指望俺养活，俺要是不干了，他们就得饿死，所以，俺没办法只得在北京呆下去。将来怎么办俺也不知道，只是这讨钱的事儿也越来越不好干了。因为干的人太多了。
　　俺在动物园门口也受到了几次搔扰，没有办法，俺就尽量地常换腾地方，并且，主动提出多给那个同乡大哥点钱，让他帮俺摆平周围的环境，这样俺才平平安安地混了这么多的日子。
　　你看我们这些乞丐似乎是各干各的，其实，每个人都归属自己的帮派，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打点好，一不留神踩了人家的地盘，就会招来莫名其妙的灾祸，这一点俺是深有体会的。
　　所以，这方面的事俺不能跟你多说，说多了等于砸自己的饭碗。大姐，你写的时候也别写上这些事，写多了，有人会找你的麻烦，大姐，你听我的没错。
　　刚开始上街俺还有些不好意思，生怕有人认出俺是谁，可时间一长，俺觉着也就是那么回子事。
　　“可是你将来……？”
　　尽管知道不该问，可我又犯了以前做记者时的毛病，问主人公将来的打算是我们采访结束时的惯常范例。
　　“将来，唉，我不敢想将来，我倒是老想过去，想我那扔在学校的一大堆书本。现在我大妹正读县一中呢，我已经说了，大妹上学的费用我帮她赚，只要她能考上大学。
　　我丈夫那个样子，这个家也不成个家了，我也不想回去，除了每个月寄钱给他们，我强迫自己忘了那个家。
　　孩子还大小，我也没太深印象，可我相信她不会再象我这样。也许，她是有将来的，而我也许赚点钱做个小生意，也许继续用这种方式生活，反正都无所谓。不过，我想，我不会再离开北京，这里的确是个能赚到钱的地方，更何况，我也熟了。
　　唉……
　　采访者思绪：
　　吕秀娟用一声长长的叹息结束了她的话，我却用长长的叹息号为我的采访告一段落。
　　到过农村的人也许都知道，在他们那里类似吕秀娟们的遭遇并不特别，可这段故事在二十世纪末的北京的天空下听来，似乎充满了愚昧与荒蛮的色彩。
　　一个女孩的青春就这样被葬送了。
　　这里面我已无法去指责谁，是非感在这样一段恩怨里并不特别重要。
　　只是一个做着大学梦的高一女生沦为街头靠谎言行乞的女丐，这其中的落差充满了人生的残忍。
　　对那个剥削了她的同乡大哥，吕秀娟充满了感激，连这种钱也有人赚的事实让我夜不成寐。
　　也许我们该为他给吕秀娟指点迷津，使她发现这种赚钱方式而感到庆幸，也许我们该送他们上法庭。对于这些人，我宁愿选择后一种方式。
　　天津市公安局不是已经在行动了吗？
　　他们抓起了五名类似这样的丐帮帮主，并要将他们绳之以法，这当然是大快人心事。可问题是，现在社会上还有多少人在赚这样的黑心钱，发不义之财？
　　有时候，这已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这是一种黑暗的势力，它构成了社会底层的罪恶，衍生了犯罪与动荡。有时候，它便是邪恶产生的温床。
　　无论怎么说，这是个正在形成的事实，而我们的责任是如何消除这一事实。
　　我想我所有的只有我的笔。
　　它将让人们在悲凉的故事后面，触摸到一个真实而黑暗的世界，这便是我的责任所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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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捡这个孩子之前，村里的人都叫我老陈家的，或者孩子他妈。可自从捡了这个孩子，我给他起名叫“福儿”以后，大家就都叫我福儿奶奶。我这个福儿奶奶却没有福享，你瞧，我80岁了，还得每天拉扯这个孩子出来，豁出我这张老脸，可要不这样，我们吃什么呀。
　　　　　　　　　　　　　　——收养了“福儿”却从此没有了老来福的八十女丐。

　　福儿奶奶、福儿，石景山人。在我半年多的采访中，在北京，我呆的最多的地方恐怕除了天桥便是地下通道了。
　　我住在亚运村，每天来来往往最先走过的便是邮局门前的那条地下通道。
　　通常那里会有一对唱歌的盲人夫妇出现，然后是两个年老的乞丐，再后来我发现了一位每天拖着个五、六岁男孩的老女丐。
　　她大概有七、八十岁了，但穿得很干净，头上还带着一顶手织的顶不错的绒线帽子。她也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但常常是垫着一个棕色的棉垫。
　　孩子常常被她安排在斜对面。这是个目光呆滞的痴呆儿，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坐在一个棉垫上，手里拿着一个破茶缸，永远是仰着头，对着行人露出白白的牙，手上不停摇着，茶缸里的硬币也就不停地叮噹、叮噹响着。有时候在寒风里，特别的凄凉。
　　每当这时有一些行色匆匆的人，便会在孩子的茶缸里，放下一点零钱，孩子倒也会“嗡，嗡”的出声点头，表示感谢。
　　但更多的时候，人们走过时会用大衣包起耳朵，象是要摆脱那单调的“叮噹”，“叮噹”声。
　　孩子的手常常是紫黑色的，我知道那是冻坏了的颜色。可孩子的头上总是一顶带耳朵的厚棉帽，护着两颊，使他不至于脸也被冻坏。
　　有时候，中午走到那儿，还会看到他在吃盒饭，至少，这还是个有人疼的乞儿，我从心里这样想，不久，我就发现了对面的老女丐便是疼爱他的那个人。
　　为了接近他们，我每次都拿出5元钱或10元钱放在他们眼前，可有一次那个年纪大的女丐问我，“有烟吗？”
　　我觉得这是个契机，中午再路过那儿时，特意买了一盒“555”，听说这是最好的烟。
　　可老女丐拒绝了，她说，“我抽“时代”抽不了这鬼子烟。”
　　等我去买了“时代”回来，她们已经走了，听说是被巡警撵走的，我心里有些怅然。
　　采访乞丐有时就象是猎人发现目标，不紧盯不放，往往就会失去机会。
　　可我在第三天又遇上了她们，我递上了“时代”，提出我的请求：“听口音你不象外地人，我是搞写作的，跟我聊聊好吗？”
　　“噢，你是记者吧，前几天还有人说是记者，同我聊了半天，怎么，你们对我们这些人也感兴趣？”
　　“不仅仅是感兴趣的问题，我是在做一个调查采访，并且，很想帮助你们。”
　　“帮倒谈不上，我们这样活着挺好，只是，我那个孩子，你瞧，就是那边那个小小子，他才是真要人帮帮，要不，我这80岁的人了，说不定哪天一蹬腿儿，留下这孩子怎么办呢。”
　　我注意到她说那个痴呆男孩是她的孩子，而不是她的孙子或别的什么。
　　“你家里就没有别的人吗，那孩子是你的……？”
　　老女丐狠吸了几口烟：
　　“那个孩子是我在路边捡的，在捡到他之前，村里人叫我老陈家的，我的老头子姓陈，或者叫我三子他妈，三子是我三儿子的小名。
　　捡到这个孩子，我给他取了个名叫“福儿”。大家伙又开始叫我福儿奶奶，本来，在收养这个孩子之前，我是个有三儿一女的能享老来福的老太太，可“福儿”却没有给我带来福
　　为了他我现在成了要饭的，这要让我那死去的老头子知道了，他饶不了我那些不孝的儿子。
　　本来，1990年，我老头子去世以后，我就跟三儿子在一起搭灶过。家里的三间房是老头子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三个儿子吵着要一人分一间，我说，“我还没死呢，等我死了你们再分也不迟。”
　　可碰巧那年冬天，我一大早出去遛弯，捡到这个孩子，当时，他可能也就是十来天吧，已经冻得快没气了。
　　我回家赶紧给他灌热米汤，又抱在怀里捂了一宿，小脸已经紫青的孩子才总算活过来。，
　　我看这个男孩长得也挺端正的，也不知是谁家给扔在外面，就把他留在身边，一口汤一口汤地喂。
　　等这孩子一岁多一点的时候，我那三个儿子不干了，说我这么大年纪再拉扯个孩子，将来，我死了，又多了个跟他们分家产的。
　　他们要我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拗不过他们三天两头的吵，我把孩子送到了福利院。可才刚刚三天，人家又把他送了回来，说这个孩子是个傻子，没有正常手续，他们不能收。
　　我这时才发现“福儿”真的是有点痴呆，一岁多了连笑也不会，眼珠儿转得也比别的孩子慢，这样就更没有人肯收留他，只能放在了我这儿。
　　我对收养这个孩子并没有后悔，却为当时没有找个医生及时给孩子瞧病有些后悔。
　　发现这孩子是个傻子，我那三个儿子消停了一阵，大概他们知道这个傻孩子是不可能有心眼同他们分家产的。
　　我那嫁得远的女儿回来看了我一回儿，给我留下100块钱，给福儿买了一身衣服。
　　这孩子虽然傻，但特别安静不怎么闹人，我不知怎地就特别的疼他，生怕他冷了，饿了，受委屈。
　　我那些孙子孙女都已经上学读书，他们都知道不准动“福儿”一指头，否则，我是不客气的。
　　就这样在我宁愿自己少吃，也要给福儿吃饱的日子，我拉扯着他晃晃悠悠地过去了七八年。可由于大脑不发育，八岁的福儿看上去象五六岁的孩子。
　　去年我那三儿媳妇不干了，说我整天白吃白喝，还捡个傻子来拖累她，她以这个为理由，要把三间房全都占下。
　　她这一嚷嚷，那两个儿媳妇更不是善主，她们明明自己都有房子住，偏偏要挤到我这儿来，三个儿媳妇儿一人一间房占着，把我和福儿赶到旁边的厨房里。
　　我去找儿子，可他们都是孬种，根本就当不了媳妇的家，对我只有苦笑。
　　本来，我还和三儿媳妇搭灶做饭吃，可这一闹腾，她顺势断了我和福儿的饭，为了这个孩子我房子被占了，饭也没得吃了，你说我还能做什么。
　　村里调解了半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直惹得村长也火了，不再管这些破事儿。
　　没有办法，我跟福儿说，“咱娘俩上街要饭专，总不能眼睁睁地饿死。”也许，上街碰上什么好心人，我还能给福儿安排个地儿，跟着我这把年纪的人总不是个办法。
　　就这样我跟福儿来到北京城里，开始时哪儿人多，我们往哪儿去，哪热闹我们往哪钻，可是，福儿呆呆傻傻的，我腿脚又不利索，受了些白眼，遭了些罪。
　　后来我发现这地下通道不错，来来往往的人也挺多，而且，只要靠墙角呆着，警察大多数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象在马路上那样凶，于是，我们娘儿俩就专门找地下通道呆着。
　　为了叫福儿知道要钱，我下死劲地教他怎么把茶缸一上一下掂出声音来，这孩子现在一个字不会说，只会噢，噢的叫，也实在是可怜。
　　可我也没有办法，我养不了他，只能象这样自己来养自己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孩子爹妈是谁，可要是他爹妈知道了孩子这样受罪，我……我也觉得没法交待，我毕竟是土埋半截的人了，可这孩子才只有八岁，只有八岁呵。
　　老女丐，不，应称她为福儿奶奶，说到这里竟掉下了眼泪，她用手揉揉自己的眼，那手也是紫黑紫黑的，满是触目惊心的老人斑。
　　这种场景自从我关注乞丐这个群体以来，已经见了很多，脚步蹒跚，蓬头垢面，甚至形容枯槁是一些老乞丐的共同特点，这也是他们让人大发同情心的一种特点，可面对福儿奶奶，我真的有些被打动。
　　这种处境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她当年的善心，挽救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断送了自己晚年的安宁，这是一笔该如何算清的帐？
　　过来几个年轻的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福儿奶奶似乎象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摇起了茶缸，几枚硬币在她的摇动下，发出清脆的声音，80岁的老太太还有如此敏捷的反应，不由让我觉得是社会“造就”了她。
　　可是几个女孩眼睛都没有瞟她一下，叽叽喳喳过去了，脚上的李宁牌运动鞋险些踩到了福儿奶奶匍匐在地的乱发。
　　福儿奶奶一脸的失望：“现在这些孩子，一点也不知道同情别人，将来我的福儿不知会怎样呢。”
　　“平时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肯帮助你们？”
　　见福儿奶奶颇有微词，我忙抓住时机间出这个早已想问的问题。
　　“这个其实也很清楚，一些老头老太太爱看热闹，但不太舍得掏钱，偶尔，扔下个毛儿八分的，叹息半天，这是刚开始的时候，时间一长，他们也都不再怎么理会我们这些人。
　　一般最容易掏钱的多是些二、三十岁的女人，有时候可能正谈着恋爱，两个人路过这里，女孩子放下几角钱，有时候是一块钱，男孩子一副很理解的样了，有时候是一些孩子妈妈模样的女人，她们比较容易动心，一般也是几角钱。
　　最让我害怕的是一些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子，他们横冲直撞，在地下通道里打打闹闹，不太把我们乞丐当人看，有时候还吐唾沫，这种时候我只有装傻，因为实在惹不起他们，只是可怜福儿，有时候也成为他们捉弄的对象，不过，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也许，他们也感到拿乞丐逗乐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吧。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在街上做这种可怜相，一来我觉得这样也少不了自己什么，二来我觉得只要人们肯掏钱给我们，我这张老脸也没什么豁不出去的。
　　我那女儿把我接回家去好几次，可我都呆不了几天便偷偷带着福儿跑出来，在街上呆惯了，吃要来的饭也比吃咱饭强。
　　前几天有几个人来轰我走，说我要还想在这呆下去便要交什么地皮费，因为这儿是他们的地盘，我跟他们一通好骂，这些地痞无赖欺负外地人还成，欺负我没门。
　　我说，要钱我不给，要命我80岁的人了也不含糊，他们闹了一阵儿，见我北京话说的溜着呢，知道我不是那些拖儿带女的外地人，可以被他们赶来赶去，踢了福儿一脚就滚蛋了。
　　可事后跟我经常在一起扎堆的几个老太婆悄悄对我说，还是要拿点钱买个平安，否则他们老要找麻烦，让你在这儿呆不下去。
　　我就在想这世道真是没办法，连要饭也要有这些不公平的事儿，除了他们的欺负，我们最怕的还有巡警，有时候这市容抓得严了，我们就不敢再上街，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就跟警察捉迷藏，你这边赶我跑到那头，你这块地儿不让呆，我们就转移到另一块地儿，反正时间一长，这胆子也练出来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警察就害怕，现在我也学会了耍无赖，反正我是凭劳动吃饭，不偷不抢的，嫌我影响市容你倒是给我找个吃饭的地儿。
　　说到底儿就是福儿遭罪，这孩子让我给拖着挪来挪去的，没少挨磕磕碰碰的，人家的孩子生下来是为了享福，可这孩子生下来就是来受罪的，这……这真是没办法的事呵。
　　我说你要是拍照片，别拍我，你就给我的福儿多拍两张。没准让好心人看了会可怜他，给他寻个好去处。你要是把我的照片给弄上报纸那让我那几个儿子在村里抬不起头来，他们不孝，可我毕竟是他们的妈，我不想让他们丢面子。
　　这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我知道，所以，我现在能养活自己和福儿，我觉得挺好，只是我担心我死了以后福儿怎么办，那时就是要着吃，福儿也得有个能把他领到大街上的人呵。
　　我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来心里就犯酸，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别救这个孩子，你说他现在是个大活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儿就得有人照顾他，可能出这份力的人到哪儿去找呢。”
　　采访者思绪：福儿奶奶又一次用脏碍看不出颜色的棉袄袖子擦去滚出眼睛的泪水，坐在她对面的福儿，一直在仰着头用那永远不变的笑容面对眼前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他手中的茶缸儿枚硬币已经“叮噹，叮噹”响了一个下午。。
　　暮色开始围了上来，福儿奶奶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行动迟缓地费了好大的劲儿拖起福儿，傻福儿也许知道终于要回家了，偎在福儿奶奶身边仍如一个乖乖的孩子。
　　这素昧平生的祖孙俩，血管里流着的是毫不相干的血，但他们的相互依恋却超过某些血缘纽带下的亲情。
　　他们蹒跚而去，我本想追问他们在什么地方，可又一想，对于漂泊在大街上的他们来说，住在哪里也许并不重要。
　　一直等到他们走远了，我才猛然想起手中的相机未曾派上用场，我只顾听福儿奶奶叹息，却忘了给他们拍照。
　　我遗憾地收起了相机，心里想也许明天或者后天，我会再碰上他们，我会给福儿多拍两张照片。尽管他永远不会懂得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但我真心想要帮助他一把，也让福儿奶奶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再如此牵肠挂肚。
　　可我还有这个机会吗，我不知道。
　　我在想福儿奶奶的儿子们，尽管他们如此寡廉鲜耻，为了几间房子将老母遗弃在大街上，他们白发苍苍的妈妈还是挂念着他们，怕毁了儿子们的尊严，这种母爱得到是多么不公平的回报，对此，我只有叹息。
　　福儿的归宿令人牵挂，可做为一个目击者，我只有如实地记录，他们虽然是乞丐，可他们有自己的故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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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常人的世界里，他曾经是人们脚下的尘上，可在乞丐的世界里。他居然变成了至尊。这是个靠乞丐发家的男人，在牌桌上他动辄几万元的豪赌，使他终于赢得了别人的“尊敬”
　　　　　　　　　　　　　　　　——有“警督”之称的乞丐老板。

　　他是陕西人，一个精精壮壮的陕北汉子，一口陕西话说得让人听起来费劲，可他还是一口气能让你听他讲三个小时，后来我在他常呆的牌桌上知道，他“出道”前曾是民办教师。
　　与他接近我改变了策略，我先是以他某个牌友的女友的形式出现，后又表现出对麻将牌的狂热，虽然他很不愿意牌桌上有女人，但毕竟我表现出来的江湖味让他放松了戒心。
　　几个月后我们混熟了，他甚至把家里的电话告诉了我，而且，只要我张罗的“局儿”，他一请必到，说实在的这张牌桌上的麻友们个个都比他有钱，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压力，我借机跟他有一句没一句的瞎扯。朋友们说：“警督”这个人最爱说话，我也看出来了，他实在是个底气不足的“有钱人”。
　　因为底气不足，所以，他要拼命说，只有这样才会让人们忽视他的背景对他产生认同感，这是我慢慢才从他的滔滔不绝中体会出来的。
　　也许因为我是个女性，所以这个有着非常警惕的眼神的中年男人有些毫无顾忌，他认为他今天的发家完全是靠正当的经营得来的，至于经营什么，他说的很干脆，“当然是经营乞丐。”“我的手下是专门培养职业乞丐的，他们要想赚这个钱，不经过培训是不行的，而且，这个行当你要是做好了，收入一点不亚于白领。在印度职业乞丐的月收入是1000—1500美金左右。所以，以为乞丐可怜的人是最傻的人。但是，我这也就是跟你随便聊天，我在街上弹弦子的时候，把每一个扔给我钱的人看成是上帝。是的，“顾客”是我们的上帝，这一点太重要了。
　　“既然有顾客，那你是在出卖什么？”
　　看到“警督”说起乞丐经营如此专业，我忍不住要引他多说几句。
　　“那可不，我们不就在出卖尊严吗？可当人穷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所谓人的尊严又顶什么用呢，这个世界只有钱能够救得了人，你看这大北京城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要是这儿挣不着钱，你试试，连鬼都会绕着走，当初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咳……不提那些破事了。”
　　见我如此专注地想要听他的下文，警督说了一半的话竟咽了下去。也许，如今，穿着名牌体恤，带着手机的他实在不愿意回想他沿街乞讨的情景。
　　“其实，你当初来北京的时候是想找个活儿干，也就是想打工是吗？”
　　我看出他欲言又止，故意十分好奇又十分平淡地问他，手里的麻将牌搓得哗哗响。
　　警督点上“三五”烟，眼睛眯着象是在沉思什么，半天把手里的麻将牌一扔，“不成，今天的手气不好，我不想玩了，倒不如跟小姐们聊聊天。”
　　我知道警督想要说话的瘾终于上来了。
　　你说的对，我当初到北京来就是听说这里的活好找，能挣到钱，虽说在我们那里，象我这四十几岁的人都婆姨娃子一堆，很少再出来打工，可我是生了一口闷气就跑了，到北京来的车票钱还是从村里那个退伍兵那里借来的。
　　我是20岁在县里的高中还没毕业就退学回村的，那时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几个弟妹都在念书，我爹又得了胃癌，折腾了一年多人死了，家里也穷得只剩下了一孔土窑，我不忍心看着我娘累得吐血，只得卷起铺盖从学校里回了家。
　　开始我还幻想苦干几年，再回到学校里念书，可是这日子一开了头，我没有再往回走的机会，我整个被家里的几亩薄山地缠住了。
　　那时，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因为都在山上根本没有学校，我弟弟念书要翻过几个山坡到乡里的学校去。
　　在地里熬了几年，我实在熬不住了，便在自家的土窑里召了几个村里的娃子教他们念书识字，这样，他们每个星期给我们家带点粮食和咸菜来。
　　开始的时候好象这是哄着娃儿们耍，可是到后来，这些山里的娃子求知欲特别强，一本书翻来覆去地读好几遍，还要让我再讲给他们听。
　　后来，村里人正式凑厂一点钱，添了点桌椅，并让孩子们叫我李老师。
　　我当时有点热血沸腾，想我终于找到可以发挥自己的位置了，跟孩子们打交道虽然累心，可比在地里日头晒强多了。
　　过了一年多，我教课教得不错的名声也出去了，乡里的学校派了人来，正式给我这个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挂了个牌牌，叫我们“绥安小学”。我成了“绥安”小学的校长、老师兼校工。
　　虽然一天只给我两毛钱的补助，我心里也象是吃了公家粮一样自豪，因为乡里的领导告诉我，我现在算是民办教师，只要干得好，将来还有希望转成公办教师，那样全家都可以吃公家粮了。
　　现在想起来那一阵儿是我最舒心的日子，我每天给两个班的娃儿们上课，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全都是我一个人教，我的那弹弦子的功夫就那会儿练出来的。
　　后来，我说了婆姨，她是邻村的，但从小没有念过书，因此，对我这个民办教师更是满意的不得了。
　　我们夫妻俩几年送走了几批娃儿到乡里念中学，有两个女娃还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村里的人对我们这个“绥安”小学特别的心满意足，几次到乡里找领导说情，让我转成公办教师，因为当民办教师收入是太低了，要不是我家里的婆姨勤快麻利，把几亩地种得好好的，我自己的两个女娃都吃不饱饭。
　　可是，等我那个小女娃都长到了12岁，我还是绥安小学的民办教师，而村长的女娃高中毕业回到这里没二年便转成了公办教师，吃上了公家粮，这让我心里难受却有嘴说不出来。
　　这时我的婆姨又怀了第三胎，照国家的政策这是违法的事儿，可我们这山里缺水缺劳力，两个女娃一嫁人，家里只剩下我们夫妻俩，日子都没法过下去，我硬着头皮想罚点款，让婆姨把这娃儿生下来，万一是个儿子，我觉得这日子也有指望了。
　　不久我们村长找上门来，一定要我婆姨去乡里把娃儿打掉，否则我的公办教师一辈于也没得转。
　　我思来想去几宿睡不着觉。干了二十几年的民办教师，我做梦都想做公办教师，那是拿国家工资的人呵，而且，婆姨娃儿都可以农转非，这对我们山里人来讲就是一步登天呵。
　　我下了决心让婆姨把已经6个月的娃儿拿掉，想想将来的出头之日，一心想儿子的婆姨流着泪去了乡医院。
　　那一场折腾差点没要了婆姨的命，孩子是拿掉了，可是下来的死婴是个男娃子，我婆姨当场就昏死过去，好久醒过来也只是淌泪，好长时间不说一句话，人跟傻了差不多。
　　我这也是揪心的痛呵，可我不能说，一说这日子就更没法往下过了。
　　我只好安慰婆姨，将来进了县城，有公家分的房子，领着工资过日头，根本身边不需要什么人，有俩个女娃子轮着来看看就行了。
　　婆姨这手术做得不是很好，乡里的医院条件差的不能仔细去想，出院以后，以前壮得跟头牛似的婆姨从此下不得地，腰痛腿痛的出不了门。
　　我借遍了亲戚凑了500块钱送她去县里医院看病，诊断结果一出来我们都傻了眼，婆姨不知什么时候得上了风湿性心脏病，而且，关节也有了毛病，要住院得先交2000块钱的押金，可我全部的家当都抵上也凑不出1000块来，婆姨把眼一闭，硬拉着我往家走，她说：“这治病治不了命；该死该活由它吧。”
　　回到家里婆姨便瘫在了炕上，从此再也没走出我们结婚时打下的那孔土窑。
　　婆姨不能到地里去，我就白天夜里的两头忙，两个女娃子大的早早的嫁了人，小的我送她到城里给人家看娃娃挣点活钱，给婆姨抓药。
　　这样又熬了几年，我估计自己转公办教师的事儿该差不多了吧，可到村长家一问，说我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早被乡里取消了民转公的名额，还说要不是看到绥安小学缺老师，这民办教师也不会再让我干了。
　　我在这个学校整整熬了25年，看到学校从一孔窑慢慢到了今天的三孔窑，有200多个学生，并且还亲手往乡里送了不少好学生娃，可我最后竟连这一点点待遇都享受不到，一天两毛钱的补贴我一直拿了20多年，我自己家种的粮食没少贴补那些穷娃儿。
　　我回到家里不敢去看在炕上躺着，已经瘦得皮包骨的婆姨。我怕一直被那个进城当公家人的希望所鼓动着的挣扎着活着的婆姨知晓这个消息会再也支撑不下去。
　　第二天我到城里把在人家当保姆的小女娃找回来，叮嘱她好好伺候她娘，我想离开这里，离开绥安小学，可是上哪儿走还没有想好。
　　我到村里刚刚退伍回来的三崽家串门，在北京当了四年兵的三崽鼓动我到北京找活于，他说外地人在北京多的是，只要肯吃苦赚钱一点都不难，还说他娘非逼着他娶婆姨生娃子，要不他才不肯离开北京回到这山沟沟里来。
　　“真的，叔，在北京蹲墙角要饭，也比咱这里过的强”。
　　三崽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直笑，我想我再怎么差也不会到北京要饭去，我只要凭出力气干活挣钱。
　　揣着三崽借给我的500元钱，我坐汽车，转火车拎着个铺盖卷就闯来了北京。
　　走到半道儿上，我发现被子里边塞着那把我在家时常摆弄的弦子。
　　我知道是我那个心细的小女娃怕我一个人在外面闷替我塞上的，可是想到要到处找活干，哪有时间弄这个，我差点抽出来扔了它，最后，还是没有舍得扔，没想到最终还是这把琴救了我的命。
　　乍到北京我有点慌，这么大个城市我第一次见，我觉得走路都没有地方搁脚。还好，三崽给了我他一个战友的电话，让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给他战友打电话看看人家能不能帮我找个工作。
　　我在街上遛达了三天三夜，每天就是喝点白水，啃几口馍，可就是找不到活干，没办法我打了那个电话。
　　三崽的战友倒不错，他也是退伍后不愿意回老家就留在北京给人家打工，可他毕竟年轻，跑跑颠颠的活儿都能干，而我这满脸沧桑的，看上去象50多岁的老头，到了几个地方老板都摇头，不肯留下我。
　　最后，一个转揽刷墙油门窗的河南人收留了我、讲好工钱是300块，让我同他们一起吃住。
　　几天几夜在街上混过的我高兴极了，虽然他们住得也是简易的板房，可毕竟也是个屋子，我很感激三崽那个特别肯帮忙的战友，狠了狠心拿出10元钱请他吃了顿羊杂烩。
　　那个河南人其实也没什么招法，每天拿着块写着刷墙油门窗的硬纸板出去到处揽活，揽着活儿，我还有河南人的弟弟与媳妇便全体出动给人刷去，最后刷完了挣几百块钱。
　　刚开始我干的特别卖力，可时间一长，我发现这河南人光往兜里装钱，根本不提给我工资的事儿，过去了两个多月，我有点沉不住气刚想开口问几句，那河南人倒把脸变了，他说：“两个多月了，你在我这儿又吃又住，我从来没有跟你提房钱、饭钱，你还好意思跟我算帐。”
　　我当时刚来北京没几天，特别胆小怕事，见他这么横，再也不敢吭气了，结果干到第三个月，我除了吃、住没有花钱，河南人一分钱也不给我，并一再不准我走，我知道他们是仗着人多欺负我，可又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趁有一天他们都出去揽活的时候悄悄溜走了。
　　上了这一次当，我有些小心，可总在街上打转不是个办法，这一次我专往建筑工地上跑，终于有一天我在一个工地上专门送盒饭的两口子身边找到了活儿，他们需要一个蹬三轮车往工地上送盒饭的人。
　　讲好了送一趟三块钱，一天大概要送个三趟五趟的，我一算帐也挺合算便很卖力的于起来。
　　这两口子是安徽人，自己租了间房子又当住房又睡觉，每天起早贪黑的给工地上做饭，然后，再由我用三轮车送到工地，他们为人倒忠厚，我们吃住都在一，起，可就是不跟我结帐，原因是工地上一直没有跟他们结帐。
　　我白忙活了两个月又是一分钱没挣到，带来的几个钱早已折腾没了，我想回家都没有钱打票。
　　我一看再这样下去也不行，我来北京是为了挣钱的，可出来大半年了，一分钱都没见着，我没法跟家里瘫在炕上的婆姨打照面。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送完饭往回走，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眼看天就黑了我又迷了路，正着急却有一个过来问我“老乡，你这三轮车卖多少钱”？
　　我被问愣了，可又一想，反正是回不去了，这三轮车卖掉大概也可以抵我白干的两个月。
　　我反问那个人，“我是想卖掉三轮车，你能出多少钱”？
　　那个人听我这样一说，上来瞅了半天，又捏了捏三轮车的轮胎，拍了拍手说，“这车也太旧了，好了就值50块钱”。
　　我一听不知那来那么大胆量：“80块钱，一口价，我就卖给你了，反正我也用不着了。”
　　“80块，这车值？”
　　那个人围着三轮车转了一圈，然后，干脆的说“60块，你要卖就搁在这儿，不卖就赶快走”。
　　“60就60”。
　　我把车子扔给他，着急地想从他手里拿钱可这人骑上三轮车一边说我骑一圈看看这车还行吗”，一边越骑越远，好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知道这个人想干什么。
　　“停下，你赶快停下，这车我不卖了”。
　　可我喊得声音越大，那人骑得越快，我拼了命的追了上去，拽住那个人的后衣襟想把他拽下来，我因为理亏不敢大声喊，可那个抢三轮车的却大声叫了起来“快来人呵，抢劫。”
　　果然，有几个巡警跑了过来，一下子就把我反剪起来。
　　那个抢我三轮车的家伙竟恶人先告状说我抢了他的三轮车。
　　见我们俩个互相说不清楚，巡警干脆带我们到了派出所。一通连打带骂本来就心虚的我吃不住劲儿，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很快，那对安徽人被找了来，他们满脸怒色对蹲在墙角的我吐了口唾沫，骂了几句，欢天喜地的蹬上差点丢掉的三轮车走了，而我却被治安拘留了。
　　15天后我从拘留所里出来，身边陪着我的仍是那个破行李卷，那把弦子却被那对安徽人给踹扁了。
　　这时的我站在人群当中反而什么也不怕了。
　　拘留所里面几十号子人，干什么的都有，同他们相比我的这次犯法简直是因为无知。
　　“找不到活儿干，挣不到钱，你干吗不去要饭”。
　　一个号子里的“老熟客”对我悄悄说。
　　“难道我真的只有要饭这条路可以走了”。
　　我在心里一遍遍问自己，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漫无边际的走过一个地下通道，不知为什么，我脚一软，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过了好久，我才想起来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
　　“总不能睁着眼饿死呵”！
　　我开始把目光投向来来往往的人，不自觉的一种可怜相便浮上了脸，可我想起自己健全的四肢，我想没有人会可怜一个健全人的。
　　但是，我做点什么总可以吧，我想到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卖唱的。
　　我抽出了那支弦于，尽管有些扁的琴匣发出的声音不如原来响亮，可嘶嘶啦啦的声音配上我破锣似的嗓子倒真把那苍凉的秦腔唱出味道来了。
　　这一唱我的泪水下来了，在我几天没洗的脸上和乱蓬蓬的胡子中间不停的淌，有时候，我们陕西人会把唱秦腔当成了诉说委屈的机会，因而，秦腔的戏文也是现编现唱。
　　也许秦腔那古怪的声音，终于使那些匆匆忙忙的人注意到墙角的我，有的人开始驻足，有的人会在我放在地下的帽子里放上五角钱，两角钱。
　　我闭着眼睛唱，好象瞎了一样的唱，直到嗓子里再也喊不出一个字，我才停了下来。抓过帽子一数6元8角整，我已经挣了6元8角整，我开始后悔自己怎么现在才想到这个挣钱的道儿。
　　拿着这个钱我坐在一个刀削面的摊子上，一口气吃了一大碗两块钱的刀削面，也许是饿得太久了，我总是觉得没有吃饱，但又实在舍不得再吃一碗，只得不停地喝汤，直喝得打饱嗝。
　　晚上我找了个墙角把铺盖神开，因为吃得很饱，所以我睡得很香，那是我到北京半年多以后最安心的一个晚上。
　　从此，我便不再去想我还能干些什么，因为出力气干活的所得简直是与乞讨不能相提并论的。
　　只要放下所有的一切，乞讨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职业，也需要技巧和耐心，在这方面我很快有了体会。
　　而且，呆的地方多了，我对地段的选择也有了研究。什么地段的人收入高但是缺乏同情心，什么地段的人收入中等偏上，但还是比较容易被打动，什么地段的人自己都顾不过来，根本就考虑不到匍匐在他们脚下的人，这些时间一长我都摸个差不多。
　　渐渐地建国门的立交桥万成为我的领地，我风雨无阻的在那儿呆着，每天的进帐总是不错，但是，因为那儿老外比较多，因此，被驱赶的次数也挺多，慢慢跟那些巡警熟了，我倒不觉得他们对我是个威胁，相反，同行的竞争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
　　

为了维护我的地盘，我发挥自己念过不少书的特长，同时也发挥了曾经当过老师的优势，我想把这些散兵游勇式的乞丐收罗在自己的身边，这样他们便会对我构不成竞争。
　　有一段时间，我白天照常在立交桥下拉我的弦于，晚上我却同一帮街面上整天碰头的乞丐们混在一起，我滔滔不绝，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同他们吹牛，还真把这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家伙给唬住了，他们一致尊我为李老师并对我言听计从。
　　为了控制我所呆的地面，我给他们立下了规矩，要想进入这块地讨活钱的无论是谁都必须得通过我，否则，便不会有安稳日子过。
　　在街头上混了半年多，我不仅吃喝没犯过愁，手上还有了三千多块的积蓄，更重要的是我手下的那帮小喽啰，个个都对我崇拜的不得了。我尝到了占山为王的滋味。
　　冬天，我不想再睡墙角，便在东八里庄租了间小平房，好歹算有个房顶，下雨阴天我也有个地方躲一躲，最重要的是我身边的乞丐当中，只有我一个人租得起房子，因而，我那儿也成了他们经常落脚的地儿，不过也总得孝敬我点什么才成。
　　我知道自己一下子变得很坏，打人骂人是经常的事儿，那些乞丐在街头上是被人揉倒的面，在我这儿更是可怜虫一般，常常是新来的要被先到的欺负，但这就是规矩，我也没办法。
　　过年的时候，我揣着几千块钱回了家，其实，我那瘫在炕上的婆姨也就剩了一口气，也许是要等着见我最后一面，她挣扎着一直没有咽气。
　　年除夕的夜里下了大雪，那雪白刺刺的让人心寒，我用在北京讨来的钱为婆姨买了一身新衣服，嫁给我二十多年，这是她穿的第二身新衣服，也是最后一身。她抓着我的手脸上笑着咽了气，我自己却早已经没有了感觉，只是希望这雪再下的大些，大些，干脆把这个世界埋了算了。
　　在我们那里过年不能办丧事，否则村里人都会嫌晦气，婆姨的尸体在家里放了五天，一直到送年以后才入土。
　　我在土窑前搭起了棚子，请来厨子和做法事的和尚，吹吹打打，叮叮咣咣，我要让婆姨风风光光的走。
　　村里的人以为我在北京发了财，携儿带女的把我杀的四口猪吃了个精光，丧事办完了，我又折腾得只剩下了回北京的火车票钱。
　　正月刚出就有人上门为我家里的小女娃提亲，我爽快的答应了，嫁出小女娃去，我在山里彻底没有了牵挂，我要无忧无虑地闯荡世界。
　　小女娃结婚的那天晚上，我跟她说结婚后就甭回门了，家里的这孔土窑我会用砖坯封死，我要远走高飞，再也不想回到这个穷地方。
　　小女娃哭了，她说：“大，你咋就这么狠心，扔下我跟姐两个人，自己远走高飞。”
　　我说：“不是大狠心，谁叫你们是女娃娃、终归要成为人家的人，大想带你们走也不成呵。”
　　第二天，接亲的人刚把新媳妇接走，我便手脚麻利的收拾好东西准备重返北京。
　　村里的一个后生找上门来，他刨根问底的打听我在北京做啥发了财，一定要跟我上北京去寻寻看，我说什么也不答应。
　　我倒不是怕他知道我在北京要饭丢面子，只是看他这样的壮后上在北京除了打工卖苦力没有旁的挣钱的活儿。
　　我推说自己还不打算走，让他回去听我的信儿，他前脚出去，八后脚便奔了汽车站。
　　回到北京重操旧业，我觉着浑身舒服，这乞讨的事儿干长了，不于还真的觉着没劲儿。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别的地段多了很多残废人在乞讨，一打听敢情这些残废竟是有人专门到乡下收购来的，我突然觉得这是条不错的赚钱的道儿。
　　我想如果我手下有这么十几个残废乞丐的话很可能我就发财了，还没等我有所行动，就有人给我递过话来，想在我的地面上弄几个残废人，条件自然是对我很有诱惑力。
　　开始我还怕他们抢了我的饭碗，可一个月下来我拿到的人头费足够我的吃喝开销的。
　　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送来的饭碗，我得好好琢磨着怎么把它弄的越来越大。
　　为了手里亲自掌握一部分人，我特意回了趟山里老家，听说我要领着在家干吃饭不能出力气的残废上北京挣大钱，这些恨不能马上甩掉包袱的爷娘们个个都千恩万谢。
　　我许诺到年底过年时给他们寄1000块钱，孩子我领上走管他们的吃喝，但是生死是命里注定。为了预防意外我特意这样同他们讲定。
　　就这样第一次我手里有了三个瘫子和一个瞎女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把他们折腾到北京，第二天就瞅好了地点让他们上了街。
　　结果一天下来，瞎女娃的“业绩”最好，挣了102块钱，我特意给她买了一盒稍好点的饭，并让她听了一会儿电视才让她去睡觉。而别的人为了第二天早点出来都要天一黑就睡觉。
　　实际上弄这些残废人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每天要用自行车把他们带到那个“蹲点”的地方，这往往要在大街上还有没人时悄悄的干，然后，中午要给他们送饭，晚上要用自行车一个一个把他们弄回来。好在我这里人手多，慢慢地谁靠谁我都有了安排，事情也就好办多了。
　　不过北京这形势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有时候风声紧，街上清理的厉害，他们便都得窝在家里，这样一来租给我房子的那家人不干了，因为那么多人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又都奇形怪状的挺吓人，房东那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再把房子租给我，我只好跑到更远的地儿租了两间平房，一间他们住，一间我住。
　　自从瘫子们上了街，我便洗手不干了。一方面我要时刻观察风声，一方面我也在张罗怎么扩大“经营”。
　　我发现乞丐是可以职业化、组织化、规范化的。只要组织好了，这个行当来钱也挺快挺容易，而且，还把把这残废“变废为宝”。
　　你想想谁家要是有这号残废人，光白吃白喝就是个不小的负担，但现在他们不但能自己挣到吃喝，还每年给家里邮回一笔钱，这合适的帐儿算算也划得来。
　　我又陆续的从河南和河北弄了几个残废来，正经八百地开始了我的乞丐经营业务。
　　既然是经营，也是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一般地来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个行当收入高的时候。
　　那时候人们心里高兴，手头就大方，而且，对他们来讲。在年节里积善，功德要比平时大的多。
　　要说我手下的这些人也真是挺惨，冬天冻得手脚都又红又肿的，夏天让蚊子叮得浑身是包。遇上心不好的人不光讨不着钱，有时还要挨打，每当这时候，我便要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手段去摆平它，而且，要让那些人知道这是我的地盘。
　　这时的我不光是坏，还要心狠手辣，否则我就会被他们清扫出门。
　　在社会上混我渐渐有了经验也有了胆量，我们陕西人是老土一些，但是性子也很野，虽说我一开始是因为会讲道理笼络了这帮人，但最后替我撑腰的还是这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子。几个回合下来，没有人再叫我李老师，“警督”这个绰号便是那会儿传起来的。
　　自从我那婆姨死了我也再无牵无挂，在北京这个热闹的地方有我的一块地儿，我觉得自己没白出来一趟。
　　你别问我这些年挣了多少钱，我也不会告诉你。但是，我只能这样跟你说，我在通县和昌平都买下了房子，三房两厅的楼房，挺宽敞，但是，我不爱去住，隔着北京城太远。而且，我不喜欢坐汽车，总觉着那玩意儿不安全。
　　我现在一直在宾馆里包房间住，一切都还方便，想找个女人也是打个电话的事儿。而且，朋友们玩起牌来也有个地儿。
　　现在我这帮朋友儿全是用钱攻下来的，刚开始他们不喜欢跟我玩儿．老觉得我这人低他们一等。
　　其实，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
　　不跟我交朋友，我就设牌桌，我输钱还不行吗？我输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他们都成了我的铁杆朋友，有事没事儿往我这儿凑。我这大方一出了名马上朋友就遍天下了，你说这有意思不？
　　我现在地面上的事儿基本上不怎么管，去年我那个小女娃跟她丈夫打听着寻到北京，我索性把这生意交给了他们。
　　反正钱还是要到我这里，随他们怎么去弄。
　　我那个小女娃开始直说我干这个营生不太光明，可光明的营生是一个陕西的土包子能干的吗？
　　她挺倔的，自己问我借钱顶下一个水果摊，干得挺欢势。
　　我那个女婿听话，现在他就在我手下弄着几十号子人，我现在里里外外全仗他了。
　　不过这事儿我也吃不准还会火多久，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琢磨这种事，而且，这内幕一曝光，肯定有很多人不会再那么大方，不过我知道你是自己人，不会把这样的事儿捅出去，所以，我这好说的毛病实在是不可救药，你说是吧？
　　但是，无论怎么说我觉着自己绝对不是个坏人，有时候只是没办法而已。
　　这个世界其实是天无绝人之路的，你就说那些残废人不这么干他们不个个都是累赘吗？
　　这么多人都在活着在奔波着，你能说哪个是应该的哪个是不应该的？所以，我有今天也是正常的，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状元，做乞丐做好了也有发财的，这样的社会才公平，我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想想过去我拼命地干就是为了吃上公家粮，我恨不能猛扇自己两个耳光，我傻了大半辈子。所以，对那些傻子乞丐我感觉特别亲近，我知道自己以前并不比他们好多少，这样说来还是他们让我变聪明了。
　　于是，我便有钱了。
　　采访者思绪：
　　“警督”果然是个能言善辨的高手，洋洋洒洒的谈吐使我这个当记者多年的人自愧不如。
　　我没有到过陕西，但我能够从这个陕北汉子眼神中感受那份黄土高原的贫瘠。
　　还有野性与欲望。
　　这个有着畸形的发家史的男人从事的又是一份多么畸形的职业，他还美其名曰为“经营”。
　　可以想象这其中的残忍与冷酷，当那些被收编了的残废人坐在冰冷的大街上的时候，他们被浓缩只剩下了数字的概念。
　　他们的生与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是家人的包袱与拖累，眼前的钞票堆得起高，他们便似乎越可以“变废为宝”。
　　这交易已经不带丝毫的感情味道，尽管他们或残忍或恐怖或令人可怜地展示往往会赢得人们的同情。
　　在这里“同情”两个字的背后就是他们的业绩如何，就是他们为之打工的老板收入如何。
　　这就是我采访到的内幕，不知是否值得曝光，打工的乞丐与经营乞丐的老板使这一行当真的出现了职业化的队伍，而且，正在日益壮大。
　　我不想劝人们从此收起自己的同情心，因为毕竟那些可怜的乞讨者还是值得同情。
　　但是，面对大街小巷越来越多起来的这些缺胳膊少腿或者是呆呆傻傻的乞讨者，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应该做些什么？
　　也许真到了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这一道丑陋的风景改变了城市的颜色，再这样下去，有些人的腰包鼓了，可我们却无法再正常呼吸因为这空气大污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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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女儿读了外语学校，儿子也将要辔文学，所以，那台老机器还要陪他们唱下去，从“金瓶一样的小山”到“悠悠桃花水”他们都能够唱得来，可就是盼望天不要下雨，巡警不要来赶他们，儿子的学费什么时侯能有个眉目。
　　　　　　　　——一台老机器，两个相依为命的中年人，他们已经在街上唱了六年

　　最初我注意上这对卖唱的盲人夫妇还是在安定门地铁站的地下通道里。
　　那个灰蒙蒙的冬天，来来往往的人群抑郁而沉闷，这对盲人夫妻的歌声和他们身边那台录音机放出来的旋律总算有点明快，我放慢了脚步，在男人手上的铁筒里放下了五角钱，他没有感觉，仍呆呆的站着，女人仍在唱“悠悠桃花水”。声音有些甜也有些酸。
　　也许是缘份，我每天上班的路线并不特别规律，但总是会与他们遭遇。
　　在我对待乞丐的逻辑里，卖唱的乞丐总比那些总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乞丐值得同情，因为，无论做什么他们总在为使自己的得到与付出成一定的比例而努力。
　　一次，两次，三次。
　　我慢慢地接近他们。因为是北京人，因此，他们的戒心也格外的大。
　　我知道要触摸到他们的心灵已经不能仅仅靠同情。从他们很敬业的每天站在那里唱的神态上、我已经感受到他们想要自强自立的心情。
　　尽管卖唱已经是一份过于古老的职业，可我还是期待有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结局。
　　在我刻意的接触中，他们似乎有些认可同我的聊天。但是。我知道要想取得他们的信任是一件并非容易的事儿。
　　终于有一天，那个言谈话语中处处有着当家人的口气的女人悄悄地问我，“现在孩子考嘟家大学收费最少”？
　　我知道他们已经对我有所信任。在帮他们咨询了一番后，女人答应问我聊聊。
　　都说盲人的耳朵最尖，我的录音机刚开始沙沙走带，女人便敏感的问：“你是记者呵”？
　　我不希望她对我产生别的想法，只得忙把录音机关掉说：“没事，没事，你别紧张，我们只是随便聊聊”。
　　女人迟疑了一会儿，可能觉得我已经帮了他们不少忙，不好意思再拒绝我的请求，她叹息一声，说话不再那么一副主事儿的样子，这使她看上去一下子矮小了许多。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些人感兴趣，我跟我爱人已经在街上唱了六年，一直平安无事的，我可不想多说什么惹麻烦。
　　我们俩眼瞅着岁数也不小了，他51岁，我46岁，两孩子，大女儿去年考上了外语职高，小儿子今年考大学，还好他们都是正常人，这让我们俩的压力还小一些。
　　这年头腿脚健全的人日子都不好过，更何况我们这些残疾人。
　　要说工作国家倒确实是给安排过。我一开始在街道的小工厂绕无线电线圈，绕一个二分线，一个月能挣个几十块钱。
　　我爱人跟我是一个单位的，但他人太老实，大家伙都说他反应慢，不愿意跟他一个班做流水，他便被调到仓库，说是做发料员，实际上也是闲呆着，因为，人家那真正的发料员是个健康人。
　　这样我们一个月有八百块钱的收入，孩子也还小，家里再帮衬着，日子还过得去。
　　我这眼睛实际上不是全盲，多少还能看见点光亮，可是国家对我们还是很照顾，一直养了我们这些人那么多年。
　　1990年，我们单位效益不好，又被取消了优惠政策，因此，几个月周转不动，工人的工资都拖了几个月。
　　这时我爱人被发现生了糖尿病，又是检查又是治疗，折腾了大半年，为了照顾他，我工作也干不下去了，只好离开了单位。
　　开始靠亲戚朋友的接济，我一门心思给爱人治病，可等他病情稳定下来，我发现我们是一点着落也没有，两个孩子读中学，花钱简直象流水，我们省吃俭用多少年的一点积蓄早已都扔在了医院。
　　我愁的直掉眼泪，想想这人活着也太难了，要不是为了两个孩子，我真的都想自己找个地儿消失了算了。
　　我爱人是个乐天派，为了让我高兴，他每天都把家里那台唯一值钱的东西——录音机摆弄来摆弄去，一会儿让我听”邓丽君”一会又让我听“李谷一”，时间一长我也喜欢哼两句。
　　有一次，女儿过生日，我对女儿说，妈妈没有钱买礼物给她，就唱一首歌送给她做生日礼物吧。没想到我那歌唱得还真不错，这一下我爱人高兴了，他说，“我们干吗不上街上去唱去，反正是凭劳动赚钱，这也算是正当的”。
　　我当时连想都不想就冲他发了火，我知道过去瞎子想要挣钱最容易干的就是沿街乞讨卖唱，说实在的我真的不愿意这样做。
　　虽说是没什么辙，可我宁愿借钱做个小生意也不想当伸手要钱的乞丐。不为别的，还得为两个孩子的面子着想吧。
　　这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们两口子可真没少折腾，卖报纸，订牛奶，给人家糊纸盒，力气出了不少，钱却没挣到多少，借来的钱还不上，人家三天两头的到我们家里来坐着聊大，实际上是在催我们还钱。
　　我爱人没办法，自己揣着本盲文书到街上给人算命，刚开始还好，一天闹个三块五块的，可他人太老实，这街头上什么人都有，有时候不知怎么就挨顿打，我看他这钱挣得太辛苦，说什么也不让他再一个人上街了。
　　眼看着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条活路可以走，我也顾不了那么多，用家里仅剩的几十块钱买了两个话筒，我跟我爱人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瞎子也得有条路可以走，上街唱就上街唱，不管挣多少我们也不是白白的伸手”。
　　就这样我把我们俩口子唯一的比较干净、体面的衣服找出来，又买了一些流行歌曲的盒带，我爱人主要唱些老歌，像什么“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骏马奔驰保边疆”等。而我主要唱流行歌曲什么“悠悠桃花水”“小城故事”等等。我们那台破录音机还挺争气，伴奏效果不错，所以，我们配合的挺好。他唱累了，我接着唱，我唱累了他就换上，这样我们两口子一天下来怎么也挣个五六十块的，把我们可高兴坏了。
　　可是对俩孩子，我们不敢说实话，现在的孩子都要面子，我怕他们知道爸妈在街上卖唱会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对孩子们说，街道上照顾我们，又帮我们安排了工作，只是道远点，所以，每天要很早出门，很晚才回来，至于那台录音机，我爱人每天回家的时候，把它放在我们院子的窝棚里，对孩子说送去修了，这样很长时间里孩子们不清楚我们倒底在做什么赚钱。
　　在地点的选择上，我们也是尽量离家远一些，离孩子们的学校远一些。
　　我们去的最多的便是西单的地下通道和安定门地铁还有亚运村，有时候一天要跑几个地方。因为，老在一个地儿呆着不行，有时候巡警呵，综合治理呵都要撵我们走，还有收地面费的，这些都得小心应付。
　　这样干得的时间长了，我也觉不出有什么难为情，与那些大大小小的乞丐混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比他们还强点。至少我没有跪在那儿白白的伸手，无论唱得好坏，我是在凭力气挣钱。
　　要说这钱挣得也真不容易。
　　冬天寒风刺骨，过路的行人都匆匆忙忙，可我们要站在那里唱呵唱，一直到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才收拾起东西往家走，回到家里身上早冻透了，我爱人和我的手脚全部是冻疮，一动就疼得钻心。
　　我那女儿特别懂事，一看我们回来了，马上就去烧热水，给我们烫脚，所以，好多次我想想为了儿女，这苦再吃也不嫌多。
　　夏天还好过一点，但是北京天热的时候象个蒸笼，尤其是地下通道每天那么多人来来往往，很多次我都支撑不住要晕倒，我爱人赶紧让我靠墙角坐着歇会儿，他继续跟着录音机的伴奏带唱。
　　要说我们唱得是不好，可用现在人的话讲我们很敬业。
　　无论再怎么累，我们从来没有放过录音，全都是跟着伴奏带用真声唱，我想咱这钱要一分一厘都是凭力气挣来的。
　　这在街上卖唱可跟一般的乞讨不同，现在许多乞丐都是什么伤了，残了，靠这个来挣钱，只要呆在那儿能成，可我们这唱的就不同。
　　无论心情好坏，吃没吃饱饭你都得有心思去唱，而且，这轻松的歌你不能唱得不轻松，活泼的歌你不能表现的死气沉沉，人们有时候往你口袋里放钱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给他带来了快乐。
　　这就是我们与别的乞丐不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快乐不快乐我们自己最清楚，可是你走上街头，站在那儿拿起话筒，你就要给别人带来快乐，否则，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歌声，你的一切。
　　只有当他们开始注意你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关照。
　　其实，我知道许多人心里对我们是同情的，包括你对我们这样的人的好奇，这都是因为在人的世界里，我们应该算做是被人可怜的对象，因为，我们缺乏人最起码的健全。
　　可是，我跟你说，我讨厌别人的同情和可怜。
　　与别人相比我是没有健全的身体，可是在心里我并不承认我就比别人差。那拿这街头卖唱来说，我们风里来雨里去的，挣的也是份力气钱，无非我们没有那么体面而已。
　　现在的人与过去相比是有很多不同，可好人还是多，许多人是真心的想帮助我们，因而，我觉得如果说真的给他们带来了愉快，那我们这苦也就没白吃。
　　去年夏天，我爱人的糖尿病犯得挺厉害，我就一个人上街，一个瞎子带着台大录音机，特别是下地铁那些长得吓人的台阶，好几次我差点摔了下去，碰上几个人都不错，帮我把东西拎下去，然后把我带到下面找个地儿站好，他们才走。
　　我隐隐约约能看到个人影，但也认不清楚模样，但是，如果他们再走到我面前来，我想我会认出他们，因为，那味道是不一样的。
　　我们瞎子时间长了，嗅觉特别敏感，这个人是善意还是恶意的，凭感觉便能猜出几分。
　　我爱人一病就是一年多，我自个一个人也走不了很远，有时候就在离家里近的地儿转转，那时候我特别提心吊胆的，就怕让我的孩子碰上。
　　我女儿那会儿已经考上了外语职高，小姑娘也正是爱漂亮的年龄，冬天上学路远我同爱人商量着给她买了一辆新自行车。
　　我虽然看不见，但知道女儿高兴得要命，她那辆旧自行车还是小姨读中学时用的，现在终于骑上新车了，我每天听见她回家以后在院子里擦呵擦。
　　可是过了几天，女儿天天要天不亮就爬起来，提前一个小时出门去上学，我觉得很奇怪，问她，她也不吭气。
　　12月6日是我的生日，这一天我破例没有出门，一来是大有点下雪，二是我也想在家里包饺子让俩孩子吃顿好的，毕竟，妈妈45岁了，没有让他们同别的孩子一样过上太好的日子。
　　下午，女儿放学回家，手里拿着一件抖抖索索的衣服往我手里一放说：“妈，你过生日，我给你买了一件羽绒服，你摸摸多软和，穿上可暖和了。”
　　我当时一愣，整天站在外面风吹雨打的，我早就想买一个件羽绒服挡挡寒，可是一打听，一件好点的羽绒服要300多块钱，怎么着我也不舍得花这个钱。
　　可冬天又实在冷，我就在出门时左一件右一件的往身上套衣服，把自己穿得象个麻袋，可因为不厚实风一吹就透，所以，我是最打怵冬天了。
　

　可女儿哪来的钱？
　　我有些奇怪也有些害怕，我怕女儿别是做了什么坏事才得来的钱。
　　看到我一脸的怀疑，女儿终于悄悄的说，“妈，你别担心这钱的来路，我把自行车卖给咱院里的小莉子了，她说她很喜欢那辆自行车的颜色，出的价钱我也不吃亏，我早就想给你买一件羽绒服了，因为……因为冬天太冷了，而你又穿得那么少……”
　　女儿说着哭了起来。
　　我突然意识到女儿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是不是已经知道我每天出门是去做什么。
　　可是我没有再去问女儿，我想无论她是否知道她已经大了，应该懂得如何去理解父母，尤其是象我们这样不具备正常生存条件的父母。
　　“可是傻孩子你上学怎么办，你不是一直希望读职高时可以有辆新自行车吗”？
　　我还是有些心疼女儿卖掉的自行车，可女儿说：“我可以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出门，走着去学校，这样还可以在路上背单词，自行车等将来我工作了再买新的也不迟”。
　　这个45岁的生日我过得既开心又伤心，开心的是日子终于有点熬出头，最起码女儿已经懂事，并知道如何去理解我们。伤心的却是我们不能为儿女做得更多更好。
　　再出门我穿上了女儿为我买的羽绒服，女儿曾经拉着我的手让我摸摸那颜色，她说那是一种蓝色，象海水一样的蓝色，很醒目，让别人在很远的地方就能一下了看到我。
　　那段时间我唱的最多的歌便是“妈妈的吻”。每一次唱我都几乎要流下泪来，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可象我们这样的家庭，孩子也格外的早熟。
　　我那儿子今年要考大学，可他一直没有报志愿，我催他快报，他却说不想考大学，想高中毕业赶快找个工作挣钱养家。
　　我听他这样一说又气又伤心，这么多年我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不就是为了俩孩子都能够有出息，不再象我们这样。可孩子怎么就不明白呢？
　　学校的老师也到家里来家访，问我儿子报志愿的事情。可是，一说到这上大学要交钱，我们俩口子也都没主意了，说实话凭我们的收入是很难供养起一个大学生的。
　　可是老师说，现在的孩子只要努力，可以申请到奖学金，另外，也可以寒暑假勤工俭学，自己做事情赚钱交学费，只要肯吃苦就没有问题。
　　儿子实际上一直很用功，虽然，他的眼睛是高度近视（也许是因为遗传的原因），但平时他在学习上是从来不用我们操心的。
　　唯一的遗憾是他曾经那么想报军校，因为军事院校不收学费，每个月还可以有生活津贴，这样可以给家里减轻很大负担，可他的眼睛不行，这也是我们感到最对不起他的地方。
　　最近总算把志愿报上了，可最后的结果还不知道，我听广播的时候老听那些广告，说这个胶囊对记忆有好处，那个药丸对大脑有帮助，狠狠心给儿子买了几次，可儿子却说我们不懂科学，他说：“你们只要一日三餐给我弄好了，就足够了，我们本来就没有钱怎么能再去相信这些东西。”
　　你知道这也是我们替儿子着急担心，论文化我们是一点都没有，论环境我们这间小屋13个平米住了四口人，儿子，女儿的床全用帘子挡了起来，上个厕所要走出整个胡同。
　　我儿子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为了儿子的学费，我爱人这病刚好一些，便一定要跟我一起上街，他说，咱们俩个人总比你一个人要挣得多点，无论如何拼了命，也要让儿子读得起大学。
　　这样我们俩口子东跑西颠的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辛苦点没什么，我们最怕那些地面上的小混混，他们敲起竹杠真是毫不客气，有时候，这人还没站好，他们就过来了，多则10块少则5块，不给便要打人，我们是惹不起这些地头蛇，只得掏钱买个平安。
　　最可怕的是有一次，晚上八点多，我跟爱人刚要收拾东西回家，一个小伙子竟抢下我爱人手里盛钱的小铁桶便跑，我们根本追也追不上，一天累得的口干舌燥，结果一分钱也没留下。
　　以后我长了心眼，让我爱人抽空就把稍大点的毛票卷起来放在身上，这样就是抢也抢不了多少去。
　　你看我手里的这根棍了吗？它的头是铁尖的，这也是我们用来防身的，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欺负，我就拿这个跟他们拼，反正都活着不容易，我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还是那句老话，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乞丐堆里有的是见不得人的破事儿，在这里面想做好人是不人可能。
　　我们原先是本份、胆小的老实人，可在街上混了六七年，我发现老实有什么用，所以，你听我说话可能就能听出来，我这人现在特泼，没有人敢惹我，他们都知道我这个瞎女人的厉害。
　　我爱人还是老实、胆小，遇上什么事总劝我，“忍了吧，忍了吧，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
　　我觉得有些事也不能太让步，否则，就会一步一步被人挤兑的没地儿可去。
　　都说现在竞争特激烈，其实干哪行都是这样，现在外地的乞丐都知道北京钱好挣，都可着劲儿的往这儿跑，因此，我就明显的感觉到现在这钱不如前几年好挣了。
　　前两年我们在街上唱一天，怎么也挣个五六十块，好了还能过百，可现在有时候一天也就二三十块钱，抽去地头费也剩不下多少。
　　没办法我们只好多跑路，有时候一天挪三地儿，可到那块儿地也有收你钱的，那些人也不知哪来这么大的能耐，硬是能将整个地皮都论价儿卖，我们这些人只有掏钱的份儿。
　　我们现在除了吃饭是一个大钱儿也不敢花，挣钱这么不容易，谁知道哪天管的严了，这街上全部清理，我们就得喝西北风去。
　　还好我女儿今年就毕业了，好赖找个工作，我们家也算会有一点稳定的收入，这样就不至于我们一天不上街唱就一天没有饭吃。
　　我也跟爱人打算，等儿子读了大学，便要让他靠自己，我们都老了，身体又不好，再这么折腾下去也不行。
　　再者说了，这伸手要钱的事儿真的是挺让人难受的，我到现在还这样说，要是有一点办法我也不爱干这事儿。
　　同样都是人，人家能享受的咱享受不到，这没什么，可人家能挺直的腰杆咱挺不直，这日子过得没劲头儿。
　　尤其是碰上不懂事的小孩子，跟在我们身边，“瞎子！瞎子”！叫个不停，我这心里就别提有多凄凉。
　　我不知道该去埋怨谁，爹妈也不愿意我们生来就是这样的。
　　我爱人更可怜，他是个孤儿，打小在社会福利院长大，也许，他的父母就因为他是个瞎子，便把他给扔了。
　　与他相比，我还幸运一点，因为我是后天性盲人，曾经还看见过天空是什么颜色，城市是什么样子，自己的父母姐妹对我也挺好，困难的时候，也多亏了亲人的帮衬。
　　可是人倒底是要靠自己，这些年我们到处奔波，苦虽苦一点，但心里还是有一种满足感。无论挣多挣少，这是我们两个残废人自己挣来的。
　　不瞒你说，以前有好几个记者要跟我聊聊，我都躲开了，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必要，聊能有什么用，说完了，人走了，我还得卖我的唱，做我的乞丐。而且，我这人性子特直，万一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惹了事呢？
　　可现在我也觉得该收收手了，儿子马上是大学生了，这爹妈还在街上要饭总不是个太光彩的事儿，将来的儿媳妇知道了怎么肯进我们这个门呵。
　　所以，等我女儿一找到工作，我们就不再出来了，在家里再找点别的活儿干也比在街上乞讨强。
　　过去是没有办法，可现在我们想开了，养儿养女不就是指望将来有个依靠吗？
　　我跟你聊了这么多，心里也痛快了很多，我很久没有说这么多话了，在家里怕影响儿子学习，我们一家人很少说话，天一黑我们上床休息，俩孩子各看各的书，这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来的。
　　说实话我现在唯一的骄傲就是俩孩子，可是如果当初他们生下来都是瞎子或者是有缺陷，我会立马不要他们，我不愿意让他们长大后再面临这种不健全的痛苦。
　　歧视，嘲笑，被抛弃还是另一种痛苦，关键的是你要活下去，可你怎么活下去？
　　许多人都以为做乞丐们人没有自尊，实际上正因为他们处在最低层，因而他们更需要自尊，可是没有人会想到这些。
　　你写写这些人也好，最起码让许多人能够了解这个阶层，这是又可怜又可恨又很无奈的阶层，你接触多了就会感觉得到。
　　无论怎么说，人们的同情心对乞丐的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他们中有的人是好吃懒做，有的人却是真的很无助，我在这里边混的多了，我能够看得清楚。
　　最坏的是莫过于那些地头蛇，靠乞丐发财的那些人，我想这些人都应该抓起来，关进监狱，因为，他们个个都是恶棍。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这我也不知道，好了，好了，聊这么多我也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么多没用的话。
　　这些年我们俩口子在街上卖唱，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说说心里话，碰上你又帮了我的忙，我想有一天我会好好谢谢你，不过到那时你别碰上我们装作不认识，虽说两个要饭吃的瞎子，可我们也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一天，会不会？
　　采访者思绪：当这个儿子即将考大学的盲女人与她的盲人丈夫摇摇晃晃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清楚的听见自己心中的祈祷，愿上帝给她儿子一个机会，因为，那是他们生命中的唯一还可以闪亮的希望。
　　六年的江湖行给了他们生存下去的可能，也摧毁了两个人心中曾经有的善良与本份。
　　盲女人说话的口气已经有大多的霸道意味，虽然她这种强悍是以弱的表象来表现。
　　可是，同她聊完我分明觉得有许多东西是不可侵犯的，尽管他们卑贱地只是街头卖唱为生的乞丐。
　　最替他们欣慰的是两个有出息的孩子，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在她的女儿卖掉自行车，为天寒地冻中的母亲换取一件羽绒服的举动中我已经深深体会。
　　我没有见过他们那有着高度近视的儿子，那个也许是侥幸没有同父母沦为同样命运的男孩子，已成为这个家庭风雨飘摇中的栋梁柱。
　　也许他真的会很幸运，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因为他的双亲已经承受了大多的苦难。
　　盲女人很直爽也很健谈，但谈及在街上卖唱的遭遇，我发现她很小心谨慎，许多事情一句话带过，这可能就是她所说的不想惹什么麻烦。
　　她的丈夫老实。安静的近乎窝囊，所以，盲女人便泼辣厉害的象张开翅膀要保护什么的鸟。
　　他们那种相护搀扶，相互支撑走过的身影久久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渴望再一次在街上听到他们的歌声，却期望能有机会再遇上他们，我畅想着也许那时他们已经是另一种命运，或者是另一种生活的主人。
　　因为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所以，他们还有希望，我相信这也是他们坚持活下去的唯一原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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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岁的山山和13岁的哥哥来目不同的家庭，但相同的遭遇——被父母抛弃，使他们成了铁打不散的兄弟。他们白天在街上结伙乞讨，晚上到酒馆里给客人擦皮鞋，山山手下有6个年龄比他还小的孩子，他们已成为四川成都的一道风景。
　　　　　　　　　　　　　　　　——11岁的孩子头与他的擦皮鞋的伙计

　　冬天的成都其实一点儿都不冷，在这个四川省最繁华的大都市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有人说成都是四川最开放的城市，我却认为即使把成都放在全国的开放城市中去比较它开放程度都会毫不逊色。
　　在西部成都是个各方面都挺够味的大城市。
　　因为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商业兴旺，成都也成了许多淘金者的天堂。听说我在写《中国乞丐调查》一书，我的一位在《华西报》做记者的朋友力邀我到成都做一次调查，他说，要写乞丐成都不能被排除在视线之外。
　　于是，晚餐的时候我盯上了那个在火锅店里忙来忙去擦皮鞋的小男孩。
　　几天的观察下来，我发现他不仅自己做，还指挥着一批比他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子，在火锅店里的客人脚下忙碌着。
　　好多客人同这个俨然是头的男孩打招呼，我知道了他叫“山山”，只是成都人的叫法不同，听上去好象是“三三”。
　　到底他是叫“山山”还是叫“三三”，我想到用这个问题来接触他。
　　没想到这男孩真是机灵，他拖着长腔回答我：“都可以啦，只要小姐你喜欢”。
　　要不是脸上的鞋油和灰垢，这个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的男孩子实在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机灵鬼。
　　我同食客们交谈着，知道这个山山索性叫他山山，白天在桥洞下乞讨，晚上便到火锅店里来擦皮鞋，是个老资格的小乞丐，搞不好还是个小丐帮头。
　　我的好奇心被煽动起来，可怎么让他肯对我说点实话呢？
　　我想起自己脚下的那双高帮黑牛皮靴，招呼山山，他却看了我一眼，指挥另一个小男孩过来，我笑着摇了摇头，“我喜欢你来帮我擦，山山”。
　　“那你得等一会儿，小姐等我这边做完了才可以的呵”。
　　我耐心的等着，与山山交谈的欲望使我对美味的麻辣火锅失去了食欲。
　　“小姐，你的普通话讲得好标准呵，你是啥子地方人呢”？
　　山山果然专业，他一边把我一只穿着皮靴的脚抱在胸前开始工作，一边同我拉开闲聊的架式。
　　要不是别人对我说他只有11岁，我是绝对不相信11岁的孩子会有这种本事的。
　　“他们告诉我你只有11岁，是真的吗？山山”。
　　“你看我不象11岁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倒底有几岁，我只知道他们都听我的”。山山指了指在火锅店里忙碌的几个孩子。
　　从这一点来看，山山毕竟还是个孩子，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点也不懂得掩饰，我明白了并不需要对他藏起我的目的。
　　“山山，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你知道我是作家，正在写一本书，一本有很多故事的书，其实，你不应该叫我小姐，你应该叫我阿姨，我的儿子现在都比你大，我想我们可以做朋友好不好”？
　　也许并不真正明白作家与书的含意，山山一边在我的皮靴上用力，一边仰起头来对我说：“你是不是想象华西报的记者那样采访我，这个没问题，只是现在不行，我要做生意，光说话要少赚钱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有时间一起谈谈呢”？
　　“白天我在桥上晒太阳的时候，我挺喜欢跟别人讲话的，你到那儿去找我吧，我哥哥也在的”。
　　山山给我擦完了皮靴，把我给他的6元钱往裤兜里一塞，头也不回的奔向下一个客人，他的生意的确是不错。
　　第二天有点飘雨丝，天上没有太阳只有阴云，我不知道能不能在桥上找到山山，但我还是去了成都那座很有名的大桥。
　　桥上因为下雨没什么人，我转到了下面的桥洞边往里张望，我看到山山懒洋洋的躺在一堆看不出颜色的被褥里，这个11岁的男孩依然脏兮兮，但完全没有了晚上在火锅店里时的精神，也许，他干了个通宵。
　　他也看到了我，马上招呼旁边另一个看上去大一点的男孩子，我猜那可能就是山山说的哥哥。
　　奇怪的是他的哥哥一开口是地道的东北话。
　　我想这个故事肯定在山山的叙述里面。
　　“小姐，噢，不，你说我应该叫你阿姨，我已经打听过了，作家是比记者还厉害的人，我可不想你给我曝什么光，让我爸妈看了他们会生气的，虽然他们早已经不要我了，但走到哪儿他们也还是我的亲生父母”。
　　如果你只是想跟我说说话，这没问题、今天下雨桥上没什么人，我也不打算上去了，正好说话打发时间。
　　你昨天问我倒底几岁，说老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记得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娶的新老婆生了一个女儿，我便被送到东北的妈妈家，可东北的妈妈也同新爸爸生了一个儿子，好象还不到1岁。
　　妈妈给了我50块钱又给我买了张火车票把我送上回爸爸家的火车，可到爸爸家没两个星期，我又坐上了火车，爸爸让我再回到妈妈家去。
　　这一次我哪里也没去，我到了成都，在街上自由自在地呆着。
　　妈妈给我的50块钱很快就花光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再回爸爸家，我走到了这座大桥上，想从这上面跳下去游泳，又一想万一淹死了怎么办，我正趴在栏杆上出神，看到我身边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一下子抱住了一个过路人的腿在说些什么，那个过路人很厌恶又很无奈的样子拿出了1块钱，那个男孩子马上松了手。
　　那会儿：块钱能买一串油炸糕呢，我羡慕极了，跑过去管那个男孩叫哥，那个男孩说，你认错人了，谁是你哥？你们家大人呢？
　　我说，你就是我哥，我就是你弟弟。我们家没有大人。
　　要说我认的这个哥哥真值，当天晚上他就请我吃麻辣烫和油炸糕，直吃得我拉肚子。吃完饭他带我到桥洞下过夜，我从来不知道这个白天看上去黑乎乎的地方还会有这么多人在住。
　　那天许多人对我都很亲热，他们喊我小三子，我说我知道我叫什么，我叫“山山”。
　　晚上我知道哥哥也是个没有父母的孩子。他一个人从东北蹭火车过来到成都，发现成都是个好地方，便不再往南走。
　　哥哥比我大两岁，但他很懂事，他不允许桥洞下的那些人拿我开玩笑，谁要是扒下我的裤子看我的小鸡鸡他便要与谁厮打在一起，有时候被打的头破血流也还往上冲。
　　我知道他这样硬和那些大人拼是要吃亏的，便专门去拉拢那些小孩子。
　　一来二去，才一年多我和哥哥身边便有了七八个小孩子。
　　他们有的是南方人，有的是北方人，还有新疆乌鲁牧齐的，好多都是父母各有了新家，他们却从此没有了家的。
　　我们在一起，白天在大街小巷各用自己的本事讨钱，晚上回到桥洞里睡觉，有时候结伙去吃麻辣烫，日子过得到挺开心。
　　我是不想自己的爸妈的，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想我，有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当中会有被父母领回家去的，我和哥哥都挺羡幕的，不过想到回到家里要到学校去读书，要听父母的话，要洗澡，我们俩又一致认为还是现在比较好。
　　你别小看我们这个桥洞下的人，这里面有钱有能耐的多啦，不过他们都不露出来而已。
　　我们在这里其实也不安生，警察经常过来清理，好几次把我和几个小孩子送到了收容所，问我们家在哪儿，父母在哪儿，我想我哪里知道呵，我只知道爸、妈的家都要坐火车才能去，可我真的不知道具体的在什么地方。
　　他们从我的口音听出我可能是四川哪个县的，便把我送上了火车，要我到那个县的收容所去。我最拿手的便是在火车上逃跑了。
　　他们前脚把我送上去，我后脚就溜了下来，我哥哥也是这样的高手，所以，没几天又在桥洞下出现了，他们都佩服得不得了。
　　要说我讨钱的本事那也算是一流的，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的个头特别小，眼睛又特别大，所以，总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我知道人跟人不同，我总要从人的穿戴和眼睛的大小上来看人。
　　一般来说穿着比较体面的人不愿意被脏兮兮的小孩子碰上来，所以，你尽可以问这种人要钱，特别是他身边有女朋友的时候，但不能靠近他的衣服，否则，他会骂人，但弄好了5元钱是没问题的。
　　再就是我不愿意与眼睛太大的人打交道，这种人一般脾气全都不好，小眼睛的人比较容易接近，他们一般笑眯眯的，即使不想给你钱，也不会吼人。
　　年龄大的人一般比较小气，但他们有时也会可怜小孩子，所以，他们也是我经常进攻的对象。
　　态度最不友好的是那些时髦的小姑娘，她们只要一看到我们这些小孩子过来，便要骂人，有时候还要尖叫惹得许多人看我们，我最讨厌她们。
　　我们的收入也没什么数儿，反正钱多了就去吃一顿，没钱就饿两顿，有时候实在熬不住了也到饭店去找点剩菜剩饭吃，尤其是下雨天，街上没什么人，我们就没得饭吃，所以，我最喜欢出太阳，最不喜欢下雨。
　　我还不喜欢过年。
　　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这帮小孩子有许多都要哭，我知道他们在想家，可是家在哪儿他们有的早已经忘记了。
　　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在大商场里闲逛，看到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子抱着好多礼物同他父母走出来，我第一次有点想我爸爸，想我妈妈。我想如果我在他们身边的活，他们也许也会这样给我买很多礼物，我哭了，这是我在成都呆了这么长时间以后第一次掉眼泪。
　　那一天我在桥洞里一直呆到晚上，我哥哥见我不高兴塞给我一支烟，虽然呛得难受，但我还是坚持把它吸完，果然，心里好受多了。
　　那天晚上我们放了很多鞭炮，都是我哥给我买的，我虽然很高兴，但也暗暗希望这个年赶快过去，我不要再过年了。
　　有一次我在桥上刚想往一个过路的男人身边蹭，突然被一个女人抱住了。她披头散发的样子很可怕，嘴里直喊“乖儿，乖儿，我可找到你了”。
　　我吓坏了，拼命地叫想要从她怀里挣脱出来，可她越抱越紧直让我喘不过气来。
　　在桥的那一边的我哥哥，见这边围上很多人也凑过来看热闹，发现原来是我在叫。
　　他冲上来把那个女人拉开，那个女人直说我是她儿子，可名子。年龄都不对，我也觉得我妈妈不是她这么可怕的样子，我们猜她是认错了人。可她就是哭着叫着不肯松开我。
　　我本来想算了，就跟她走得了，反正谁给我饭吃谁就是我妈。
　　可是又一想，我一走把哥哥一个人扔在成都，而且，他也没有妈妈来认他，他会很难过的，我不能光顾着自己。
　　到底是我哥哥大一点，他比我懂事，他对那丢了儿子的女人说，晚上我们这个桥洞里会有七八个小孩子来睡觉，他让她到桥洞下面去认一认，看看有没有她的儿子。
　　晚上我们这个桥洞里可热闹起来，那些小孩子个个都洗了把脸，有的还把平常舍不得穿的鞋子拿出来穿上。
　　可认来认去所有的小孩子都对不上号，那个女人最终还是哭着走了，我发现我哥哥也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
　　我知道那个女人的儿子肯定是被人拐跑了，也许他被有钱的人家给买去了，过得还不错，只是他妈妈真可怜。
　　这件事刚过去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我们一起讨钱的一个男孩子被汽车给撞死了。因为他在大街上乱跑，所以，那辆撞他的汽车也没什么责任。
　　警察到我们这个桥洞了解了好几次，想打听这个男孩子的家在哪儿，可我们只知道他是山东人，至于是哪儿的就不知道了。
　　他大概有六、七岁，是个胆子蛮大的男孩子，说话有点不清楚，经常讨不到钱，我们只得给他买饭吃，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跑到成都来的。
　　这件事也让我们害怕了好几天，我和哥哥商量要打听一下自己的家到底在哪儿，要不将来出了事儿父母都不知道，可怎么才能打听得到，我不知道。
　　我到火锅店里帮客人擦皮鞋其实也是刚刚的事儿。
　　冬天因为街上的人比较少，我们一天也讨不了个三块。两块的，晚上便挤到火锅店边上，想讨点剩菜吃。
　　去的时间长了，我发现好多女孩子都在火锅店里给客人擦皮鞋，擦一只一块钱，一晚上能擦十几只呢，我有点眼红，心想这活儿我也能干，比白天讨钱的时候老让人骂强多了。
　　我跟我哥哥一说，他也发现了这个赚钱的机会，我们马上去买了鞋油，刷子什么的，可是，因为我们是一帮小要饭的，火锅店的老板赚我们脏不准我们到店里面去。
　　我和哥哥狠狠心花了几块钱洗了个澡，又买了套新衣服穿上，去火锅店老板那儿求了半天，总算，他让我们试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凭力气吃饭，我发现那些客人们对我很客气，再也不是我讨钱时所遇到的那些恶言恶语，我干得特别卖力。
　　那一天晚上我挣了十几块钱，我跟哥哥开心的在街上翻跟头，却不舍得再立即去把钱花掉。我那疼得举都举不起来的胳膊让我知道挣钱的辛苦。
　　这样干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名声竟出去了，我在桥洞下网罗了一批男孩，让他们晚上到火锅店帮我做，赚的钱要交给我，我再给他们发工资，我知道大人们都是这么干。
　　因为这个机会是我发现的，所以，现在连我哥哥都听我的主意，我成了他们的头儿。
　　还不断有小乞丐找到我，想要干这个活儿，可目前我的人手已经不少了，我跟他们说以后再说。
　　在街头上流浪了三四年，我已经学会了太多东西，他们都说我只有11岁，可我觉得我可能已经是13岁或者是16岁，我只是个子长得太小，我现在已经不太喜欢讨钱的生活，我喜欢拼命的干活然后从大人的手中挣到钱。
　　我也碰上很多好心人，他们都说我应该去读书，这么小的年纪就干这个大可惜，我原来特别希望别人可怜我，可现在我不这样看，我希望别人夸我有力气，能干，手艺好。
　　至于读书我想都没想过，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读书，也不知道读书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用，我爸爸后娶的老婆我听说就是个读过很多书的大学生，可她照样不愿意做我的后妈，非要我爸爸把我送走，我世界上最恨的就是她了。
　　你写的书她要是看的话，她就知道我有多恨她了，我希望她知道。
　　不过，阿姨，你这样把我写进去，我父母不就知道我在成都了吗？我现在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哪儿，我猜他们现在都过得不错，所以，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万一他们要领我回去那可怎么办？再说，他们肯定不会允许我带哥哥一起回去，所以，我宁愿他们早已经把我忘掉了。
　　我现在这样就不错，有钱嫌，有活儿干，有哥哥疼我，对我好，而且，还有一帮小兄弟，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听我的。
　　对了，我还在桥洞下面拜了个干妈，我干妈对我也不错，经常带点好吃的东西给我，只是她每天到处跑，我也很少能看到她，她带在身边的小女孩是个哑巴，我听说是她花钱买来的，她每天就同这个女孩在大街上坐着，然后晚上回到这里来睡觉，她跟我说她的老家在大巴山里边，是个非常穷的地方。
　　桥洞里住的人都知道，我干妈已经攒了不少钱，在银行里存着呢，去年，她女儿考上了大学，还到这里来看她呢，那一天干妈高兴极了，也干净极了，还请桥洞下的人到火锅店里去吃了一顿。
　　可等女儿一走，干妈又一副脏脏的样子，带着她的哑巴“女儿”上街了。
　　我们桥洞下面这样的事情多极了，只要能讨到钱，什么办法都有，大人们心眼儿多着呢。
　　华西报的记者采访我以后，他们都挺服我的，说我做乞丐做成了状元，上了报纸，也有的人很讨厌，他们说这样名声出去了，恐怕要把警察惹来了。
　　我们这些人最怕的就是警察，一清理便全给收容所弄去，几十个人呆在一个小屋子里难受的要命。
　　地面上的老大倒没什么，他们只要有钱就能摆平，但也有打起来的，那都是为了争地盘，这些人都是不要命的。他们最怕的也是警察。
　　成都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就是人多地方大，随便在哪儿都能讨到钱，所以，有许多流浪的乞丐走到这里便不想再走了。这样，这里的乞丐便越来越多，这些他们说报纸上都说过。
　　我现在不想人家还把我当成小乞丐，我擦皮鞋是凭力气和手艺赚钱。
　　我今天和你说这么多是因为下雨，我没有事情可以做，要换成我哥哥，他就不会讲这么多，他不爱讲话，但是他能打架，真打，我挺崇拜他的。
　　但是，我们很少惹事，主要是我胆小，我怕挨揍，也怕我哥哥吃亏，所以，我哥哥也整天对我说，跟我在一起，他身上的伤疤少多了。
　　我现在挣到了不少钱，我也象我干妈一样在银行存着，其实我也不知道有钱干什么，但是他们说要把钱存到银行才保险。
　　要是我父母知道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凭手艺赚钱，你说，他们会高兴吗？
　　也许将来我会用这笔钱做大生意，也许会去读点书，也许什么也不做，将来干什么我还要跟我哥哥再商量，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想不会错的。
　　我现在最希望自己快点长个儿，总是一副小孩子模样太讨厌了，我不喜欢人家老把我当成无家可归的小孩子来可怜，我不小了，我已经独立了这么多年，我也有家，那就是大桥下面的桥洞，那里虽然不象个家，可我在那里很开心，我感觉我是个不被嫌弃的乖孩子，他们都很疼我，我哥哥，我干妈还有桥洞里的其他人，这也是我要一直住在那里的原因。
　　采访者思绪：
　　同这个比我儿子还小的山山聊了一个下午，我感到很累。
　　我明白这种累不是因为说话，而是因为用心，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心理的状态，同情，怜惜，愤怒，担心，想要斥责什么，这乱乱的思绪如同一堆乱麻塞在心头，人，能好受得了吗？
　　面对这个11岁，个头小小的男孩，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对他的惋惜。也许，根本就没有必要或者不应该表达什么。山山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活得挺自在，可是，这种自在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从小在这种社会的最低层打滚，看过大多的社会黑暗，我很难想象山山的将来是个什么样子。
　　也许他会很成功，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与锻炼，他会百炼成钢。
　　也许他会走上弯路甚至斜道，步入泥潭不能自拨，过早的毁灭自己，这些都是很难预料的东西。
　　那个被山山称做哥哥的男孩吐了一下午的烟圈，他阴郁的眼神已使我隐隐产生不祥的感觉，要是看本质，这个男孩已经有些无药可救，是属于已被黑暗吞噬的那种，我期望结果会与我的预期相反。
　　我不想再说那些父母，“养不教，父之过”，我们的祖先早已说过，哪里还用得着再说，只是，他与她都有新的生活，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你能去责怪谁，埋怨谁？
　　至于孩子，不也就这样活下来了吗？
　　尽管会活得有好有坏，可人有时候哪顾得了那么多，一对需要被不懂事的孩子来宽容的父母，真的只能让人发出遗憾的叹息。
　　我的朋友说的对，要搞乞丐调查，讲述乞丐的故事，成都是不能不访的城市。
　　我给山山拍了照，但他很认真的对我说，不能登他的照片，因为他怕自己的父母知道儿子在成都做乞儿会被人讥笑。
　　我答应了山山，也差一点流下泪来，这个根本就不知道亲生父母在何方的孩子实际上又何曾忘记了他的家在哪儿。
　　与山山告别，他告诉我山山也不是他原来的名字，真名叫什么他也不知道。
　　我又一次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好什么也不说。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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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的歌手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流浪，他说他很愿意被人称做乞丐，那让他感觉很浪漫，而且很刺激，他渴望在流浪中结识一个志同道合的女乞丐，然后，结伴同行。
　　　　　　　　　　　　　　　——做乞丐是为了追求浪漫与自由的音乐学院落榜生。

　　每次到出版社去总要经过东直门的地下通道，与北京许多地下通道相比，东直门的地下通道总是挺热闹。除了摆摊卖小玩艺的，有时候，拉胡琴的，吹笛子的，弹吉它的能碰上不少，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会被“他”吸引住。
　　打扮是典型地翻版式的“酷”，破洞连缀的牛仔裤，齐肩的长发，不修边幅的胡须和一把暗哑的老吉它。
　　歌唱得也不错，眼前倒扣的牛仔帽边，零星的散票，证明着他的魅力，我想如果到酒吧演唱，他的水准也够了，为什么选择这里席地而坐，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来释放他的音乐，我不断的接触陌生人，都是因为好奇，这次同样也不例外。
　　他果然很乐意同我交谈，这使我知道了有那么多人渴望倾诉，而倾听者却太少太少。
　　“我以为人们的神经都麻木了，因为我每天把吉它拨弄的山响，他们也懒得看我几眼，如果耳朵有关闭的功能，我想他们也会选择关闭。
　　我不知道你是对我的音乐感兴趣，还是对我的这个人有什么想法，反正，你注意到我，这使我很高兴。你是不是觉得我象个乞丐的样子，我就喜欢人们叫我乞丐，我觉得当乞丐是一个既浪漫又刺激的职业，而且非常具有挑战性，当然，这种挑战最大的程度上还是来自心理上的，这我最明白了。
　　你想不想知道我的过去，虽然很平淡，但也是一种背景资料，知道了对你的写作绝对有帮助。
　　我是内蒙海拉尔人，牙克石师范艺术系毕业，在中学里做音乐教师，你看落差出来了吧，从为人师表到街头乞讨，我喜欢这种落差。
　　我是96年辞职到北京的。因为我当时特别迷恋音乐，一心想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
　　可是连着考了两年都没考上，我有些灰心，要论钱我并不发愁，因为我们家里是做木材生意的，在这之前我一直是靠家里的资助在北京生存的。
　　连续两年落榜，我觉着很没面子，跟家里断了音信，当然，经济上也没了来源，我开始要想办法赚钱养活自己。
　　其实在北京要混口饭吃还是很容易的，我吉它弹得不错，歌唱的也还好，很快，我在几家酒吧找到了活儿干，我留起了长发，不再对音乐学院抱有奢望，朋友们说，真正的音乐不会在学院里产生，我相信了这话儿。
　　我干得不错，很快在这个圈子里有了点名气，甚至有了崇拜我的女朋友，我发现人要是放弃了梦想，什么都会很快拥有，我有些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考音乐学院的这个独木桥。
　　那时的我完全为钱在活着，只要有钱，再差的地方我也去唱，白天蜷在床上睡觉，晚上跑好几个场子，整个一个昼夜颠倒。
　　音乐在这种时候不再是理想，也不再是艺术，它成了工具，成了我的欲望的代名词。我的女朋友要钻石耳环，我自己要买汽车，我每天唱完歌走出酒吧，都骂自己是一个如此贪婪的小人，可每天傍晚再照例走进酒吧。
　　日子过得很快，钱赚得快也花得快，我的女朋友戴着我送的钻石耳环又开始了她新的征服，我买上了吉普车却难得有机会去开，因为，我常去的酒吧里又有了新人。
　　我不去同他们争是因为我懂得生存艰难，不把音乐当做工具，我又发现了人有梦想才可以真正的往前走。
　　我尝试作曲，填词，做一切与音乐有关的事情，可无论怎么去做我都缺乏激情，我无法点燃自己，这使我很吃惊。
　　你知道我们海拉尔是个多么浪漫的地方。
　　那里的云彩很低，天空很蓝，深绿色的草地总是很忧郁。可是美丽的海拉尔太闭塞，也太保守，它容不下我追求自由的愿望。所以，我要离开它到北京来，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在北京找到那份浪漫与自由的感觉。
　　我开始想到流浪，居无定所，到处飘泊，沿街乞讨，这些都使我心跳，使我感到新鲜，也许，换个活法对我来说是点燃灵感的契机。
　　我真的想尝试一下这种生存方式的滋味，那对我来说肯定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经历。
　　我退掉了租的房子，卖掉了全部的家当，正好女朋友也处于断档的空隙，我一无牵挂地走上了街头，正如你所见的总在地铁或地下通道里释放我的音乐。
　　我唱所有我想唱的歌，包括我自己创作的那些我认为是中国的高原摇滚，投入的时候我总是忘记身边的嘈杂和现实的世俗。我找到了使自己真正放松的感觉。
　　开始我的收入还不错，比起那些少胳膊少腿的乞丐来，可能多少使人们感到了鼓舞，他们对我挺慷慨的。
　　尤其是那些中学生，放学的时间我的身边总围着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我低着头唱我的歌弹我的吉它，我分明能感觉得到他们崇拜的眼神，甚至，有一次，我听到几个孩子在说，
　　“要是考不上大学，我也背起吉它到处流浪去。”
　　我当然不希望还在学习年龄的孩子们也象我这样流浪，但我知道是他们背负的压力太重了，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反弹。
　　我真的找到了自由，找到了音乐，找到了浪漫，在我成为乞丐之后。
　　晚上我常睡的地方是墙角，屋檐下，冬天我会找个有暖气的地方，譬如火车站的候车室什么的。但是，在那里面往往睡不踏实，经常是半夜被工作人员叫醒，一问没有票便被赶出大厅，可我在外面遛跶一圈会再溜回去，时间一长，竟同他们混得很熟。
　　因为我总象个学生的样子，所以，他们对我还是挺客气，没有用脚踢我，用烟头扔我，实际上对待那些衣衫褴楼的乞丐，他们还是很凶的。
　　我说过我以前曾经做过音乐教师，那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但却缺乏激情，与之相比我还是觉着做个流浪的乞丐歌手比较过瘾。
　　因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只能这样形容。
　　乞丐这个阶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群体，这里面哥们义气很重，江湖味也特浓，而且，做乞丐的人都很乐观，这一点我感受最深。
　　照正常的社会价值来看，一个人沦为沿街乞讨的位置应该是最不幸的事，可也许正是因为无所有，他们才更别无所求，每天食能裹腹便乐得逍遥。
　　你看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简单，每天搞定一个角落我就与音乐为伴，人们理睬我也罢，对我视而不见也罢，我相信我的音乐是带着翅膀的。而且，因为我也在出力气，所以我心安理得，无论得到多少都是我该得的，我并不认为这样做就丢掉了自尊。
　　许多人匆匆忙忙走过我身边的时候，也有些议论飘进我的耳朵，总结一下大概他们说得最多的便是，“这人这么年轻，怎么会这样？”还有家长教育孩子，“瞧见了吧，不好好读书将来只有走这条路。”
　　对此我感到很有意思，这说明我的选择早已因为其个性而使社会有所关注，这是我以前在酒吧里唱歌所得不到的。
　　这实际上只是个生活方式的选择，值得高兴的是现在的人们已经宽容多了，心理的承受能力也强得多了，议论归议论，没有人强加指责，横加干涉这已经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往前走。
　　但是我还是不能跟家里讲我在流浪，在乞讨，在卖唱，他们会受不了的，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相信我父母会发疯的，他们可能宁愿我体面的死了，也不愿意我如此不体面的活着，所以，我已经一年多没有给他们消息了。
　　现在我已经远离了那些音乐学家院的朋友，是我主动疏远了他们，“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知道他们也许会认为我有病，放着能赚钱的事情不做，跑到街上做什么乞丐，可人有时候用不着去寻求别人的理解，自己清楚活着应该干些什么就行了。
　　我跟你聊天并不是要解释什么，因为我也不指望你的理解，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觉得累，觉得没有信任，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别人的理解，其实，人心隔肚皮，什么是真正的理解，谁也不知道，所以，索兴不去指望，反而会轻松一些。
　　我现在有一帮乞丐朋友，我们白天各人忙各人的，晚上经常找个角落一起聊聊天，打打麻将，然后席地而躺一觉到天亮。
　　过去没有接触过我不知道，现在我很清楚乞丐与乞丐之间也有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打架，争地盘，争女人，常常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谁在这块地盘上呆的久谁就越有势力，实际上这也是很黑暗的，我也不想多说。
　　他们当中很多人把我当做一时心血来潮，做乞丐玩玩儿，因此，他们对我没有戒心，不担心我会抢他们的地盘，与他们分享什么，我也乐得他们把我当做局外人，我没有兴趣参与他们的竞争。
　　我只要按时孝敬孝敬那个地盘上的头儿，请他到小酒馆搓一顿，他就会拍着我肩膀粗声大气的说，“放心，只要靠上我，我保没人敢动你一根汗毛。”
　　我甚至跟他拜了把兄弟，他现在是我干哥，他妈是我干妈，他的一家就住在大兴，我没事经常去看我干妈，他们家有好大的一个院子。
　　我知道我干哥的爹原来是铁路上的，后来退休让我干哥顶替，可不知道怎么干哥做火车司机轧死了人还坐了两年牢，出来以后干哥就在北京城里当板儿爷，慢慢竟成了一方土地，这也算是个发迹的家伙吧。
　　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看上去很凶很蛮横，其实很讲义气，有点侠骨柔肠，我特别迷恋他们这种性格，可无论如何我学不来。
　　后来我知道是文化的差别，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因而人的那种天然本性还保留了不少，而我已经很难再摆脱所受过的教育。
　　前两天，有个十几岁的小乞丐还找到我，一定要跟我学弹吉它，我瞅瞅他那乌黑的手指，觉得他很好笑，可他很认真的对我说，他有钱，他可以交学费，只要我开个价。
　　可我不想收这个徒弟，因为那样生活又一次变得复杂，我已经简单惯了，不想再担负什么责任，我拒绝了他，看着他很失望的走了。
　　我现在倒希望碰上一个女乞丐，不要大漂亮，只要聪明一点就成。
　　做乞丐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太好受，那就是太孤独，象被人群抛弃了一样，如果不喜欢倾诉那到没什么所谓，可想要倾诉的时候，找不到人倾听是一件很让人受不了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渴望遇上一个伴儿，但是这好象很难，女乞丐不是没有，但她们的目的都很单纯，那就是赚钱寄回家去，所以，我寻找了一段时间一无所获，现在已打算放弃。
　　在流浪的这段时间，我已经写了20多首歌，都是自己作曲，填词，我感觉比以前好多了，我打算就这样生活下去，这样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
　　每天看着来来往往，匆匆忙忙的人群，我就想我是幸福的，不用去追逐什么，争夺什么，只要安安稳稳的坐在这儿唱我自己写的歌，有没有掌声并不重要，收入也刚够养活我自己的，我是这个城市里唯一可以找到浪漫与自由的人，我还有什么不满足。
　　等那一天我厌烦了这种流浪，我会找个地儿关起门写一本关于流浪的书，名字就叫做《歌手》，真的，也许做歌手本身就要具备一种流浪的气质和欲望。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选择，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才这样去做的。
　　我无法承受的眼神不是嘲弄与鄙视，我最不希望碰到的是同情与可怜，那是一种很无知的眼神，在做人的位置上，乞丐与其他人是对等的，都在为生存而奔波，谁也用不着有优越感，天知道施舍者与乞丐那个会更快乐一些。
　　所以，你好奇的眼神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你好奇是因为你的同情，这是最不公平的，我接受你的采访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告诉你，收起你的好奇，如果你想走入这个阶层，用平常心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你以前都采访过什么样的乞丐，但对我，需要一颗平常心，因为我认为自己的选择很自然，正象你选择写作，我选择流浪一样，这是不存在什么壮志难酬或什么看破红尘的惊天动地。
　　不过要说有什么值得我难忘的事情，那倒是真有那么几次，我很受感动。让我充分体会人们对弱者的宽容与同情。
　　那是五·一节的时候，我选择了西单的地下通道出卖我的音乐，可是，我刚唱了两首歌，在开始唱第三首歌的时候，歌声被一声尖叫打断了。
　　我一般对外界的嘈杂视而不见，能够做到乱中求静是乞讨者的基本功，可我还是让这声尖叫撩拨的抬起了头，因为，这声音太熟悉了，是我过去总在枕头边听到的。
　　你现在明白了是谁在尖叫吧，对，是我以前的女朋友，那个跟我同居了一年多的工艺美院学三维动画的云南女孩。
　　她的手臂被另一个长得还算英俊的男孩挽着，但显然还带着我送给她的钻石耳环，我知道那并不证明她在怀旧，只是那耳环的确昂贵。
　　我不知道她是在演戏还是真的动了感情，总之她的脸色苍白，眼里面隐隐约约有泪光闪烁，她甩开那个男孩，穿过我身边的许多人，在我面前蹲了下来，象个天使一样问我：“才几天时间，你怎会沦为这种地步？”
　　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似的咧咧嘴，“你——你更漂亮了。”
　　也许这话她不爱听，因为她根本就没理这个茬，她匆匆忙忙的对我说，“你——你需要多少钱就可以离开这儿，我现在找到工作了，在电脑公司是高薪，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助你。”
　　“可我喜欢这儿，我不需要你的帮助，请你走吧，不要影响我唱歌。”
　　我知道自己完全没有必要解释，因为我已放弃寻求别人的理解。
　　她应该算是个不错的女孩，也许真的被我的不修边幅吓着了，她流着泪，取下了钻石耳环，“还给你，这还值点钱，我早就说你不该买这么贵的东西送给我，你现在这样让我真的很伤心。”
　　“可是我现在很快乐也很轻松，你不是说你喜欢浪漫，可真正的浪漫出现的时候你却被吓坏了是吗？”
　　女孩终于发现我无药可救，她挽起男朋友一步三回头地走了，那眼神让我觉得自己成了怪物。从此，我再也没有碰到她，这也再正常不过，因为我们的确己分属两种人群。
　　这次遭遇让我明白我所付出的代价有多么大，我完全丢失了在社会上的合理形象，无论谁看到我，都会想这个可怜的落魄的家伙，这让我心里有一种叛逆的个性得到了满足，我感到这是个很刺激的过程，也是挑战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过程。
　　现在的我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生活，而且懂得了如何潇洒的利用这种自由，人其实最难跨越的是自己，你只要说服了自己便等于说服了所有的人，你只要尽管去做就行了。
　　去年南方发大水，我还跑到银行捐了200元钱，当然没有留我的真名，落款是北京，恐怕没人想到这会是一个流浪的歌手捐出来。
　　在社会上体验人世百态，让我懂得了善良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做乞丐的人是最善良无助的，有很多人是出于无奈才走上这条路，当然，也有很多人把乞讨当做了自己的职业，这也无可厚非，对于生存来讲没有质的区别。
　　让我感到兴奋的是我现在不断碰上志同道合的人。虽然有了竞争但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关键的是我们可以在一起讨论音乐，切磋技艺，至于流浪的心得，那不需要多说，只要去听我们的音乐就可以了。
　　我现在身边已有了四个搞音乐的伙伴，他们象我一样渴望浪漫与自由、喜欢流浪与乞讨，并且有着不俗的才华，我们是一个互相欣赏的群体。
　　共同的经历使我们共同的看重流浪感觉，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打算，将来有了钱要出合作的专辑，全部是我们自己写的音乐。
　　我现在也比较看重收入，毕竟梦想需要现实的支撑，当然，我们实现梦想并不是为了要改变目前的生存状况，只是为了梦想而已。
　　你是不是觉得很刺激呢，一个大街上流浪的乞丐对你说了这么多的梦想。所以，我现在明白人没有甘于沉沦的，那怕是地位最卑微的乞丐。
　　梦想会不会实现是另一会事，但有没有是最重要的，就象那个一定要跟我学弹吉它的小乞丐，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学会了能干些什么，可他只是想要学，这证明他还没有完全沉沦在社会的低层。
　　我现在有些后悔当时没有答应他，也许那正是小孩子梦想闪现的时刻，我应该帮助他，所以，我渴望自己的下一个奇遇是再遇到那个小乞丐，我可以对他说一声，只要学会弹吉它是你的梦想，我愿意帮你实现它。你瞧，这有多浪漫！
　　采访者思绪：
　　开始与这个流浪的歌手接触，我还不太好意思称他为“乞丐”，无论怎么说，虽然同样是乞讨，我总觉得他与别的乞丐有着质的区别。
　　可他告诉我，打消这个念头，乞丐就是乞丐用不着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只要是乞讨为生的人就不存在质的区别，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这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
　　他说他不想对任何人解释，但是他渴望倾诉与倾听，我想我需要的正是倾听，我只要去倾听。
　　但是，有时倾听也是让人很累的工作，最后，我坚持不下去也象他那样席地而坐，旁边是来往穿梭的各种各样的脚与鞋，耳边是流浪歌手的娓娓倾诉，一瞬间我知道浪漫其实是如此简单。
　　谈起自己的梦想，他一直平静的脸上出现了几丝如西照的斜阳般的光彩。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因为创作音乐需要真实的痛苦与快乐还有孤独。
　　也许人真的只能在尘土之中才能体现生的艰辛与无奈，这个流浪的乞丐歌手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与梦想接近。
　　他同我以前采访过的乞丐们不同，他应该算做乞丐群里的哲人或者说是思想家，因为，他总在思考。
　　说到孩子们对他的崇拜，我想那是另一个话题，当社会的压力真的无可逃避的时候，扔掉一切，只带着一把吉它上街；确实是个比较有诱惑力的逃亡。
　　我想象自己也许有一天也会这样尝试一下，当我的老板不再付给我工资，办公室里不再有我的椅子，昂贵的房租和复杂的生活我再也承受不起，走吧，潇洒点，做乞丐也很快乐。
　　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的越少，你就越轻松，自由和浪漫随处可寻。
　　你没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痛苦的只是那些越来越富有的人，因为拥有的太多他们更怕失去或者说想拥有的更多。
　　我开始理解歌手的选择，尽管他说他不需要别人的理解。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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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堂里他祈祷的很虔诚，一遍一遍她背诵圣经是他的拿手好戏，可是他乱篷篷的头发和一脸的污垢没有人愿意靠近他，我听别人说，他是跛子，靠在街上乞计为生是个资格很老的乞丐，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生活中到教堂祈祷是最重要的事的老乞丐。

　　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最近皈依基督教，成了虔诚的教徒，所以，一定要我在做礼拜的时候到教堂看看成了她的功课。
　　盛情难却，我心神不定地到教堂去过几次，怎么也无法使自己融入那种虔诚。
　　众人闭目祈祷的时候，我喜欢观察的眼睛到处逡巡，所以，我看到了他，因为与乞丐打交道多了，我好象已经能分辨出他们与常人不同的气息，我知道自己的眼光不会错，但也觉得很惊讶。
　　虽说上帝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他的孩子，可在教堂里与乞丐遭遇我觉得得感谢朋友的邀请。
　　那是在崇文门教堂，克林顿总统访华的时候，便是在这里做的礼拜。
　　祈祷结束，赞美诗合唱结束，布道也终于结束，分组自由聚会的时候，我来到了他的面前。
　　按照基督教的规定，我们都是兄弟姊妹，我的朋友与他打招呼，“沈兄弟，我们一起活动吧。”
　　我知道了他姓沈，是黑龙江人，48岁，但看上去象58岁。他的一条腿从膝盖处截去，安装的假肢，所以走路是跛的。
　　我说想跟他唠嗑，他说，感谢主，我们先祈祷吧。
　　祈祷完了他又催小组里的李兄弟讲讲圣经，牧师过来，他一瘸一拐地去握牧师胖胖的手，牧师表扬了他，“沈兄弟，你最近来得的很按时呵，圣经也背得不错。”
　　沈兄弟高兴得直说，“感谢主，感谢主。”
　　终于，这一次嗑没唠成，反而搭进去我两小时的时间。
　　又是星期四，我又来到崇文门教堂，人依然多，沈兄弟依然在。
　　“唠唠嗑吧，沈兄弟。”我又在他的小组里活动。
　　“唠啥呢，感谢主，我现在挺好。”
　　“就唠唠你咋来的北京咋信的教呗，让我也开开窍。”
　　“这，感谢主，我这可是瞎唠，我老婆最讨厌我这爱瞎唠的脾气，她说我一说话就忘了挣钱，感谢主，唠唠就唠唠吧。”
　　要说我咋来的北京这话可就长了，我原来在北京当过兵。住在昌平，退伍以后，我回老家娶了老婆生了女儿，在村里分了二亩地种着，小日子过得也还可以。
　　可是我想要个儿子，老婆躲到内蒙她妹子家连生了两胎都是女女，可把我折腾苦了。
　　因为超生我家里的房子被扒了，地也被收了回去，让我去把老婆找回来才给我地种。我当时没辙了，一想走吧，这老家也呆不下去了呀，我就来到北京，一心想找个活干。
　　我先到了昌平，因为在那儿呆了四年，我对那儿挺熟的，我先是在一家建材商店当装卸工，后又到一家养鸡场打工，转悠了好多地方，可就是干不长久。
　　后来与我同租一间屋子住的那个修鞋的老头儿，劝我学个手艺，不如就跟他学修鞋算了。
　　我当时想学个手艺也不错，将来自己弄个修鞋的摊点赚多赚少，总是自己说了算。我拜了老头做师付，跟他学了半年多，便自己置办了东西开了修鞋摊。
　　虽说昌平是个小地方，人也没什么钱，可毕竟这是个小生意，我每天总能赚个10元8元的，慢慢地日子也好过起来。
　　没过多久我把一直不敢回老家的老婆和两个女儿接到昌平，大女儿留在东北我妈那儿，我们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那时候，昌平有很多建筑工地，我老婆便去那儿收脏衣服回来洗，一件衣服5角钱，一个月下来也能赚个百把十块的，乡下人过日子只求个衣食温饱，一家人在一起能吃饱了我也挺高兴，而且，这还是在北京，虽说昌平与北京还有一段距离，可毕竟这隔着天安门挺近呵。
　　可这人呵就是有旦夕祸福，我这个家刚刚开始安顿下来。我就在马路上被汽车撞断了腿，而且，还是我自己的责任。
　　这也是怨我贪心，本来天快黑了；该收摊了，可我还是在磨蹭，想再等个修鞋的上门，碰巧，过去一辆拉货的小解放，掉下一包东西，我这跑着过去捡，结果桑塔那轿车就从我腿上过去了。
　　住院截肢化了五千多，人家对方没有责任，是我违犯了交通规则，不过，那家单位还是赔了我一万块钱，毕竟，我残废了呀。
　　我在床上一躺就是半年多，全靠我老婆洗衣服撑着这个家，等我从床上爬起来，能从屋里挪到屋外的时候，我老婆到工地上送衣服便再也没回来。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说实在的，一个女人拖着个残废丈夫和两个孩子是没法过，她要是说走，我决不会拦着她，可你得给我打个招呼言语一声呵，这不，什么音信没有，五六年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给我扔下两个孩子，不知跟上谁跑了。
　　后来我也想通了，这夫妻呵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也能够理解她。
　　可当时我可惨了。
　　两个女儿一个3岁，一个5岁，啥事都不懂，我这一条腿的残废干啥也干不成，我拍了电报让我娘带着我大女儿到了昌平，最起码我身边得有个洗洗涮涮的人吧。
　　我这假肢也装不起，好歹的化了60块钱让人给改装了个旧轮椅车，我进点小玩艺摇着车子走街穿巷去卖。
　　有时碰上下雨天，这乡下的土路不好走，我一下子翻了车趴在那儿就起不来，一直要等雨停了，路上有了人，才让人把我扶起来。
　　我娘见我这样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人，便说要领着两个小孙女上街要饭去，我当过兵，受过国家教育，我当然不愿意我娘这样做，可又实在是想不出办法来。
　　我娘真的领着两个孙女上了街，每天要个10块20块的倒是不愁吃饭了。
　　有一天我娘从街上回来说，“你这个样了什么也干不了，倒不如上街上找个地儿一呆要着吃去，外面好多残废人都是这么干的。”
　　刚开始我说什么也不想这么做，可看着我娘跟两个孩子每天晒得又黑又瘦的拿点钱回来，我真的在家里呆不住了，象我似的，要着吃也是好的呀。
　　咬咬牙硬着头皮我坐着公共汽车进了北京城。我不想在昌平这样做，因为那里有好多人认识我。
　　北京人多的让我晕头转向，我找了个过街天桥，把拐杖放下，便再也支撑不住的瘫了下来。
　　那天好象正好是星期天，人来人往的特别热闹，刚开始我没有经验，还把自己那条缺了一截的腿藏了起来，我趴在地上，脸也不敢抬起来，身上象是有许多小虫子在爬一样难受。
　　那天我面前的塑料袋里有了4元多钱，全是一角，两角的，5角是最大的，我记得很清楚。
　　回到家里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在北京做乞丐，而且是这整副残缺不全的样了。
　　人无论干什么往往是第一步难迈，这迈出头一脚去了，也就无所谓在乎不在乎了，我左思右想既然要饭能来钱，还犹豫什么，反正人活着就要想办法吃饱肚子。
　　除了我那大女儿我把她送到裁缝学校让她学点手艺外，我跟我娘和两个小女儿都进了北京城要饭，当乞丐，有时候晚了回不了昌平，我们就找个墙角睡一宿儿。
　　我娘拉着两个小孙女专门在地铁里边要钱，我一般就在天桥上或动物园门口呆着。
　　刚入这行我因为不懂规距，没少挨打，好几次被人打的躺在那儿爬不起来，有人就赶紧给我娘送信儿。
　　说来也怪，人家都说这当乞丐的人身体好，从来不生病，还真是这么回事，我自从到街上要钱，便再也没长过毛病，好几次被人打的头破血流，我娘烧点纸灰给我按上，也就马上好了，不过可是留下了满脸的疤。
　　后来，我混的时间长了，知道了这里边的规距，也轻易没有人敢再打我，因为我被收了编上了供。
　　你别看这乞丐遍地都是，其实这里边分得可清楚了，哪块地盘是咱的，哪块地盘不能碰，这都是铁板钉钉的事儿，马虎不得。
　　原先，我以为这要饭的随便到哪儿要去呗，可进这个圈儿我才发现，敢情这里边也有章程，有级别，有的东西还怪有意思。
　　现在两个女儿我已经不让她们再上街了，我把她们送进了昌平的小学，虽然上学晚了点，可总算也读上书了。
　　我大女儿自个开了个缝纫铺，女婿是昌平的，他们还没结婚，但是房子已经盖好了，这也不用我操心，我娘在家里给两个上学的孙女做饭，全家就我一个人在外边跑也就够吃的了。
　　虽说做乞丐不是个太光彩的事儿，可是够吃够喝的我也没有别的要求。我站在街上总是把假肢取下来，再用沾满红墨水的纱布把膝盖那儿裹起来，这样看上去挺碜人，赚的钱也比原来多多了。
　　其实，主作证，我也没骗人，我的确是个残废人么，我这也是跟着别人学的这也叫技术吧，干我们这行的有的是技术高的人，我旁边那个老头，硬是哄着他孙子躺在他怀里睡觉，从早晨睡到晚上，那孩子一动不动，看上去真可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亲孙子，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一天到晚的总睡觉让人觉得不太正常，可是没办法，这样才能赚到钱呵。
　　还有一些更斜门的，专门到乡下拐小孩子，然后，把孩子弄残了，带到街上去讨钱，这些人才是没有人性，我在这一行里混的越久，越觉得害怕，越觉得人为了钱真是什么都肯干，特别是乞丐。
　　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胆大的惊人，有的看上去很可怜，其实暗地里比谁都坏，我一直觉得这是个不正常的圈圈，可为了活下去我已无法摆脱掉这个圈圈。
　　这时候有人来找我传教，我觉得我根本不够资格信教，可传教的人说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主欢迎任何人加入这个大家庭里来。
　　我半信半疑的来到教堂参加礼拜，果然、没有人嫌弃我，他们都叫我沈兄弟，牧师也对我特别慈爱，我想我终于找到可以帮我的地方了，不是生活上的而是心里面的。
　　我念过几年书，因此，圣经还是看得懂，我背圣经背得入了迷，我从来不知道主有这么好，距我这么近，我觉得主对我很照顾，所以，走到哪儿也不觉得孤单了。
　　现在我娘和三个女儿全信了主了，平常我们在家里做祈祷，星期四和星期天我就到教堂里来参加礼拜。
　　我原来除了乞丐圈里的人没有朋友，可现在在教堂里认识了不少朋友，刚开始知道我是乞丐他们不怎么大理我，可牧师一再的表扬我，说我背圣经背得好，慢慢地大家在一起说开了话。
　　我也是没有办法才做了乞丐，要是我现在是个健全的人，我说什么也不会走这条路，这要饭的差使不是个好滋味。而且，现在越来越不好干了。
　　我也不知道这北京城是怎么了，到处是乞丐，大的，小的，老的少的，乱得也真够可以的。
　　我每天在街上都小心翼翼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飞来横祸，我已经给整怕了。
　　只有到教堂来，我才觉得我活得象个人，我是个人。而白天我在天桥上的时候，我只想自己是条狗，是条被打断了腿的狗，除了想让过往的行人可怜可怜我，别的我什么也不想。
　　所以，我喜欢到教堂里来，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比我女儿出嫁都重要。感谢主，如果不是主的仁慈，我沈增福也没有今天，感谢主，感谢主，我得救了。
　　采访者思绪：
　　满脸伤疤与皱纹的重迭，又黑又瘦的沈兄弟对“主”充满了感恩戴德，让人不由叹息信仰的号召力。
　　这个在天桥上已经盘桓了五。六年，越来越把乞丐这个职业做得象技术工人似的残废人，满身又让人同情又让人提不起情绪的气息。
　　这种味道已经渗透到他的骨头里，使人远远的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能干些什么。
　　不管“主”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好运，他总说自己“得救了”，这让我心里一阵阵悲哀，人呐，人。
　　也许长期的乞丐生活已让他们变得很畸形。他总说自己在那个圈圈里很难解脱，所以他要用宗教来麻醉自己，安慰自
　　实际上人的生活氛围很重要，在那样一个非正常的社会阶层中生存，扭曲是很平常的事儿，我很庆幸沈兄弟让他的女儿都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否则悲剧无法收场。
　　这让我想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当时如果沈兄弟不上街乞讨的话，他会不会还有别的路可以走？没有人会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能够引起思考也算是问题有效。
　　是的，正如沈兄弟所说，街上的乞丐是越来越多了，各种各样的伤残，憨傻，老迈，都在街头展示，让人们视线所到之处都有点不知所措，更何况腰包已被掏空。
　　为什么会这样？
　　我有过很多思考，排除所有的因素，即便是乞丐已成为我们国家自发形成的产业之一，那是不是也该有个说法。
　　不是已经有“性产业”这样的称谓了吗？如果乞丐的队伍还在这样壮大下去，那社会环境将沦为失控，而人文环境更将不堪没想，我不知道是否已有人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很清楚“围追堵截”将毫无意义，因为，玩捉迷藏是乞丐们的看家本领，清理也只能是赶走一批再来一批，生命力旺盛是这个阶层长期发展的本钱。
　　就我个人的看法，对于这种现象还是要用制度来保障。
　　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健全和全面启动也许会解决一部人的问题，但就我的调查来看，乞丐如城市身上的毒瘤，随着城市的生长而生长。随着城市的膨胀而膨胀。
　　他们靠汲取城市身上的营养而活着，却为城市制造大量的垃圾，这是个让许多国家都头痛的痼疾。
　　对此，有时候社会也无能为力，这倒是事实。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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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河北的沧州是中国乞丐的集散地，全国各地的乞丐都来到这里寻找组织。跟我说这话的人，叫阿华，是个站着没有别人坐着高的侏儒，他现在的身份是北京某夜总会的特型演员，可是十几天前，他远在河北沧州的街头出没，沿街乞讨。
　　　　　　　　　　　　　　　　——从乞丐到夜总会高潮时的男主角的侏儒阿华

　　认识阿华是在朋友投资30多万装饰的刚刚开张的夜总会，那天，他是在夜总会的午夜高潮时登台的，不足1米长的身躯光一张脸便要占去30公分，他的“酷”样子把舞池里的男男女女给震住了，令人吃惊的是他有一副非常象刘德华的歌喉。
　　不用说一曲《忘情水》倾到了所有的女孩，而《最近比较烦》又让所有的男孩子同声附和，这个潇洒的小侏儒成了夜总会的主角。
　　正在给朋友凑场的我悄悄问，“他的出场费？”
　　朋友伸出三个手指
　　“月薪三千，怎么样够酷吧，为了找这么个人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最后跑到河北沧州，这小子正在街上又蹦又唱，一下子让我给看中了，果然是块料，是吗？”
　　“噢，他是卖唱的？”
　　“连卖唱也算不上，就是一帮侏儒乞丐，要饭的。”
　　“怎么还有别的侏儒吗？”
　　“当然，他们一大帮呐，我挑了四个到北京来，那三个还没登场，我指望阿华给我的夜总会弄个满堂红时，再让那三个亮相，这就叫特色，现在投身娱乐业，没有点新鲜刺激的玩意儿是不成。
　　为了阿华，那一阵儿我泡开了夜总会。
　　阿华终于没有辜负朋友的愿望，他的歌喉，他的幽默，他的俏皮，甚至他的黄色小品都博得了满堂喝彩，阿华迅速在蹿红。
　　蹿红的阿华神气的穿着背带西裤把那三个侏儒兄弟带出了场，果然，夜总会火了。
　　约阿华聊天成了个挺费事的事儿，好在朋友也还大方，大概他也希望借我的笔把阿华好好“传奇”一下，为他的夜总会锦上添花，所以，在一个下午我与阿华相约在显得安静，寂廖的夜总会大厅里。
　　阿华抽得是雪茄，这让我对他印象深刻。我以为如今有不少女性崇拜者的阿华会讨厌提起往事，可他的性格果然有一股江湖味的豪爽。
　　我说：
　　“阿华你最近很红呵，见你都得提前预约。”
　　阿华说：
　　“这有什么，以前我在沧州地面上混的时候，比这红多了，而且，我们有一大帮子人。”
　　“噢，你是沧州人吗？”
　　“你看我这身板，像是河北人吗？你不觉我的脸上带着江浙一带的某种清秀吗？”
　　阿华说着还做了一个亮相，我轻轻笑了。阿华果然可爱，虽然，他的怪有点让人不忍目睹，可因为他的俏皮，我有点习红惯了。
　　“真的，我跟你说的是实话，我的妈妈是无锡人，而爸爸是宁波人，我出生在宁波的乡下，我们兄妹五个，我排行老三，所以在乡下老家他们都叫我小三子，而阿华是我自己起的艺名。
　　我这个人生来就怪，在娘胎里面呆了12个月才下世，到了九岁便长这么高，现在29岁还是这么高，我的哥哥。妹妹都很正常，他们说我这是侏儒症，一辈子就长这么高了，我听了以后特别伤心。
　　我们乡下生活特别苦，家里种了几亩水田，口粮刚刚够吃，我的哥哥。妹妹很早就出去打工，家里只剩我一个人跟爸爸，妈妈。
　　我20岁的时候还在学校的小学里上五年级，我功课不行，但唱歌跳舞样样出色，小学毕业证拿不到，自然就一直读，那一年暑假，我们村里来了一个剧团，乱七八糟的节目挺热闹，我最喜欢站在台上表演了，因此他们走的时候，我给家里留了张条便跟着走了。我对父母说，我要出去挣大钱。
　　这一走就是九年，从那会儿到现在我再也没回过家，家里人也许会认为我死在外边了，事实上我真的是九死一生。
　　刚开始我跟着那个剧团还在乡下转来转去的演出，可到后来团长跟一个女孩好上了，团长的老婆一气之下带着所有的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全团的人连饭也没得吃，工资不开，大家都罢演，团长只好宣布剧团解散。
　　那会儿我们刚好走到萧山县，离着上海很近，我从来没有到过上海，便约了几个剧团的伙伴来到上海。
　　可是上海太大了，刚刚走上街没多少时间，他们便不见了，我一个人被孤零零的扔在了上海街头，他们把我唯一的一点钱也拿走了。
　　我在上海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最后实在饿得受不了我跑进了派出所，告诉警察我的钱包被人偷了，上海的警察还蛮和气，他们先给我买了小笼包吃，然后，把我送到了收容所准备送我回宁波。
　　一想到要回家，我吓也吓死了，我想父母肯定不会饶了我，回去还要下水田，说什么我也不想回家，我跟收容所里的几个人悄悄跑了出来，跟他们混了几天，我发现他们都是乞丐，专门在上海的豫园，城隍庙乞讨，他们要我也加入，我想想这太给家里丢脸了，我本是想出来赚大钱的，怎么可能做乞丐。
　　可见我不肯做，那几个人翻了脸，把我打了一顿，扔在墙角几天不管，最后，我实在饿得不行，只好答应他们也到城隍庙做了乞丐。
　　那时我们几个人讨来的钱全部要交给年纪最大的那个乞丐，他每天给我们吃三顿饭，一个月给1元钱的零用钱，而他自己则每天在街上闲逛，有时候还偷别人的包。
　　我暗暗的想跑，可又不知到哪里去，只是每个月把那1元钱存起来，塞在鞋跟里，等着瞅机会逃。
　　终于，有一次，那个头带我们到火车站去讨钱，我趁他不注意溜进了车站里边，稀里糊涂混上一列火车便逃掉了。
　　结果这一下子便坐到了北京，因为没有票，列车员罚我在火车上打扫卫生，结果我的表现让他们十分满意，到了北京他们还给了我十元钱，让我找个最便宜的旅店住。
　　加上我鞋跟下面藏的9元钱，我身上有了19元钱，我觉得自己很阔，一下火车先吃了顿饱饭，然后才考虑到哪儿去过夜。
　　因为是夏天，北京站门前广场上到处都是乘凉等车的人，我捡了一张报纸，把鞋脱下来枕在头下，睡了一个很香的觉，直到第二大早晨被太阳烤起来。
　　白天没事我到北京城里闲逛，发现这里的乞丐比上海多多了，而且，个个都过得不错的样子。我开始考虑是不是也找个地方讨钱去。
　　一星期下来，我身上的钱花了个一干二净，我找了个地方拿起了大顶，一会又跳迪斯克，一会又唱《迟到》，果然弄得挺热闹，也许，觉得我这个侏儒乞丐挺新鲜，看我表演的人挺多，不一会地下的钱扔了不少，我高兴极了，心想这下可以在北京呆下来了。
　　第二天我又到那个地方去，可还没等拉开架式，便有两个人把我像拎小鸡一样拎到墙角，说是要教训教我。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一想好汉不知眼前亏，忙把昨天赚到的钱全部拿了出来，果然，他们看到了钱，便松了手，其中一个低声对我说，看你这个不经打的样儿，今儿就算饶了你，别让我下次再碰上你。
　　我开始明白我的冒失，这些地盘都是有名有姓的，而我一个外来的乞丐根本就不要想在这儿安营扎寨。
　　那会儿北京清理的很厉害，乞丐们三天两头被收容，遣返，我一想再进收容所可就麻烦了。
　　这时，我听人家说，河北的沧州有许多小马戏团需要我这样的人。我在公路上等了几天，终于说动了一个河北的货车司机，他答应把我带到沧州，并且，不要付钱。
　　我感激的对他说，如果我发财了，一定会报答他。当时这个人高马大的司机看着我笑得要死，他说，
　　“我这个浑身是力气的人干了这么多年也没发财，你一个侏儒倒挺能说大话。”
　　我当时心里特别不服气，我想我就是运气不太好而已，侏儒有侏儒的好处，物以稀为贵嘛。
　　到了沧州我到处打听马戏团，可马戏团没找到，倒碰上了不少丐帮，我这才知道沧州是出了名的乞丐乐园，在这里当乞丐的理直气壮，那些正常人倒要躲躲藏藏，见了乞丐绕道走，因为，沧州的乞丐太不好惹了。
　　好几个丐帮拉我入伙，我没有答应，我不是不想做乞丐，因为对我来说几乎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我只是不想再跟别人干，我想自己拉一帮人，而且，都要找象我一样的小侏儒。
　　我在街上流浪，一边打架一边乞讨，好几次我都想死了算了，所以，跟人打起架来，我是出了名的不要命，这样以来，名声反而响起来，很多乞丐见了我都敬而远之，不敢再欺负我。
　　这时我遇上了安仔和老四，他们俩个是从广东跑过来的小侏儒，听说我阿华的名字后，投奔到我这儿来。
　　我们几个在一起，虽然我是头儿，但我不收他们的钱，也不欺负他们，后来，我们凑了六七个人，便在街头上租了一块地盘，搞绝活儿。
　　那时候我们这几个侏儒轮着登场表演，人多的里三层外三层的，特别是会功夫的老四，每天有很多人为他叫好，而我的拿手绝活是模仿港台歌星，而安仔则是用广东普通话讲笑话，直惹的围观的人哈哈地笑，那场面真是热闹呵。
　　那一年下来，我们每个人都挣到了几千块钱，有几个人想要回家看看，我却想成立个侏儒艺术团，到处去演出赚钱，总这样在大街上搞把戏，看着热闹，可永远是乞丐。
　　我跟安仔和老四他正商量着，公安局却把我们抓了起来，说是有人举报我搞黑帮团伙，聚众闹事，说要判我们的刑。
　　我开始挺害怕的，以为自己这下完了，进了大牢再也出不去了。可是后来一想，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我既没有搞团伙，也没有闹事，我怕什么。
　　我想侏儒也是人，也得讲法律保护，我们几个侏儒在允许的地段上搞把戏赚钱混口饭吃，有什么触犯法律的地方吗？
　　我开始同公安局的讲理，他们答应我尽快调查事实的真相。
　　可正在这时老四却不争气的在街上同别人打架，结果拿刀子捅了人，也被抓了起来，我一想，这真是雪上加霜，这下我有理也说不清了，因为老四的确是跟我在一起的。
　　好在安仔在外面积极替我申辨，甚至为我请了律师，而公安局那边的调查也一直在进行，事实证明我根本就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我们几个侏儒在一起只是为了赚钱方便而已，哪里谈得上什么黑帮，团伙，要说扰乱治安那倒是有点事实，因为我们的表演有时会影响到社会秩序。
　　所以，我被治安条例处罚了2000元钱后，就被放了出来，而老四则被刑事拘留了。
　　通过这件事我知道在沧州我得罪了不少人，可是，要混饭吃要活下去总窝在家里怎么行，我们虽然是侏儒，可我们也有正常人的需要，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当乞丐都让你当不成，这人是不是也太狠了。
　　我知道是谁在背后做的手脚，我和安仔各拿出1000元钱孝敬了那位老人家，才得到许诺，只要以后眼里面有他，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发生。
　　这时老四也出来了，我们几个侏儒又重新开张，可是场面已不再象以前那样热闹，因为，好多人知道我进过局子，把我当成了专走黑道的人，不再来捧场了。我使出浑身解数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散了，也赚不到多少钱，有时候刚刚够一天的开销，我沮丧透了，觉着自己以前真是说了大话，是呵，一个侏儒发什么大财，做大头梦呵。
　　赚不到钱，我们几个就凑在一起喝酒，有时一喝喝一晚上，第二天都醉得睁不眼睛，便不上街，接下来再喝，可喝着喝着便喝出了事儿，老四死了。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租的平房不停的漏雨，大家没法睡觉便打牌喝酒，喝着喝着酒没了，老四爬起来说出去买酒，那会天已经黑透了，我们住的城郊又偏僻上哪儿去买酒，可老四已经喝得不少了，怎么拉也拉不住，结果，他跑进了大雨里面就再也没回来。
　　第二天，我们在井盖被偷走的下水道里找到了老四面目全非的尸体，看来是因为地上的雨水太多，天又黑，他一脚踏进了下水道。
　　安仔往他老家广东汕县拍了电报，可他家里来信说，沧州太远他们来不了，叫在这边处理了就算了。
　　我当时特别的伤心，因为几个伙伴中老四人最好，他从小就学功夫，为的就是将来卖艺为生，因为是侏儒所以他从懂事起便知道要学会自己养活自己。
　　可是没想到他的结局会这么惨，人死了，家里却没有人肯来替他收尸，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把老四的后事处理了，我们几个侏儒便觉得有分手的必要了，因为老四的事情太刺激我们了，安仔一定要回广东老家，他说：
　　“我可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外边，我们生为侏儒已经够可怜的了，死了连个守灵的人都没有这太可怕了。”
　　其实，在我们这几个侏儒当中，安仔长得最好看，虽然他的身高也只有90多公分，但他的身体很匀称，尤其是那张脸圆圆地特别精神。
　　我努力的劝安仔留下，因为我知道安仔再离开我，我们剩下的几个侏儒就更没意思了。
　　眼看饭都吃不上了，虽然我们真的不愿意再到街上去折腾，少了一个生龙活虎的老四，我们怎么都提不起情绪，可不干就没饭吃，就这样我们半乞讨半表演的又开始了。
　　在这时我在街上碰上了周老板，他对我们几个侏儒的表演很感兴趣，并对我说，想请我到北京他的夜总会演出。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去北京可以，但我不能自己去，我要带着安仔他们几个一起去。
　　周老板犹豫了一下，说带着他们可以，但他要考试，真有绝活儿才能收，夜总会养不起没有用的人：。
　　结果经过周老板的考试，安仔和另外两个侏儒被录取了，而其他几个人则要离开我们，我没有办法，虽说相依为命了这几年，大伙儿感情都挺深的，可是，我帮不了他们。
　　很快，周老板把我们四个侏儒带到了北京，他说我们的绝活是有，但是在夜总会演出必须受专业训练，会逗人乐。
　　这不演出你也看到了，你觉得我阿华还行吧，能把北京人逗乐了，逗得不来就想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最近，我们这个夜总会天天晚上这么火，这跟我阿华是分不开的吧。
　　这下周老板可高兴了，每天给我们吃两菜一汤，还派了一个女孩专门给我们打扫房间，洗衣服，我觉得我阿华真的是混出了头，一直是伺候别人，这会儿终于有人伺候我了。
　　唉，我现在好想老四，谁让他命这么短，凭他的功夫，他该比我还红，如果他活着我情愿把这位置让给他，可惜……不过，老四要是知道我和安仔混得都不错，我想他地下有知也会替我们高兴的。
　　“听说你现在有一个女朋友，很漂亮是吗？”我不想让阿华马上结束说话，所以索性直接问他。
　　“这个，这个，是有个女孩挺喜欢我，我也很喜欢她，可是，这种事你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谁会跟一个侏儒结婚。
　　当然，做为一个男人我认为自己很正常，具备一切能力，可是，社会上可不这么看，许多人都认为侏儒是不应该结婚的，因为他们不是正常的人，对这个我也毫无办法。
　　所以，即使真的有女孩喜欢我，我也只能应付而不敢动真心，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折磨。有时候想想挺痛苦的。
　　每当这时候，我就想念在沧州当乞丐的时候，那时候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没有人来关心我们，也没有人来干涉我们，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呆着，那感觉挺好。
　　可是现在，你看我留着这怪怪的头发，难看的鬓角，每天晚上在台上跑来跑去，拼命逗那些人发笑，说起来我们不过是些赚钱的工具罢了。
　　这侏儒症对我们来说是痛苦，而对喜欢刺激，新鲜的人们来说就是快乐，说穿了，夜总会火的就是这个而已。
　　采访者思绪：
　　帅气的阿华，红红火火的阿华，在结束谈话时把一切都说明白了，这让我感到很有些惭愧。
　　说实在的，当阿华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看到他用各种各样的把戏折磨自己，我是很开心，甚至很快乐，可我没想到他的痛苦，这便是人类残忍的一面。
　　做为侏儒，阿华想要赚大钱的愿望不可谓不惊天动地，因为，跟正常人相比，他们实在太弱小，太卑微。
　　譬如死去的老四，家人甚至不愿意为他的安葬付出一点路费，因为他也许根本就没有被家人当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可他从小便懂得学会生存的本领。
　　可无论怎么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做乞丐，至少是从做乞丐开始，即使是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又能充当什么呢？
　　玩偶、工具，抑或是别人的开心果。这是一个无法公平的游戏，因为双方从一开始就不是等量级的，我只能说，侏儒阿华如今是苦尽甘来，至少不用在风吹雨打中讨生活，而且，还有了那么多的崇拜者。
　　阿华的经历无所谓传奇，却悲剧意味很浓，我想这是周老板所不喜欢的。因为，他希望阿华这棵摇钱树会一直替他招财进宝，我提醒阿华管好自己的钱包，一旦人们的反应不再那么强烈了，阿华还是要考虑存钱防老。
　　对于爱情，阿华虽不奢望，但也可以看得出他的向往，我倒真心的祝福他，真的有好女孩也别把机会错过。
　　99年的春节阿华是回家过的，想必是有点衣锦还乡的味道，我想阿华的双亲应该庆幸，儿子大难不死已是福气，更何况还越活越精神。
　　最近听说夜总会又多了新的项目，一个患巨人症的女孩和阿华同台表演“夫妻双双把家还”，惹得众人开心不已。
　　是的，人想开心总有办法，因为，永远赚不够的老板们时刻会想出花样满足人们的胃口。
　　我不知道阿华现在怎么样，但我愿意他一直红火下去，这当然不是为了周老板的腰包。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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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是个灯红酒绿的地方，这一点从广州的夜生活上折射得最明显。凌层两点钟了，路灯都有些倦得想打呵欠，可卖花女小柳荣因为没有把手里的玫魂花全部推销出去，一脚深一脚浅地她还要在街上的人群中东跑西颠，我花了120元钱买下了她手中所有的红玫瑰，却发现在夜色的侵袭下，那些玫魂花蕾已经很难再全部绽放。
　　　　　　　　　　　　　　　　——9岁的卖花女在广州已经渡过了三个情人节

　　早就听说广州的夜生活很丰富，很多彩。所以，这次到广州，晚餐还没结束，盛情款待的朋友便已用电话联系好了酒吧里的座位，吃过晚餐正是夜里11点钟，朋友说这时候上床去睡觉在广州是暴殄天物，所以，游车河泡酒吧是广州人目前时尚的消磨。
　　入乡随俗我早做好熬通宵的心理准备，反而觉得夜色短暂，不觉我们在酒吧里已泡到了凌晨两点多钟，神色倦怠的我目光开始四处逡巡，想找点刺激视线的东西。
　　“买花吧，先生，你有两个女朋友，怎么就买一枝玫瑰花？”
　　已经几乎睡着的朋友被那个卖花小姑娘搞得清醒起来，但他还是讨厌的挥挥手，要把小姑娘赶走。
　　我看了表，已经是凌晨了，这个看上去只有八、九岁的小姑娘怎么还要在这大人世界里游荡，这个时间是所有的孩子在床上睡得正香的时间呵。
　　小女孩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让我突然想起了在成都见过的小乞丐山山，那个11岁的小男孩，这两个相隔遥远的孩子几乎都有同样的眼神，那是期望，等待甚至还有委屈，无助。
　　我把卖玫瑰花的小女孩叫到身边，这是个长得很可爱的女孩，白暂的皮肤，黑黑的眼眸，圆圆丰满的脸庞，只是蓬乱的头发有点黄，单薄的身体显现出营养不良的征兆。
　　我说。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去睡觉，这花明天卖不行吗？”
　　她看了我一眼，低声说：
　　“我今天没有把分到的花全部卖光，大哥不允许我回去睡觉，饭也不给我吃。”
　　我很难相信这个小女孩凌晨两点钟还在饿着肚子叫卖着手中的花，而这一切均是因为被迫。
　　朋友见我诧异的眼神，又在说我少见多怪，并且说善良救不了这些孩子，除非你把她手中的花全部买下来。
　　我当然知道朋友是在烦我的职业习惯，对什么都想刨根问底，“这样你会惹麻烦的，这是在广州，不是在北京，你想做大侠呵。”
　　我没有理会朋友的唠叨，专注的同卖花女在聊天，这时我已经知道她叫柳荣，9岁，是贵州人。三年前，她们村里的，父母让她叫大哥的人带她和姐姐跟几个女孩来到广州卖花。
　　“我要是把你手上的花全部买下来，要多少钱？”我问她。
　　小柳荣迅速把怀里的玫瑰花数了一下，然后抬起头对我说，“要120元钱呐，小姐！”
　　“好吧，柳荣，你的花我全要了，然后，我给你叫点吃的，你坐在这儿同我聊聊天，好不好？”
　　“那，不能让大哥看到的，他不准我们同客人多讲话，让他知道他要打人的。”
　　“是这样，那么你知道大哥现在在什么地方呆着吗？”
　　“他…他肯定在睡觉吧。”
　　“如果他正在睡觉，那他肯定看不到你在做什么，不要怕，有什么事我来帮你好吗。跟我说你最想吃什么？”
　　柳荣把我递给她的120元钱仔细的塞进衣袋，然后歪歪了头，怯怯的说：“鸡翅膀！”
　　“好吧，那就来一盘鸡翅膀，不过吃饱了以后，你可不能飞走噢，你答应跟我聊聊天的，对吗？”
　　朋友见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摇摇头叹息一声，又叫了一瓶啤酒，他的女朋友已在旁边睡着了。
　　9岁的柳荣到底是出来闯荡了三年，她说起活来就象大人一样滴水不漏，倒省了我很多事，我只要去听就行了。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山里边，我们那里山青水秀，又没有冬天，一年到头是绿色的，所以，我很喜欢老家那个地方，很好玩。
　　可是，我们那里没有多少地可以种，许多人都在家里不做事情，年纪轻一点的都到山外打工，年纪大一点便在家替他们抱小孩。
　　我们那里的女孩子一般都十六、八便嫁人，所以，我阿妈很年轻，我却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
　　我阿爸在家种田，阿妈便在家照顾弟弟，日子过得挺紧，我两个姐姐还念了两年书，我一夭学都没有上过，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怎写，我只认识哪是十元钱，哪是一百元钱，可我阿妈说知道这些就可以了。
　　现在我大姐在柳州给人抱小孩，做保姆，我跟二姐在广州卖花，弟弟还小，所以阿妈最疼他，我跟二姐也很喜欢他。
　　为了弟弟我们家罚了好多钱，连最后一点大米也全交上了，最后我阿妈抱着弟弟跟阿爸出去躲了很长时间，家里只有我跟两个姐姐，乡里的人也没办法，事情就过去了。
　　可是，我们分的地很少，每年的粮食根本没有多少，我阿爸除了种田什么也不肯做，我大姐刚刚16岁便有人来提亲，我阿妈一口答应了，她是希望赶快把大姐嫁出去，家里少一口人吃饭。
　　可我大姐不肯干，她一个人偷偷跑到柳州市做工，给人家抱小孩，那家人对她很好，全部买的新衣服，还开着车送大姐回家来看了一趟，阿妈也没有办法，只好由大姐去。
　　我二姐跟我一样胆子比较小，很听阿妈的话，但是，她也很羡慕大姐，也想跑出来做工，可自从大姐偷偷跑出来，阿妈便不准我们自己到县城去，我们那里不通车，到县城去光山路要走100多公里，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跑出来看看外面是啥个样子。
　　我六岁那年过年的时候，村里在广州做事的，大家都称他龙仔的那个人到我们家串门，他穿得很阔，头发和鞋子都很亮，还带了很多糖送给我们。
　　我听他对我父母讲要带我和姐姐到广州来卖鲜花，他说广州人最喜欢鲜花，这个事情很好赚钱，每天就在大街上象看风景似的就做完了，然后，他会安排我们在很漂亮的玻璃房子里住，到过年的时候，他保证我们每个人带三千元钱回来，而且，带我们走的时候，可以先付给我父母500元钱。
　　500元钱，我跟姐姐就是1000元钱，我父母一年到头也挣不到这么多钱，他们想都设想就答应了。
　　我和姐姐都不喜欢龙仔，我阿妈让我们叫他大哥，我们背后都叫他坏龙仔，他人真得好坏，那么凶，经常用皮鞋踢我们的腿，让我们下跪，因为花没卖光。
　　他带我们到广州以后，根本就没有玻璃房子给我们住，那种钦棚棚一下雨叮噹叮噹的响，不下雨的时候象个烤人的火炉，可是，我跟姐姐同十几个女孩就在这样的地方睡觉。
　　我们每天都有规定的任务，完不成要罚跪，没得饭吃，还不准回来睡觉。
　　干了几天我和姐姐都受不了，我们便商量着想要逃跑，可是，我们俩藏起的钱被龙仔发现了，他踢我们问我们藏钱做什么。
　　姐姐胆小一害怕什么都说，她说，我们要走，要回家，不在这儿干了。
　　龙仔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先是骂我们没有良心，说他辛辛苦苦带我们到广州，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给家里赚钱盖房子，后来，他又逼我跟姐姐还他的1000元钱和车票钱、饭钱、住宿钱。
　　姐姐说，我们没有钱还不了你。龙仔便哄我们，没有钱不要紧，大家都是老乡，只要听话好好干，很快就会赚到钱的。
　　这次没逃成，龙仔也发现了我们俩姐妹在一起总要出事，他便把我姐姐不知弄到哪儿去了，他跟我说，姐姐在另一条街上做，我偷偷去看过，但也没看到姐姐的影子。
　　我便跟龙仔又哭又闹要见我姐姐，结果，龙仔二天没理我，也没给我饭吃，我们一起来的一个小女孩对我说，你姐姐没事，她在一家很阔的饭店里面卖花，我看到过她，她还说，你再不干活，没有饭吃会饿死的。
　　我也很怕饿死，我也很想给家里赚钱，我们家里的老屋是奶奶留下来的，那一年的雨季便塌了一边墙，我也很想赚到钱帮家里盖新房子，阿爸告诉我，我和姐姐出来干几年我们就可以起新屋了。
　　从那以后我就变得很乖，也很能干，每天几乎都能卖一百多元钱的花，龙仔对我也比以前好了些，有时候还给我买新衣服穿。
　　可是我跟姐姐再也没见过面，我问龙仔，他说我姐姐现在可能干了，他已经把她调去当总管了。
　　我也不知道“总管”到底是干什么，龙仔说就是管那些刚刚从乡下来的小女孩，教她们怎么在街上卖花，在饭店、茶楼里面卖花。
　　我想姐姐也不简单，做这个总比在街上风吹日晒的好，我也挺替姐姐高兴的，可奇怪的是姐姐怎么总是不来看我，难道她忘了还有个妹妹柳荣吗？
　　我缠着龙仔非要见姐姐，龙仔开始不肯说，后来实在让我缠得受不了，他摊开手说：
　　“我已经对你姐姐说把你送回老家了，所以，你根本不可能见你姐姐，这样她知道你在这儿，做事情又要不专心了，而且，你们总想着要逃跑，我没有办法完全看住你们，只好这样说了。”
　　那一天晚上，我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眼睛肿肿地，上街认识我的人都问我：
　　“柳荣，你怎么哭成了这样”？
　　我恨龙仔，恨阿爸阿妈，又恨自己，谁让我们住在山里边，谁让我们是不值钱的女孩，连亲生的父母都不在乎我们的死活，谁还会去在乎我们。
　　那时我突然觉得我懂事了，我不再是小孩子，我得学会赚钱的本事保护自己，龙仔其实也很好对付，每天只要把钱交到他手里，他便会开心的不得了，什么事都好说。
　　我开始好好的做事，学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且，无论别人说什么难听的话，我都会笑眯眯的，只要肯买我的花，我想我管你说什么。
　　慢慢地我在这条街上有了名气，许多常来的客人见到我都会跟我打招呼：“小柳荣，今天的生意好哦”？
　　我总是赶忙跑过去
　　“老板哦，照顾一下小荣了，给女朋友多买点玫瑰花啦”。
　　有的老板跟我开玩笑，说，
　　“小荣呵，女朋友跑了，我没得女朋友了，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哦”。
　　我就说：“小荣长得太难看了，怎么能做老板的女朋友呢，女朋友跑了，是因为老板你玫瑰花买少了，所以，以后只要多买小荣的玫瑰花，我包你女朋友会越来越多啦”。
　　老板听我这样说总是很高兴，我的玫瑰花卖得也很快，而且，他们也不很在乎价钱，时间一长，说柳荣没人知道，一说小荣他们都知道是那个卖玫瑰花的小女孩，好多人都是我的老主顾了。
　　过年的时候正是我们生意好的时候，所以我们都不可以回去过年的，龙仔也没有回去，但他说给我阿爸寄了三千元钱回去，还把那张单子给我看了，我其实也不认识字，但也只好相信他。
　　年三十的晚上我们都是在街上过的，因为广州人过年也爱逛街，所以，我们正好做生意。那天晚上我卖了300多元钱的玫瑰花，把龙仔高兴坏了，破例给了我5元零花儿钱，让我去买汤圆吃。
　　而且，第二天，龙仔让我们几个女孩都给家里打了电话，我阿爸从早上6点钟便在村委会里等我的电话，因为，那是我们村唯一的电话。
　　龙仔说长途电话贵得吓死人，让我们几个只说两句话，让家里知道我们挺好就行了。
　　我拿起电话就哭了，不知该说什么，龙仔在一旁骂我，“不许哭，对你阿爸说你很好就挂掉”。
　　阿爸叫我一声“小荣，你好哦”？便再也说不下去，这是我离开家两年了，第一次给家里通话。
　　哭了好一会儿，我才问阿爸：“阿妈好吗？弟弟好吗，龙仔寄的钱收到了吗？”
　　我听阿爸也只是说：“好，好，收到了”，还没等我再说别的，龙仔便挂掉了电话，他说别的女孩还在等着打电话，我不能太浪费电话费了。
　　我知道龙仔只是想让我们这些女孩家里知道我们都还活着才舍得出这个电话费的。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让我姐姐也打了电话。那样我姐姐就会知道我还在广州，她就会来看我，我已经两年多没见到姐姐了。
　　我正要找龙仔问个清楚，可龙仔几天都没露面，刚刚过完年女孩们都累得要命，龙仔没有象每天那样催我们赶紧收拾准备上街。我们都高兴的要命，我一个偷偷的溜了出来，准备自己去找姐姐，我早打听了她呆的那条街，虽然隔着我很远，可我一心想要找到她。
　　可是，我从早上找到晚上，一个卖花的女孩也没有碰上，我以为她们要很晚才出来，便等呵等，可一直到半夜也没有女孩出来。我有些伤心，便往回走，走到我原来常呆的那条街，一个老板见到我惊奇的问：“小荣，你们不是都被收容所带去了吗？你怎么还会在这儿”？
　　我吓死了，我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偷偷溜到我住的铁棚棚那儿，发现门已被贴上了白纸条，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封条。
　　我一下子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钱，我到处问龙仔的下落，可有的人告诉我，说龙仔被公安局抓起来了，说他犯了法，还挺厉害的，我再也不敢说我认识他。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许多卖花女在收容所的照片，我听人们议论她们马上都要被送回老家去，我高兴极了，到处打听收容所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他们那天去铁棚棚收容我们的时候，我刚好溜出去找姐姐去了。
　　我也很想回家，所以，我终于被一个好心的老板送到收容所去了。
　　在那里我见到了两年没有见过面的姐姐。姐姐长高了，看上去象个大女孩，她比我大两岁，那一年她10岁，我8岁。
　　在收容所里，我们开了许多会，有很多老师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检查了身体，然后，就把我们送上了火车。
　　回到家里我以为这下可好了，阿爸阿妈肯定会高兴的要命，阿妈会抱着我说：“小荣呵，乖女儿，阿妈想死你了”。
　　可是，可是你不知道，我们回家以后，阿爸阿妈好象并不开心，阿妈也没有抱过我，她只是背着弟弟出出进进，望着院子里的石料唉声叹气，我知道我们没有赚到让他们盖起房子的钱，他们很失望。
　　吃饭的时候，我和姐姐动作慢一点，阿爸便会骂我们：“广州哪样不好，一年可以赚几千块钱，龙仔哪样不好，他让你们有饭吃，有光景看，还有钱赚，你们要告他坐牢”。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告龙仔坐牢的，这时候，我倒也不愿意龙仔去坐牢，我只想公安教育教育他，让他不要再那么凶那么坏。
　　实际上龙仔真的没有坐牢，要是他坐牢，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同你聊天了，他只是被罚了很多钱，又被拘留了十几天，听说他朋友蛮多的，个个都帮他说话，所以，他又很神气的回到老家。
　　这次不是他上门找我们，而是我阿爸阿妈专门买了东西去求他，请他看在乡亲的份儿上，再带我们到广州去赚大钱。
　　龙仔开始还不肯带我来，说我不乖老要给他惹麻烦，他同意带我姐姐到广州去，我听阿妈回来讲了以后，哭得很伤心，后来，我姐姐对龙仔说：“小荣不去，我也不去，要去我们俩个一道去”。
　　这样，回家呆了不到半年，龙仔又带我们回到广州，虽然换了住的地方，经常去跑的街也不是原来的那些了，但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也还是一样的。
　　现在我跟姐姐都在这条街上卖花，但我们已经很懂事，不再给龙仔找麻烦，毕竟，他给我们吃饭，给我们赚钱的机会，这样我阿爸阿妈也会很开心。
　　有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做做也蛮好玩，卖花的时候虽然辛苦点，可想想我们这么小便可以给家里赚钱起大屋，也算是挺运气的。
　　龙仔现在已经不太露面的，所有事情都由另一个人来替他管，我只是偶尔的才能见到他。可是，他对我象是不认识一样，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已经很阔，并且娶了老婆。
　　他老婆我见过一次，人很靓带着很大的墨镜，我听人说她是深圳人，我姐姐说他们俩肯定都不是好人，要不好人怎么会嫁给龙仔，这样一个专门靠小女孩赚钱的人。
　　在我们老家这样发财的人多了，好多人是靠这样的生意发财，盖屋娶老婆的，村里的人对他们可羡慕了，他们回去一次，家里串门的都挤不下，他们可神气了。
　　对不起，天已经快亮了，我要赶紧回去了，我姐姐会来找我的，不能让龙仔的人发现我在同你讲话，他们会骂我的，小姐，我看你人挺好的，有时间多来照顾照顾我，买我的玫瑰花会给你带来好运气的，你相信我”。
　　采访者思绪：
　　这个叫小荣的卖花女在渐渐亮起来的晨光里匆匆离去，把那一束暗色的玫瑰花和一个沉重的故事留给了我，使我觉得这个即将到来的早晨黯淡无光。
　　总要承受黑暗使我对自己做的这个采访产生了怀疑，有没有必要把这些肮脏的东西讲给人们听，写给人们看，把这些丑陋而贪婪的人一个一个在这里示众，我不知道。
　　可是这个个子小小，岁数小小的卖花女，这个心眼多多，嘴巴甜甜老练而从容的卖花女，就是在这样的人群里从柳荣变成了小荣——卖玫瑰花的小荣。这个名字和她的玫瑰花整条街都知道。
　　可她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小荣只知道那个用她来赚钱的人目前很阔，还娶了个漂亮女孩做老婆，其他的一概不知。
　　我只能在这里套用一句广州话，表达我自己，“这里的黑暗好，黑暗呵”！
　　我无法预测小荣的将来，这个9岁的女孩还需要奔波多久，我只是觉得生存的压力过早的剥夺了她做为一个孩子的权利。也许是因为贫穷，她的父母连那种天然的本能也荡然无存，拿两个柔弱的小女孩在广州街头上挣扎，挣来的钱盖起的大屋想必他们是要留给儿子的。
　　可是这种心安理得是多么的无知与愚昧，小荣没有读过一天书，希望工程从来没有发现过她的存在，我估计她可能连户口都没有，不是，一场大水已经让湖北的一个地方一下子多出7000多个“黑人”吗？
　　见我采访完小荣一脸的沉默与无奈，朋友又来了，
　　“怎么样？我说你是自己找麻烦吧，趁着没出事，我们赶紧走吧，这地方我以后可不能再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早已经有人盯上我们了。现在是知道的越少越没事，而且，这些女孩你也不能全信她们，她们早已经在社会上学滑了，难得有句实话，你就别在这瞎操心了，广州这地方不需要责任感”。
　　朋友说的话我虽然并不完全同意，可几天后，我开始认同他的观点。
　　因为我花了120元钱从小荣手里买的那两打玫瑰花，在清水里呆了一个星期都没有绽放的迹象，我他细去看那些花苞，发现花心早已烂掉，这是一些永远也不会再开放的花蕾。
　　我不知道是因为受了伤还是压根就是些不会开放的种子，我只知道我要是再见到小荣，我还会再买她的玫瑰花，因为她看上去真的是很天真，很可爱。
　　也许龙仔们就是这样阔起来的，我一下子有点明白了。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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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无儿无女也种不了地，和老伴出来要饭吃，也比在家里等着饿死强，但是我参加过鲁西南战役。是一级残废，我有优待证，我可以给你看”……
　　　　　　　　　　　　　　——在战争中曾经推过独轮车，丢掉了两条腿的乞讨者。

　　夏天的济南热的象打不开盖的笼屉、尤其是济南火车站，这个山东最大的交通枢纽，热闹的象骡马市，大人喊孩子叫让人直犯晕。”
　　我到这里是为了找一个人，因为他们跟我说这是他最常呆的根据地。
　　我说的这个他，是一个70岁的“老同志”，称他为老同志是因为他在村里有一点声望，这一点声望源于他的历史，因为他曾经参加过鲁西南的解放战役，虽说是推独轮车送弹药的民工，可是，炮弹不认人，他在战场丢了两条腿。
　　他的老伴没有嫌弃他，是因为自己没能为他生个一男半女，这对夫妻就这样相依为命从中年走到老年。
　　我知道他也是因为一个朋友，我的这个朋友同他是一个村的，而且，论辈份还得叫他声“爷”。
　　有一天，朋友非常情绪化地给我打电话，他对我发牢骚，说：
　　“你知道吗，连我们村里那个老同志，也上济南要饭去了，我想你不是正在搞这方面的调查吗，有必要去找他聊聊，这是个不错的话题。”
　　朋友的老家是山东省的老区，也是革命时红得出了名，搞经济时穷得出了名的山区。在那里荒年的时候出外乞讨是很正常的事情，连村长都带上老婆孩子出去要饭，这些朋友都给我讲过。
　　可也许由于这位“老同志”背景比较特殊，因而，他如此的举动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值得引起朋友的如此关注，对我来说，当然就更充满诱惑力。
　　我知道济南夏天的残酷，更知道信息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就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不会放弃任何机会，所以我来到了济南。
　　一连几天我没有找到目标，我有些失望，也许朋友提供的信息准确性有问题。正当我准备坚持最后的十分钟的时候，目标终于走进了我的视线，我看到“老同志”坐一个马扎，慢慢用手向我走来。
　　对于乞讨者来说，济南火车站外面实在是天堂，这里人来人往，各色人等，只要偶尔有人动心，养活自己没有问题。
　　“老同志”很正规的用一个旧日茶缸，承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同情心，然后，把大一点的毛票卷起来塞进自己的腰带，茶缸里又只剩下零星的硬币。
　　我后悔没有带一张与朋友合影的照片，那样事情就会简单多了，可现在我们的交情只能从头开始。
　　也许人老了，戒心便也随之放松。与“老同志”接触真的没费什么劲儿，当我提起“猛子”——我的那个朋友的小名时，“老同志”竟急急忙忙往四边看看，发现的确没有什么熟人时，他才孩子般的对我笑笑：“认识，认识，他还得叫我爷呢。”
　　“我是猛子的同班同学，我早就听猛子提起过你，你住在哪儿，我可以去看你和大娘”。
　　我知道好容易用手走到火车站，我在这儿继续呆下去，只会影响“老同志”的收入，所以，我想找个晚上他“收工”的时候比较合适。
　　“老同志”的远房侄儿在省立医院里面烧开水，所以，锅炉房旁边的一条盛杂物的过道成了他和老伴晚上的栖息地，虽然很热很脏，但总算是一片屋顶。
　　入夜，医院里很静。我们在锅炉房门前的空地上聊天，感觉不错。
　　“不瞒你说，闺女，要不是你跟猛子是同班同学，我说啥也不会让你到这儿来，为什么，我怕丢人呵，唉，这把年纪真是越活越埋汰，可我也没办法呀，正好你来，闺女，我也有个人说道说道，我这老婆子是什么都不知道。
　　过去我从来瞧不起要饭的，我总是认为他们是不务正业，不好好干活光想吃现成的才这样。可是现在轮到我了，我明白了。
　　本来我在村里还不错，每年有粮食分给我，还有20元钱的残废补贴，我没儿没女的，跟老伴对付着过还过得下去。
　　那时候我还挺风光的，每年过八·一的时候，乡里的小学要请我去给孩子们做场报告，讲讲打仗的事儿，给我系红领中。我特别重视这事儿，一身制服我从来不舍得穿，但每年的这时候，我都要穿一次，我觉着这是一种光荣。
　　村里的人也挺敬重我，虽然我这个站着不如坐着高的残废样子根本就不象个人，可出来进去的没有人不跟我打招呼。
　　我没有儿女，家里有什么事都是村里的人帮忙，那一年我老伴病得厉害，也是他们帮着给送到县医院抢救，才算捡了一条命。
　　有时候，我们那儿荒年是颗粒不收，大家伙都拖儿带女的出去要饭，我吃野菜也不去，我不愿意丢这个人，我们是老区呵，是革命根据地呵，干不好对不起国家呵。
　　后来，我们那里也搞起了土地承包制，虽说没有多少好地，除了山头便是山拗，可总也是都种上粮食了，尽管我们老俩口种不了地，村里还是分给我们二分地，由村里的小青年们帮助一块儿给种呵收呵，总算饭能吃上了。
　　可是，山里人也是心野，慢慢地有许多人出去找活干，干好了便让没出去的人羡慕得要命。就这样，出去打工的人过年回家的时候是一个人，过完年再走的时候就是一批人。先是那些三十几岁的人出去了，后来村里几乎看不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到现在那些十六。七岁的后生也找不到了。
　　全村上百户人家几乎家家有人在外面打工，这山地本来就不好种，山上缺水，种点粮食要一桶水一桶水往上提着浇，可一个壮劳力没有谁来往上提？
　　地全荒了吃什么？那些家里有在外边挣钱的可以买着吃，可象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办？
　　过去还有粮食分给我们，可现在地里不产粮食我们向谁要去。我这个残废补贴倒是从以前20元涨到了现在80元，可80元钱呵，我们光买粮食吃都不够呵。
　　你说让我向国家伸手去要，这我也不想，活这么大岁数我没给国家添麻烦，我觉得自己没这资格。
　　所以，我奔济南我这个远房侄儿来了，可我知道他在这儿干这么个临时工也挺难，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
　　开始我坐在街上只是想找人下棋打发时间，可有一天，一个老太太从我身边走，说了声可怜，便扔给我五角钱，都把我弄愣了。
　　后来，我想实在没法子，我就做乞丐了，要饭吃就要饭吃，什么老革命不老革命的，过去的事情当不了饭吃，反正这儿也没人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跟老伴一商量，她抹开了眼泪，又唠叨我们没有儿女的事儿，我说现在这世道有儿女也不见得就有人养，趁着还能跑能颠，我们能咋样活就咋样活呗。
　　就这样我这瘫子就用两只手走到街上去了，刚开始我还不好意思豁出这张老脸，哪儿人少往哪儿呆，可后来，我街上认识的一个同行，也是个瘸巴老头，他告诉我这讨钱的事儿要哪儿人多往哪儿呆才成。
　　他跟我说这火车站周围人特别多，而且，警察也懒得管，呆在那儿一天顶在别的地方呆好几天的，我去试了试，果然是这么回事。
　　现在我也觉不出这事有多丢人了，要饭也是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你说是不？
　　象我这样的残废你就是给我个正经事儿我也干不了呵。现在，我们老两口分工挺明确，老伴在家做饭，中午给我送过来，晚上我回去吃饭的时候，老伴就记记帐，这样我们手里总算有俩活钱了呵。
　　我这当乞丐的也有了经验，每天专往人多的地方挤，过去我总觉着自己应该有志气，可现在我是怎么可怜怎么来，人穷志短呵。
　　不过你现在跟我说让我回村，八抬大轿来接我，我也不回去。在那穷山沟里呆着只能穷死，我只怨自己开窍太晚了，不然的话，家里的房子早盖起来了。
　　我现在心里挺满足的，虽说这当乞丐不是个光彩事儿，但我吃饭不发愁了，花钱不发愁了，我还呆在省城济南，这里有这么多汽车和高楼，这是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所以，闺女呵，我这么跟你说，我过去呵是脑筋太死了，见识太少了，乞丐怎么了，他们这些人见多识广，都挺不简单，我可不敢小看他们了，与他们相比，我那点历史算什么，我过去真是糊涂呵。
　　我还以为人们会一辈子记得我，毕竟为国家出了一把力，其实呀这人没有一辈子的事儿，只有每天的吃呵睡呵是事实存在的。
　　前两天，我侄儿回了趟老家，他说村里走的都没人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和女人孩子。
　　我说，走了好，大家都走出来才好呢，那个穷地方要什么没什么，你就是建设一辈子，它还是那副样子，自然条件太差，过去人太老实，你说人定能胜天，他们就相信人真的能与老天斗，可是斗来斗去还是打那么点粮食，到了旱季水都没有吃的，不如出来找条路走走看。
　　这都是我出来以后才有的想法，过去我是死也不会出来的，可是真出来了，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没文化，没见识。
　　闺女呵，我不知道你要跟我聊这些干什么，可是我告诉你的都是大实话，我现在谁也不怨，国家过去能给我的都给我了，光荣牌也挂过，锣鼓也敲过，大红花也带过，我这辈子挺知足的。
　　现在虽说要饭有些不强，可只要能活人，又不给社会添麻烦有什么不好，莫非要国家养你一辈子，我那点功劳我觉得够不上。
　　不过，我现在不知道猛子在什么地方，但我知道那后生书念得好，他一定混的不错，你千万不要对他说，我在要饭；在当乞丐，他知道会有想法的，你就跟他说，我在自食其力，在自谋生路，过得挺好，谁都不用靠，这个话你一定给我带到。
　　我现在也有几个老伙计，我们一起在街上认识的，有时候警察管的严了，我们没地方可去，就凑在一起下下棋，聊聊天。
　　过一段时间，我准备从这儿搬出去。因为，医院里已经来查了好几次，他们说不能允许要饭的住在这儿。我侄儿也挺可怜，干这么个活儿这么辛苦，一个月才挣400多块钱，刚刚够自己吃饭，这不30大几的人了，连个媳妇也说不上。前两天回老家相亲，可姑娘一听是临时工，连见都不想见，我们那里的女孩子都指望嫁人嫁出穷窝子，所以眼界高着呢。
　　咳，我这一说说远了，我自己还有操不完的心呢，后生们的事还得他们自己去操心，我跟你说呵闺女，象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有今天没有明天的，什么乞丐，什么要饭都不重要，能吃上饭就是本事。
　　可现在有些小孩子真是可惜，放着好好的书不读，家也不回，整天在街上跑来跑去要饭吃，真让人心痛呵。我觉着你倒是应该反映反映他们，让他们的爹娘把孩子接回去，这样在街上混下去就瞎了。
　　还有这农村现在这样也够让人揪心的，年轻的后生都不愿意种地，都跑出来打工，可那些老弱病残怎么办，将来不打粮食他们吃什么？
　　我经常跟侄儿唠叨这事，可侄儿总让我别瞎操心，他说，“你不是也跑出来了么，你虽不是打工，可不是也跟打工差不了多少，就是论收入你也该不比打工的少吧，能够有别的出路，谁还辛辛苦苦的种地，这事儿现在你就别再提了，有什么用。你说是没用是吗？”
　　采访者思绪：
　　不知为什么，在我采访的如此之多的乞讨者中，“老同志”的事情最为平淡，可他给我的印象却最为深刻，也许是因为那历史背景，或者是他觉着自己沦为乞丐的羞愧难当，总之，他久久在我眼前晃动，使我夜不成寐。
　　用手走路也已经走了快50年，可上街乞讨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这其中的距离我不知道该如何衡量，只是觉着他真真的不容易，活着。
　　可这就是变化，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变多还是变少，什么事一考虑就是一辈子的世道不复存在，任何人任何事情都可能面临结果截然不同的变化，适应了这种变化就可能会生存下去，否则，便可能无路可走。
　　我一直不认为乞丐就不是一种职业，看来，乞丐不仅是一种职业，有时候还是一条绝处逢生的捷径。而且，它还有着最大的包容性和宽容性，象这个社会的底座，你在上面坚持不下去或者找不到位置的时候，你可以松手，从你原来依靠的地万。
　　最差做个乞丐，也许会失掉尊严，但对一个生存不下去的人来讲，尊严又有何用？所以，那些认为尊严比什么都重要的人，都是些活得不错的人，而乞丐们只要从你手里拿到钱，什么都无所谓。
　　我一直没有见到朋友也就是我的同班同学。（这是真的）他没有再给我打电话，可能，他也觉得对于这件事最初的激动过后，是一种无话可说的平静。毕竟，人要选择生存便会面临很多尴尬。
　　我也不想打电话给他，这是因为对于“老同志”的事情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是觉的能够把他们说的记录下来，就已经尽到了我的职责，我的确不能为他多做些什么，我只能祝他多一点好运气。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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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流浪不是因为无家可归。而是因为父母的爱过于沉重，那超过了他的能力数倍的期望值让他很小的时侯就懂得了绝望，所以，尽管几次被收容所送回家，他还是要再逃出来，流浪，流浪。
　　　　　　　　　　　　　　　　——十六岁的花季洒满了父母绝望的眼泪，孩子呵孩子，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是在收容所见到这个已经是第四次离家出走的少年的。他黑黑的脸庞，瘦削的身体，蜷缩在角落里的神态传达的信息告诉我，他已经很习惯社会最低层的生活了。
　　很幸运我见到了他的母亲，一个穿着没有什么品味却看得出很讲究的女人，听说我要采访她和她爱流浪的儿子，她毫无戒备的心理让我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与文化不沾什么边的女人，除去她的外表包装，她还可以还原成一个比较纯朴的人，这最让我感到欣慰。
　　她的儿子叫姚成，16岁，可做母亲的还是象谈一个婴儿似的，一开口便是，“我的小成……我可怜的小成……
　　我发现在她旁边的少年眉头一阵阵紧皱，脸上是一种奇怪的表情，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我没观察错的活，那是一种厌恶，鄙视，憎恨和不耐烦的混合体。
　　做母亲的看来很希望倾诉，她迫不急待地想要倾吐她的苦水，然后寻找答案，所以，对她的采访异乎寻常的顺利。
　　“我对记者从来不打怵，因为我觉得做记者的人见多识广，又会开导人，所以，我挺愿意跟记者聊聊。
　　其实，我这人没什么文化，是落实政策从乡下返城的下放户，回城以后没挑没拣地跟了个老实人，我就这样有了儿子小成。
　　我这儿子小时候特别听话，学习也很优秀，从一年级就开始当班长，一直当到六年级小学毕业。我30岁上有了儿子。你想那个疼呵，爱呵就别提多周到了。
　　我返城以后自己开了个缝纫铺，给人做衣服，后来挣了钱便把铺子卖了，在城里几家大商场租了柜台，雇了几个女孩卖衣服，前几年钱好挣，我一下子就做大了，有了几十万的资金。
　　那时，我就想行了，这辈子够花的了，剩下的就是怎么把儿子培养成材的任务，孩子他爸单位不景气，我索性让他辞了职，在家专门照顾孩子上学。
　　为了儿子读一个好的中学，我们俩口子差点把腿跑断，最后，投资了十万块钱把儿子送进了私立的贵族中学，因为学校许诺我们，孩子在这个学校高中读完，马上可以保送到美国读大学。
　　你想想我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下放户的儿子将来可以到美国去读大学，我能不动心吗？我跟孩子他爸商量花多少钱也得把孩子送进这个学校。
　　孩子在这个学校寄宿，我们一个星期接他回来一次，刚开始孩子的成绩不错，我们都挺高兴，觉得没白白花钱。
　　那一段时间我生意也忙，孩子都是他爸接接送送，我觉得进了要那么多钱才能进去的学校就算是进了保险箱，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基本上不怎么管孩子的事情。
　　可到了初中一年级的下学期，孩子的情绪有点反常，跟我说过好几次，说那个学校的风气不好，没有人学习，老师都是些退了休又再打工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讲的课没有人爱听，而且，孩子们在一起都在攀比，什么谁家更有钱啦，谁的爸爸开的车更好啦，埋头学习的孩子反而受到孤立。
　　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暂时的，随着学习紧张起来一切都会好转，因此，孩子几次要求转学我都没答应，结果有一天，丈夫去接孩子，学校却告诉我们，姚成三天前就说家里有急事让他回去，请假离开了学校。
　　我一听儿子不见了，在公司里当场晕了过去，说什么我也不明白我们的儿子，在贵族学校里怎么会说没就没了。
　　我一边找了律师同学校交涉，一边在电视，报纸上登广告寻人，又央求派出所协调各个地方的收容所看看有没有儿子的消息。
　　折腾了两个多月，总算南京那边来了消息，说是有一个叫姚成的男孩子是济南籍，让我们立刻去认人。
　　我和丈夫马上坐飞机过去，果然是宝贝儿子小成，只是在街上流浪了两个多月，儿子已瘦得不象样子，怕儿子不高兴，我们夫妻俩个什么话也没敢多讲，谢了人家带着他就回了家。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装着无意的问儿子，为什么要离家出去予
　　儿子用很阴郁的眼神看着我说，“我不喜欢读英文，不喜欢回家，不喜欢将来去美国，可是这一切你们都要逼我做”。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儿子，只好用眼泪来结束。
　　升入初二以后，儿子的功课好象更紧张了，我给他转了学是那种普通的重点中学，每天放学以后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回家。
　　我知道自己以前在儿子身上用的精力和时间太少，这次索性把公司转让出去不做，我一心一意要做个称职的母亲。
　　由于我们的经济条件不错，所以，儿子几乎没有满足不了的愿望，自行车是上千元钱的进口山地车，运动鞋是耐克的，衣服是阿迪达斯，嫌我们看电视选择的节目档次太低，我马上专门给儿子买一个29寸的大彩电，让他自个放在屋里看。
　　我和丈夫每天就是围着儿子转，只要儿子抬抬眼睛，我们马上要站起来问，“你想要什么？”
　　可就是这样的条件，儿子的成绩硬是往下滑得厉害，从班里的前10名一直滑到倒数几名。我知道是在贵族学校那一年给他耽误了，我们夫妻俩没什么文化，只是靠着机会和吃苦赚了点钱，可是我做梦都想让儿子读大学，读博士，将来是个学问高的人，儿子是我唯一的希望呵。
　　我给他请了家教，语文、数学、英语，只要是对他的学习有帮助的事儿我是不惜任何代价。
　　你知道我这儿子用什么来回报我，他又跑了，结果这次发现的早，我们从火车站把他找回来，可他说他就是不想回家，不想看到我跟他爸，我以为这孩子神经有毛病了，可带他上医院检查，大夫说他正常的很。
　　他接连跑了两次都被我们发现了，最后，我给他跪下了，我说：
　　“儿子，你想怎么样都成，只是你别再跑了，我和你爸年纪都大了，我们受不了这种折腾，为了你，我们什么都可以拿出来，你还要怎么样”？
　　这次我儿子也吓坏了，他忙把我搀起来，哭着说：
　　“妈妈，我再也不跑了，我听你的话，我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读博士，出国”。
　　那天我跟儿子抱在一起，哭成一团，说实在的我们也知道孩子不容易，小小的年纪便有这么多的压力，可是不这样将来怎么样在社会上混出个人样来呢？”
　　经过这次，儿子好象稳定了很多，成绩也比以前好了，但是，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有时，要不是我跟他说两句话，他一天都可以不跟我们讲话。
　　他也没有什么朋友，跟同学之间从不来往，我都跟他让让他带同学来玩，可他说，现在同学没有串门的习惯。
　　我也打过热线咨询，可专家说孩子的青春期一般都这样。过去这一阵就好了，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总盼着儿子过生日，过一个生日就长大一岁，长大一岁嘛就懂事一点，我真希望儿子懂事明白我和他爸爸对他的一番苦心。
　　可是，期末考试的前夕，他又不见了，这次他给们留了个条，说是不想参加期末考试，他要出去闯荡一番看看他不上大学会不会有出息，他说我们不要着急找他，他会打电话给我们。
　　这一次我真的绝望了，我有一种预感，这孩子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也许，我命中注定只能是这样，可是，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不通。
　　从来没有高声讲过一句儿子的丈夫这次也落了泪，他说：“我们把一颗心都揉碎给了他，可怎么就是留不住他，这孩子生来就是为了伤我们的心的”。
　　伤心归伤心，我还是赶紧托人找，我听儿子的同学讲，儿子把自行车给卖了，他说他要到南方打工，挣钱养活自己，我赶紧和丈夫飞到广州在大街小巷转悠了好几天，怕儿子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接不到，我特意把家里的电话换成了录音电话，找来找去，三个多月过去了，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
　　眼看这夏天快要过去了，秋天就要来了，儿子走的时候穿着衬衫。短裤到时候天冷了怎么受得了，我是一想起来就哭，一提起来就觉得活不下去。
　　这不到现在我还象做梦似的，收容所一通知我孩子找到了，我差点没给人家下跪，我们开了四个小时的车赶到这里，见到了失踪了四个月的儿子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只能是掉眼泪，唉，这孩子让我伤透了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最后一次离家出走，你们这当记者的见多识广，你倒是说说，我们该怎么办”？
　　姚成的母亲看来实在是累了，总要离家出走的儿子使他们夫妻心力交瘁，这次儿子的失而复得他们高兴的并不轻松，很难说这孩子会不会再一次失踪，可我知道他们很难再承受起这样的打击，可是孩子呵孩子，你到底想要什么？
　　虽然姚成的妈妈说儿子很不爱讲话，但我明明看见他妈妈在叙述的时候，他几次欲言又止的眼神，为了使凝重的气氛缓和一些，姚成妈妈讲的告一段落后，我把视线投向了姚成：“我们今天公平一点，让孩子也有发言权，姚成，阿姨很想听听你在外面几个月的经历，我相信肯定会有不少传奇的事情，讲给我们听听好吗？
　　十六岁的少年姚成显然很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
　　“阿姨，我很喜欢你说的‘公平’两个字，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孩子从生下来就没有人给过我们‘公平’。
　　就拿我来说，我爸爸妈妈是对我很好，可是这种好我小的时候不懂得，大了以后简直就是不能忍受，你想象一下一个残疾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就是怎么生活的。
　　可我不是残疾人，我有手有脚，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做自由自在的事情，可是，我能么，我有这个权利吗？
　　先是让我读一个我不喜欢读的学校，后来爸爸妈妈都不做事情了，整天在家里照顾我，我简直有一种被绑架了的感觉。放学回到家里，弄了一天的功课我很累，想干点别的换换脑子，可是我刚一动，爸爸妈妈马上围上来，
　　“小成呵，这个你不要做，赶紧去学习”。
　　每天都是这句话，我真的是烦死了。
　　所以，我特羡慕街上的那些乞丐，他们每天在街上晒太阳，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没有父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他们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我也很想拥有这种快乐，尝尝这种自由的滋味。
　　可是我要是不离开家，我想我永远都不会有这种机会，一想到要离开家，我就兴奋的要命，我就是要跑出去，哪怕是做乞丐。
　　就这样我真的离开了这个家，也离开了那些讨厌的没完没了的考试，我觉得很快乐，很惊险，象是在演电影，乞丐是我扮演的一个角色。
　　前几次我都没有计划，所以还没等离开济南，便被父母找回来。
　　后来，我想真要让他们找不到我，必须有一个计划，而且，必须手里有钱，我卖掉了自行车，我想先到北京看看，再到广州去找活儿干。
　　可是在火车上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醒来一看车已经到站了，我赶紧下了车，走出车站却发现是天津站，离着北京还有一段路程，我以前听说过天津，这也是大城市，我想先逛逛看。
　　白天倒好说东游西逛很快就过去了，可晚上我却犯愁了，我没有身份证没法住旅馆，找个地方过夜对我来说成了难题。好在正好是夏天，我跑来跑去跑累了，便在一个大商店的墙角睡着了。
　　第二天我照样在街上闲逛，并且准备坐大巴到北京去，可正这时我发现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装在短裤口袋里的钱全部丢了，我想起可能是我昨天晚上睡觉的地方。我赶快回去找，可那里到处都是人，哪还有钱的影子。
　　没有了钱我开始有点害怕，但是，我也不想回家，我不想面对爸爸、妈妈责怪的眼泪，他们总说对我好，可他们好的只想让我逃掉，我总是想我如果考不上大学，他们会不会失望的去自杀，我怕他们这样做，所以，我宁愿他们早早的失去我，也没了这份指望。
　　在天津的街头走着，我开始注意寻找乞丐，我想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我想尝试一下那种乞讨的滋味，这对我说很新鲜很刺激。
　　终于在一个过街天桥上我碰到了一个乞丐，他看上去有40多岁，浑身很脏，头发乱蓬蓬，他的面前有张纸，说他遇上车祸失去了全家人也失去了两只胳膊，现在只能乞讨为生，希望过路行人可怜可怜他。
　　他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两只空袖管垂在肩膀旁边，我看他的确很可怜，便蹲在他身边看他，他很凶的赶我走，说我挡他的财路了，我很生气的走开了，在天桥下面的荫凉里坐了一个下午。
　　到了傍晚，天桥上几乎没什么人了，那个老乞丐才爬起来，晃晃悠悠的往天桥下面走，我远远地跟着他，不知走了多久，我发现他竟坐在一个卖云吞的小摊上，那两只胳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身上，他吃着云吞，眯着眼睛一副很舒服的样子。
　　“原来你是个骗子”。
　　我忍不住对他喊了一声，他吃了一惊，筷子差点掉在地下。一看是我，他又凶起来，要揍我，我忙跟他说：“你敢揍我，我爸爸就在那边”。
　　果然，他不再凶装出一副和善的样子对我说：“我和你是闹着玩儿呢”。
　　“你为什么要骗人？你知道刚才我都觉得你很可怜”。
　　“唉，我这不也是为了混口饭么，做乞丐的还讲什么骗不骗人，能赚到钱就是本事呗”。
　　“那你看我能赚到钱吗”？
　　“你”？那个乞丐听我这样问他，不由的打量我。
　　“我看你挺象个好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要做乞丐，你不读书吗”？
　　“我最烦的就是读书了，我父母一天到晚要我关在屋子里面学习，我学够了就跑出来了，我就是要做乞丐，他们不是最怕我没出息吗？我就是要做最没出息的事儿”。
　　“那你刚才说你爸爸的事儿”？
　　“我那是骗你的，我爸爸这会在山东呢”。
　　“那你行了，做乞丐没问题”。
　　从那天起，我跟那个老乞丐成了朋友，他教会了我许多做乞丐的规矩，而且，帮我找了几个地盘，他说，天津的丐帮是全国都出名的，要做乞丐就在天津做，这里的钱好赚。
　　就这样那一段时间，他带我跑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他还给买我了副眼镜，让我扮做失学学生，在火车站。汽车站乞讨，这种事刚开始还不错，有许多人相信，我们也赚到了钱，可后来，警察老来赶我们，我们就再也不敢去了。
　　那个老乞丐说他已经乞讨了20年，他儿子都在农村盖起了大瓦房，娶上了媳妇，给他生了个大胖孙子，儿子劝他别干了，回家抱抱孙子享享福，可他说，干惯了，不干浑身难受。
　　不过他的心肠挺善良，晚上我们俩睡在一起，他就劝我赶快给家里打个电话，他说，“你爸妈肯定找你都疯了，放着那么好的日子不过，来当乞丐你真是没出息。”
　　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可我就是扭不过这个弯来，我就是要没出息怎么样。
　　日子过得也很快，我每天在街上，找个地方一蹲，有时候也学着老乞丐的样子把两只胳膊藏在胸前，垂着两只空荡荡的袖子，赚得钱虽然不多但也够吃饭的了。
　　好几次路过公用电话，我都忍不住想要给爸妈打个电话，我只想告诉他们，我在外边挺好，不要他们牵挂，可我又不敢，怕他们找我回家，怕他们恨我怪我，如果这样我宁愿不见他们。
　　这时天也凉了，老乞丐送了我一条裤子和一双破皮鞋，我脱下了短裤和凉鞋，换上了那一套，脏兮兮的往那儿一蹲，正式的象个乞丐了。
　　这时有人找我，想拉我入他们的帮伙，我知道这些乞丐帮都挺吓人的，所以，我就装傻，搞的他们也不清楚我的底细，打了我一顿便把我放过了。
　　有了这次经历我才真正的想回家了，这些乞丐无法无天，整天找事打架这让我很害怕，我是出来寻找自由的，而不是走向犯罪的，我想我如果进了公安局，这一辈子就完了，我虽然不想象父母想象的那样出入头地，可我也不想去做个坏人。
　　但是，在乞丐里边呆着，很容易人就变了，因为他们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老师以前总对我们说，做人不能没有是非感，我一直搞不明白什么是是非感，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做乞丐的人就是缺乏是非感，因为在正常人看来是对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错的。在他们看来是对的东西，在正常人看来肯定是错的，是不能接受的。
　　这一点我感受太深了，我跟那个老乞丐说这些，他一边嫌我烦，一边让我赶快给家里打电话，让家里接我回去，他说，你这样爱问问题，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危险的，要吃亏的。
　　结果，我正在犹豫着想给家里打电话时，天津市开始清理整顿市容，我被带到了收容所，然后，被遣送回济南，这次我在外面流浪了四个月，也算尝过了做乞丐的滋味，我知道了人要为自由付出代价，而且，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我现在觉得对不起爸妈，他们对我真是太好了，我原来不知道为什么总想伤害他们，一想到他们会为失去我而难过，我就忍不住要跑掉，是他们无条件的宠爱把我惯坏了，我总想恶作剧。捉弄他们，我是不是很坏的孩子？
　　我不敢保证我将来会不会再次离学出走，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对家对父母又感到烦了，忍受不了我就会跑，我想我已经很难管住自己，可是，我真的不想学坏，我想当个既不那累又不那么坏的好人，真的。
　　采访者思绪：
　　与姚成交谈的时候，他的妈妈一直在旁边擦眼泪，这个30岁才返城自谋生路，好歹创下份家业的女人，看来实在是为这个儿子操碎了心。
　　可无论他们夫妻怎么的无条件服从，小心翼翼的照料，儿子的脑后还是一片反骨，这个迷恋流浪的孩子终于过了一把当乞丐的瘾，带着满身的尘土和黑瘦的面孔又回到了家，可他的心灵是否也落满了灰尘，这只有他自己知道。
　　虽然他同我的谈话因为他母亲的在场显得吞吞吐吐，迟迟疑疑，可他流畅的叙事能力，清晰的思维定势却使我感受到他的聪明，做为一个16岁的少年，无疑他应该算是同龄人中比较成熟的一种。
　　显然，这种流浪的经历已使他更加早熟，社会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使他的本质显现出来，在许多选择中，他还是很明确的选择要做个“好人”，这对姚成父母来说该是多么欣慰的事情。
　　是啊，做好人又不累是许多人的愿望，问题是这种机会到底有没有。
　　姚成离家出走做了四个月的乞丐是回事儿，可他为什么要放弃那么舒适的环境和父母无微不至的爱一次次远去，这更是一回事儿，对于我来说，我更看重后一个问题，虽然这有，久老生常谈，可我们的孩子到底想要什么，这是个并非话外的问号。
　　姚成的父亲我没有见到，他妈妈告诉我，丈夫在家烧儿子爱吃的菜，他知道儿子在外边流浪了这么久，肯定没吃过什么象样的饭菜。看得出姚成的母亲对儿子的归来有些喜出望外。她甚至没有责备儿子一声，只是不停的替儿子拽拽衣角，擦擦脸上的污垢。
　　已经长得比母亲还高的姚成显然已不太习惯这种抚爱，他的尴尬他母亲浑然不觉，这让我突然明白了姚成为什么与父母总要背道而驰，他们缺乏最起码的相互了解和认识。
　　这无疑是现在许多家庭存在的痈疾，父母呕心沥血为了孩子，孩子却总要做出让他们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举动，譬如几次离家出走，甚至16岁便已经有了做过乞丐的经历的姚成，这已经并非是传奇。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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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11层的办公室里，老板台后面的他透过茶色玻璃的建筑幕墙，俯瞰下面街道上如蚁的人群，他笑着说10年前做乞丐时用的手推车他还留着，那皇他永远不会丢掉的东西。
　　　　　　　　　　　　　　　　——当过十年乞丐的今日企业家。

　　认识他是在一次企业家联谊会上，那一次到会的几十名大小企业家中，他50多岁，沉稳持重，一身乳白色的西装，浅灰的领带，得体的举止，惹得众记者频频与他接触，抢了不少风头。
　　我代表报社与他约好采访时间，但是，我非常幸运的知道，在我自己创作的书中，他是一个撞上来的目标，他的经历谈得上是真正的传奇，说得通俗一点，他是真正的从乞丐到富翁。
　　但是，由于事情已过去太久，加之他本人的身份与原先已经有天壤之别，他虽然不并算讳言过去的饥寒交迫，但在称呼上他说自己以前是拾荒者，也就是捡过破烂，而且，一捡就是10年，当然，一开始从四川来到北京时，他是一路乞讨而来，我想这两者本来就没有那么清晰的区分。
　　乞丐通常意义上以要两种生活为生，一种是乞讨，另一种便是拾荒了，另外还有一种是顺手牵羊，所以，它们之间是很难有概念的清晰，索性就不去管它。
　　因为他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只能赶快的让他口述，我来实录。
　　“我今年正好50岁，是49年生的，所以，不用告诉你，你都会猜到我的名字里肯定有个“国”字，我们那波儿人可能都会有这种名字。但是，我们这波人幸运的并不多，国家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因此，说吃苦我们最有资格了。
　　我老家是四川成都的附近，那是个盛产竹子的好地方，我们那里生产的竹器非常有名，但是，过去不准搞副业，所以渐渐的手艺人都远走他乡了，慢慢地没人会再用这种办法赚钱。所以，我们那里穷得远处有名。
　　我兄弟四个，我排行老大，理所当然的得挑起家里的大梁，所以，我一天书都没读。七、八岁便跟着乡亲出去做贩盐巴和大米的生意，一直到16岁，我才第一次穿上了布鞋。
　　18岁我同几个兄弟砍来了竹子，回家盖了新的竹楼，砌了新的火灶，可是19岁我便被公安抓了起来，说我私贩盐巴，投机倒把，判了我七年徒刑，等走出监狱我已经是26岁的人了，家里的兄弟都用我当时留下的钱娶了亲，而我这坐过大牢的人没人敢嫁，我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家乡，到现在再也没回去过。
　　我到了成都，可当时的人都保守的很．一听我坐过牢也不分青红皂白什么地方也不留我做工，我在街上奔波了几天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拾垃圾箱里的烂菜叶吃。我那时还年轻，血气也旺，一心想找个地方做工挣钱发家，可是，那会儿是1975年，到处都是搞运动的人，经济也不发达，尤其是成都根本没有什么机会，为了填饱肚子，我开始捡破烂，收废纸，慢慢地赚了点钱，三年以后我回老家盖了竹楼，也娶上了媳妇，准备过安生日子。
　　可是1979年，一场大水使大半个四川省都受灾，我们那里成了重灾区，我新盖的竹楼在山脚下被冲得七令八落，媳妇在竹林里生下了我儿子，我们一家三口上无片瓦，下无寸地，31岁才得子的我内疚得几乎要去死，我想我这个人真是没用。连老婆孩子都安顿不好，我还算是什么男人。
　　当时，媳妇和没满月的儿子，还住在部队的帐篷里，我便拿着一根肩担，两条麻绳走了，我要出去闯世界，直到我能给她们一个象样的家。
　　那一年四川到处发大水，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处是灾民，根本没有人做生意，我又找不到事情做，连破烂也没得捡，我就是要饭也吃不饱，这时我听许多人讲，北京那地方有好大，在那里有的是活儿可以干，我把扁担、麻绳扔了，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火车票，从成都来到了北京，那是1980年。
　　在火车上颠簸了两天，我水米未进，到了北京下了火车便头晕脑涨，不知往哪里走好，我突然害怕起来，我一个外乡人，身上分文没有跑到北京来了，那时北京在我心里是最神圣最伟大的地方。
　　在火车站的角落里呆了两天我才敢试着往城里走，因为我已经四、五天只喝凉水没吃东西，我想就是要饭我也要到天安门去看看再回成都。
　　我那时头发、胡子老长，衣衫褴楼的不象个人样子，人人见了我都绕着走，我始终没有勇气走到天安门广场去，我怕警察怀疑我不是好人，把我抓起来送我回四川。
　　那时候北京管的也特别严，外地人很少有在这儿打工的，我问了几家建筑工地，人家都怀疑我的来历不明，不肯让我留下做工，我东游西逛的没办法蹲在墙角讨开了钱。
　　那会儿老百姓手里都没什么钱，每天讨个毛儿八分的刚刚够吃饱肚子，我想这下没指望了，如果这样讨下去，我讨到死也无法给老婆儿子一个交待，在北京讨钱我觉得自己是活得一点脸面也没有了，想想真是不甘心。
　　正在我绝望的时候，有一天我无意间拣到了一辆几乎无法再推着走的小孩推车，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那只不过是因为长期不用，小推车的轮子全部生锈了的缘故，我高兴极了，三弄两弄便把小推车修好了，我想我要用这个推车来做点事，哪怕是捡破烂。
　　北京那时的治安很严，大街小巷白天根本看不到捡破烂的，我也不敢轻易上街。一般都是晚上12点以后，我才推着小推车溜进居民区去掏那些垃圾，因为天黑我什么也看不清，只得摸索着装一车回到我住的地方，然后才去装一车，一晚上推个三四车，然后，白天我就仔细的翻拣，能够卖钱的纸和玻璃瓶都拣出来，真正的脏东西全部扔掉。
　　好在我那时住在农民房里，出了门就是沟，剩下的垃圾我都扔在那个沟里，几年下来我都把那个沟填平了，你说我得掏了多少垃圾。
　　开始这事就我一个人干，可慢慢地见我赚钱了，有些乞丐便也开始掏垃圾，居民楼里的老太太发现了我们这些夜里的拾荒者，报告了派出所，我们便被警告不准再进去掏垃圾，反正，北京大得很，这里不让进了，我们再换个别的地点儿，这样我一干就是三、四年，钱是赚到了一点，可要是想回趟老家还是不行，我舍不得把钱交给铁道部。
　　这时北京已经改革开放了很长时间，经济也搞活了，市场也繁荣了，外地人也多了，什么打工仔、打工妹到处都是。我本想把这捡破烂的行当扔了，也找个地方打打工，可是已经几十岁的我这些年来受了太多的罪，身体也不行了，瞅着什么活儿都犯愁，而且，这时捡破烂的收入也很可观，我想想还是继续干下去。
　　但这时我已经不再到居民楼去掏垃圾，因为到北京旅游的人多了，各种各样的汽水瓶，易拉罐扔的到处都是，我放下了手推车，拎上了蛇皮袋，专门到公园，酒店门口去捡这些东西，一个值好几分钱呢。
　　那时候，我一天光捡这些东西卖卖就能卖几十块，所以，我再也不掏垃圾箱了，也觉得总算熬过了最苦的日子。
　　可是，我有今天全是因为一件事给我的刺激。
　　那夭我照例在街上捡啤酒瓶和易拉罐，转悠到一个大酒店门口，正好出来一帮旅游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有，我远远地看着等着，想等他们走了以后，过去看看有没有扔掉的东西。
　　果然，他们走了以后，一个压扁了的易拉罐扔在地下，我连忙跑过去刚伸手去拿，手却被一只穿着皮鞋的脚踩住了，我抬头一看，一个穿着制服的小伙子正冲着我发脾气，他说：
　　“要饭的，这是三星级大酒店知不知道。你胆子到挺大，敢到这儿捡便宜来了，告诉你，今天给你个警告，再让我看见你送你进派出所”。
　　说完，他狠狠踩了我一脚便走进酒店大堂跟一个保安嘀咕什么，我当时只害怕他让保安送我进派出所，没命的就跑了。
　　可回到我住的地方，发现我的手已红肿了，这个酒店门前的一脚彻底踩痛了我，我想我只要活着就要拼命赚钱，直到把那个酒店买下来为止，我要让那个踩我的人付出代价，尽管，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该让他付出什么代价。
　　也是因为我碰上了好机会，虽说是改革开放，可北京的各行各业都还比较保守，我这什么路都没得走的外地人反而有了只要吃苦便能成功的机遇。
　　因为常去废品收购站，我和那里的人成了老关系，而且，捡了快10年的破烂，我在这个圈里也有了些名气，他们叫我“四川破烂王”，我虽说不是怎么很愿意，但名声就这么叫出去了。
　　其实，我与垃圾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发现了很多可以赚钱的门路，只要肯在这上面动动脑筋，我相信旨定会赚大钱的。
　　我开始不光自己捡破烂，还租了一个挺大的院子收购破烂，然后，攒多了一下子卖给废品收购站、这样我虽然从中只赚几分钱，但多了收入自然也就很可观，我这样一做，有不少捡了多年破烂的人也做开了中转的生意，1995年，我承包了两个废品收购站，赢利不错。
　　这时我想一个人做事力量太薄，凭我的积累要想赚到买下那座酒店的钱，恐怕一辈子都不可能。我萌发了集资分股做投资的想法。
　　这么多年在北京我的朋友几乎都是捡破烂的，什么河南破烂王，山西破烂王还有我这个四川破烂王，我们这些人混了这么多年，手里都有了一定的资金，我一说合伙做件大事，他们全部双手赞成。
　　于是我们三家投资成立了股份公司，这个全部由破烂王组成的公司做的第一件生意便是把那家不景气，濒临倒闭的三星级大酒店买了下来，那是1997年的春天。
　　由于在公司里我年龄最大，投资最多，是最大的股东，我担任了公司的董事长又兼任了那个酒店的总经理。
　　我承认我买下这家酒店完全是出于当年的那个侮辱，有些冲动，可我想在我经历过最惨的地方开始我新的创业，我会时常记起那件事，拼命的去努力做，我一定会成功。
　　我上任酒店总经理干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那个当年踩我一脚的大堂副理叫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在老板台后面坐着，看着他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讲话，他有点不知所措，总问我：“总经理您有什么吩咐吗”？
　　我实在忍不住了便问他，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总经理，我知道”。
　　这个大堂副理挺机灵，可我还是提示他，
　　“那一年你在酒店门口踩住了一个捡易拉罐的人的手还记得吗”？
　　他想了想说，“我似乎有印象，那好象是个要饭的老头儿”。
　　我说：“我就是那个要饭的老头儿”。
　　听我这样一说，这个大堂副理马上脸红红得象个煮熟了的大虾，很尴尬的忙连声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我说：“这跟对不起没关系，这只是个道德品质的问题”。
　　那个大堂副理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当场就提出辞职，可是，我没答应。
　　我问他升任大堂副理之前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先是在酒店门口子礼宾，又到前台做领班，后来才升了大堂副理。
　　我说：“好吧，小伙子，你在酒店这么多年，要走也不那么简单，我希望你再到酒店门口去干礼宾，但是是专门接待总经理的，见了我你要敬礼，然后让我看看你的能力，如果你真的有本事，你可以再做到大堂副理。
　　就这样第二天那个小伙子便脱下了深蓝色的西装，穿上了红黄相间的礼宾服站到了酒店门口，开门、敬礼，他果然干的挺专业，我想让他懂得怎么做人就只有这样了。
　　我这么做也许有点小人得志的嫌疑，但是，即便是有人说我小人得志，我想我也认了，毕竟我吃过的苦我自己知道，受过的欺侮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正因为这样我才会更努力的去干，我想都是人，为什么我就要比别人差，为什么别人有楼房住，有汽车坐，我就得乞讨，捡破烂为生。
　　整整10年，我在北京流浪了整整10年，才有了今天这个位置，所以说我觉得自己真是受够了苦才有今天的甜。
　　现在我的企业已经有了好儿家，当然都是和物资回收有关，我成立了专门回收旧家电和旧家具的公司，并且，投资了一家炼油厂专门回收旧塑料袋和废塑料制品。
　　这家酒店的四层以下全是客户、餐饮、娱乐，四层以上是写字楼，包括我自己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这里，去年我用了200万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看上去好多了。
　　不过，说起来我以前的历史除了我们几个股东清楚，其它人很少摸底，大家都知道我是靠回收废旧物资发家的，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我以前一直靠乞讨和拾荒为生。
　　一方面我不想让别人小看我，一方面我觉得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我无法忍受别人对我的轻视，更不需要任别人的同情，我就是我，可以做乞丐也可以做富翁。
　　为了弥补我从来没有读过书的缺憾，现在我已经请了几位老师在帮我学点东西，尽管真正的学问我是钻不进去了，可是学一点是一点，至少我在跟别人谈话时能够说出什么来。
　　实际上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在社会上漂荡了这么多年，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没经历过，我是真正的从最低层挣扎着上来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即使你今天把我搞破产了，我也不会害怕，我会再次从最低层做起，只要我活着，我还会做到今天的位置，这，我是最有信心的。
　　不过过去的毕竟是过去的，我现在最看重的是将来。
　　过去一无所有我倒并没有什么压力或者说是危机感，可现在有了这么个大摊子，又有四五百人在我身后等着吃饭，我真觉得有些责任，所以，我忙到现在家还没安顿下。
　　我老婆跟儿子还在四川的乡下，我虽说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样子，可是，我有了钱却没有了时间，我想把她们接到北京来并不难，但是我整天疲于奔命，照样无法给她们照顾，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她们呆在乡下好一点。
　　但是，对我儿子我早想好了，我要让他来北京读最好的中学，然后，考大学，出国，我相信他的遭遇会跟我完全不同。不过我现在经常想，要是当年我不打着一双赤脚从四川乡下跑到北京来，可能我一辈子都会一无所有，所以，为此，我感谢北京，虽然我在这里过了这么多年几乎不象人的生活。
　　采访者思绪：
　　过去听说过不少从乞丐到富翁的故事，可接触到这个一口四川京腔的酒店老总，我还是相信生活会使人百炼成钢的这句话。
　　就它的意义而言，它已不仅仅是一段传奇，虽然它充满了个人奋斗与挣扎的色彩，可我还是对这位有着十年辛酸史的老总产生了敬仰，从乞丐到富翁是文人笔下的传奇，却是他脚下一步一步丈量的历史，这是用汗水与泪水传递的经历卜是人生的财富。
　　我总是在想他们还能够经历什么？
　　在经历了颠沛流离，经历了痛苦与分离，经历了屈辱与不公，经历了歧视与白眼，甚至是叫骂以后，这世界上我想已经不可能再有他们不能承受的打击。
　　这就是曾经做过乞丐的人的优势。
　　因为曾经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对所得倍加珍惜，因为曾经是人下人，所以，他们在有机会做人上人的时候会特别的勤奋。
　　现代的社会光怪陆离，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并不是你所看到的都是真的，也并不是你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就不存在。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传奇天天在发生，在成长，在变成你能够看得见的事实，所以，如果你现在很穷很落魄，听我的别气馁，也别自暴自弃，泥土中也会有黄金，只要你别放弃。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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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亲眼看见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慢慢地蒙上了灰尘、污垢，和晒伤的斑点。躺在天桥上的他裸露着那条已经失去了脚的肿胀得奇形怪状的腿，他说自己13岁，是河北人，因患骨癌在积水潭医院切除了小腿以下，不久癌症扩散了，可家里已为他花光了最后一分钱。
　　　　　　　　　　　　　　　　——患骨癌的乞讨少年要自己救自己。

　　我每天路过那座天桥，他每天躺在那里，一双纯净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匆匆忙忙的行人，显得安祥无比。
　　我是亲眼看见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上，慢慢地蒙上了灰尘，污垢和晒伤的黑色斑点。有一天我把10块钱放进他脚下的碗里，他轻轻的对我说“谢谢”。
　　因为害怕他那条已经失去了脚的奇形怪状的肿胀的腿，我匆匆走了。可是，我下班时，他躺在那儿对我说：“小姐，你下班了”。
　　我第一次正视他的眼睛，就被那纯净给的伤了，我知道他有话想说，也知道那种深深的哀伤，我实在忍不住想要与他交流，尽管，我真的怕极了他那条被癌症吞噬的腿。
　　他的经历我已经不必再问。
　　一张巨大的几乎可以把他小小的身躯包裹起来的白纸上面写满了墨色的字迹。
　　“我叫东东，是河北人，今年十三岁，由于患骨癌在积水潭医院动了手术，可截肢以后癌症扩散了，我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一分钱可以救我，我只有自己救自己，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献出我们的爱心，救救我好吗？谢谢”！
　　这段话尽管与我从无数个乞丐那里看到的相似，可面对那条伤痕累累的残缺的腿，我宁愿去相信它的可靠程度。
　　“那么，东东，和我说说话好吗”？
　　我知道过往的行人都在象看疯子一样看我，可我还是在这个想自己救自己的乞讨的少年面前蹲了下来，我太想同他聊聊了，我无法克制自己，尽管我不知这样做合不合适。但我想有许多事情当你左思右想设计好了，想要去付诸实践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我不想有这样的遗憾，所以一切都没想好我就开始行动了。
　　东东开始有些怕，可说起自己的事很快他就进入了角色。
　　“阿姨，东东已在我的提示下把小姐换成了阿姨，你早上从这儿走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你与别的人不同，你老是看我，回过头来看我，走远了还看我，我想你是有话想跟我说，可是我这个样子大吓人了是吧。
　　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这么丑躺在天桥上，指望人家来可怜我，给我扔下点钱，我好再回医院做手术，可是，现在的人真的是很吝啬，我在这里一天也只能有个十多元钱的数儿。除了我跟我爹和姐姐吃饭，也剩不下多少，所以，我可能只有等死了。
　　可是，我只有十三岁呵，连中学还没有上，我们那里孩子上学晚，我9岁才上的小学，俺娘生了三个女孩，最后有了我，她特别宝贝我，老说早上学堂大吃苦，所以，一直把我拴在家里，9岁才出来读一年级。
　　也许是因为年龄大，我上学以后成绩特别好。从一年级一下子跳到三年级，还当了班长，我还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宣传委员，组织活动什么的老师都让我带队。
　　我们那里是省里有名的乒乓球之乡，出了很多乒乓球运动员，有在省里打的，有到国家队打的，我们那里打乒乓球是风气，我也很喜欢打乒乓球，我还是学校里小学组的冠军。
　　我十岁的时候还代表乡里的学校到县里比赛，得了个第一名，奖品是一副羽毛球拍，我送给了我大姐，因为，她出嫁我没有啥送的，她高兴的眼泪都出来了，说她从小就喜欢，可家里没钱没法给她买。
　　然后，我十一岁的时候又代表县里到市里打，得了个少年组第二名，这次我们县里特别重视，甩小车把我送回了家，还奖给我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我爹娘高兴极了，说我以后不用再读书了，光学着打乒乓球就不愁吃喝了
　　我那时也特别羡慕电视上那些国家运动员，看到他们拿了冠军的自豪样子，我心里想总有一天我也要象他们那样光荣。骄做。
　　这时我们县里的体校少年班破格收下了我，他们说我很灵活，爆发力又强，又很能吃苦，是个有前途的乒乓球运动员。
　　上了吃住不用花钱的体校，这在我们村里都轰动了，我走的那天，我们村里几十口子人都挤在俺家那个破院子里送我，我们一起上学的伙伴们也几乎都来了，他们送我一直到了汽车站，叮嘱我以后成了大人物别忘了他们。
　　刚开始我还没觉出怎样来，可他们老是说这话我就忍不住流泪了，我想他们怎么会以为我会忘了他们，我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在体校里我们是半天训练，半天上文化课，老师和教练对我们都很好，体校里的食堂也不错，每天都有肉吃，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这么好的条件，我再训练不出成绩来，我谁也对不起。
　　我疯了似的苦练，常常是晚上同学们都睡了，我还在训练教室里练发球，几次被教练发现，没收了我的球拍。
　　我们的教练曾经是省队的主力队员，他对我特别好，经常给我吃小灶，单独上训练课，因为他觉得我希望挺大的，但他不允许我没命的练，他说，我身子骨还嫩，练狠了容易出毛病。
　　在体校读了一年书，我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再参加市里的比赛，经常是拿第一名，而且，我的文化课也不错，写的作文还被老师拿在课堂上读过，一年多我都没有回过家一次，我爹实在想我了，偷偷地跑来看了我一次，可正在训练准备参加省里比赛的我，从食堂里打了一饭盒好菜让他拎着回家了。
　　为了参加省里的比赛，我们几个有夺名次希望的队员都停了文化课，每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直累得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就爬不起来。
　　可是我心里高兴极了，我想我终于有机会参加省级比赛了，那可是一些大场面，有那么多的观众，我不知道省里的比赛电视台会不会转播，我很希望他们会转播，哪怕几分钟也好，我希望我爹娘能看到他们的宝贝儿子在电视里打球的模样。那时，他们该会多高兴。
　　这样想着我练得更刻苦了，我想我得对得起教练，对得起学校。
　　那一段时间我可能因为练得太苦，所以，整天感到浑身无力，右腿的膝盖以下经常痛的钻心，每次训练完了，我都是一瘸一拐的回到宿舍，同学们见了，也都劝我别太拼命了。
　　我为了能参加省里的比赛，一直把腿痛的事儿瞒着教练，每天在他面前装着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可回到宿舍里我就疼得抱着右腿哭，有时候我腿疼得床都爬不上去，同学们都还没回来，我就一个人趴在地上哭，经常是这样趴在地上哭睡了，又疼醒了，我不知道我的右腿怎么了，怎么会疼成这样，我总以为是我训练的太狠的缘故。
　　终于，离比赛还有一个星期了，我们几个参赛队员开始封闭式训练，每天要在训练场上呆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连校园里也不能去。
　　那时距我开始腿痛已经过了二个多月，我想我再咬咬牙坚持一段时间，比赛完了，我一定到校医那儿去要几贴止痛膏贴贴，因为怕教练发现我腿痛，我一直没敢到校医那儿去看。
　　可是，我终于坚持不到参加比赛了。
　　有一天，教练正在给我发球，我却腿疼的再也坚持不住摔到在地上，并且昏了过去，教练开始以为我累坏了，把我背到校医那儿，可是校医对他说，摸着我腿疼的地方不太对头，他让教练马上送我到县医院检察。
　　县医院检查完了以后，也说不能确诊，我又被送到了市里的医院，结果诊断结果一出来，教练这个40多岁的大男人都哭了起来，他说：“东东呵东东呵，你这个孩子腿疼成这样你为啥不早说，你为啥还要坚持训练，要知道再往下拖，你把小命儿都搭上了呵”。
　　这时我爹娘也来到市里的医院，一听是骨癌，我娘晕了过去，我爹也是抱着我哇哇的哭，我两个姐姐守着我不知该怎么办好，我们一家人没了主意。
　　还是教练帮我们一家拿了个主意，他说，要是动手术一定要到北京去，那里的医术高也许会救我一命。
　　可是，我们一打听光手术费就要几万元，我们一家人都种地哪来的这笔钱，我当时就哭着对我爹说，“爹，这都是命，我不治了，我不想要死了还给家里拉下饥荒，咱们回家吧”。
　　可我爹疯了似的对我吼，他说，“我就是豁出老命，也要救你这条小命”。
　　就这样我带着我爹卖血赚来的2000元钱住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可是要动手术这钱还差老远。
　　我们学校也为我治病捐了款，教练自己拿出了1000元钱和学校里给我捐的1000多元钱一起给我送到了医院。
　　我的病发展的很快，经切片化验已经属于癌症晚期，想要活下来就只有截肢，可是，我哭得死去活来，我不想截肢，我只有十三岁，我还想打乒乓球，还想做个有出息的运动员，可剩下一条腿我还怎么活。
　　可哭归哭，医院通知我们，再不截肢扩散的可能性非常大，到那时再治就可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这时，我二姐匆匆忙忙嫁人了。
　　她嫁给了我们村支书的儿子，他是全村出了名的憨傻男人，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被人扒光了裤子在街上跑来跑去。
　　我知道刚刚满19岁的二姐是为了我，才这样匆匆的嫁掉，因为支书给二姐的一万元钱的彩礼和一个金戒指马上就被二姐送到了医院我的病床前。
　　就这样我的截肢手术马上进行了，我的小腿以下都被截掉，我一下子从能跑能颠的乒乓球运动员成了残疾人，只是，我的命被暂时被保住了。
　　动了手术后，由于住院费大贵，而我们的钱早已经花光，我们出院回了家，我在家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病情好象稳定了下来。
　　医院要我一个月回去复查一次，因为怕癌细胞扩散到别的地方，可是，我只回去复查了一次，便再也没有去，因为没法走。我到车站去，上下火车都要我爹背着我，我实在不愿意让他累得直不起腰来。再者说来回一次的路费也太贵了，我们家里真的已经一分钱都没有。生活上也多亏了嫁在本村的二姐支援，否则，我们连饭也有可能吃不上，为了给我凑动手术的钱，家里的粮食都卖光了。
　　回到老家以后，教练来看了我一次，送了点钱来，看着我，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的长嘘短叹。比赛的情况他也没提，我知道他怕我伤心，可我缠着他问：“他们打的怎么样，怎么样”？
　　教练一边摇头一边说：“他们打的挺好，东东，你安心养病，就别老问这些事儿了”。
　　教练走了，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我不知道是我干了什么，老天要这样惩罚我，我还这么小，这往后的日子该咋过，我一点也不知道。
　　看着我老哭，我三姐也搂着我哭，她说：
　　“东东，你别发愁，以后三姐不嫁人，专门跟你做伴，你想于什么三姐帮你干什么，三姐的这条腿就是你的，你啥时想使你就使”。
　　听三姐这样说，我也不再哭了，我说：“三姐，你真的跟我做伴不嫁人了”？
　　好歹过了年，我这腿又不成了，先是刀口长不好，老流脓血，后来整条腿便肿了，而且，上面长了很多黑斑，我也发起了高烧，天天吃退烧药都不退。
　　没办法我又来到了北京，可是医院说癌症已经开始扩散，他们也无能为力，除非我进行化疗，否则，很快将性命难保。
　　可是化疗一次几百块钱，我们家里已拿不出一分钱，我三姐才17岁，而且，她已经答应我不再嫁人，我不可能再用嫁掉三姐的办法来救自己的命。
　　我爹已经献过很多次血了，最后几次血站都已经拒绝再收他的血，因为他间隔的时间太短。
　　没办法我娘也想去卖血，可一查血她还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人家不要她的血，我娘急的每天除了哭便是哭，直惹得我心烦。
　　这时我们村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老乡到医院去看我，见我根本就没有钱住院，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爹和三姐把我背到人多的地方讨钱治病。
　　开始我吓坏了，我想那不等于出去要饭吗，那要让警察抓住了怎么办，再说北京人不见得就那么有同情心，我要是躺在那儿，一天讨不了几个钱，那不太丢人了吗？
　　可是，我们那个老乡说，北京这地方大着呢，街上讨钱的乞丐什么样的都有，警察怎么抓得过来，更何况有好多人是假装残疾骗人的，象我这样情况实在可怜，不走这条路便没什么法子可以想。
　　我爹想了想，也说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去试试看，万一遇上了好心人，能帮咱一把呢，再说，你二姐正在家给你筹钱，说什么咱也在北京呆一段时间，如果真的能讨几个钱，咱们吃喝不就不用愁了吗”？
　　我爹的话终于说动了我，人到了我这样还要什么面子，我劝自己全当是在街上晒太阳玩儿，不去看那些过路人的脸就是了。
　　就这样第一天上街，我还把脸洗得特别干净，穿上我娘给我缝的白布小褂，我怕人家嫌我脏讨厌我。
　　我身下的这张白纸是我自己写的，上学的时候我的大字得过老师的表扬，可我没想到才几年的事儿我要给自己写这样的东西。
　　我爹和我三姐扶我上了这座天桥，这是我那个老乡替我选的点儿，他说这儿人特别多，而且，有很多有钱人。
　　他说的挺对的，第一天出来，我就挣到了二十多元钱，而且，还有一张是五元的，我高兴的不得了，我觉得北京人真好，特别是有些女孩子，虽然就几毛钱，可是，她们对我特别同情的眼神让我不敢看她们。
　　不过那天我那个老乡来找我们，拿走了十元钱，他说他已经给那个地段的大哥打了招呼，要交给他保护费，还说以后每天要交十元钱，要不这样就会有人出来赶我走。
　　我们虽然对老乡的这种做法挺生气的，可又没有办法，我们惹不起他也躲不起他，只好听他的话，把钱交给他。
　　就这样，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快两个星期了，每天我爹和三姐把我送到这儿，他们就走远一点，看着我，他们也是怕别人欺负我。
　　可是，我还是得谢谢那个老乡，他虽然经常来拿走一些钱，但是，真的没人过来欺负我，好多人见了我都绕着走，可能，他们也觉得我肿得越来越厉害的腿太吓人了吧。
　　现在我也已经习惯了每天躺在这儿，有时候我一天能赚五十多元钱，甚至还有一次一个外国人给我了一张100元的，我爹马上过来把它收好，嘴里还直说：“我儿有救了，我儿有救了”。
　　要说现在的人真有心好的，那天一个大妈送给我一个盒饭，并给我留下二元钱，她还对我说：“孩子，要不是大妈的退休工资没几个，大妈真想多给你点，让你快去医院治去，你再这样呆下去，能行吗”？
　　我不知道该跟大妈说什么，只好对她笑笑，我这一笑，大妈的泪出来了，我看她一抹眼赶紧下了天桥。
　　其实，我现在也是硬撑着跟阿姨你说这么多话，因为，我想也许你会帮我在报纸上写写，我真的可能等不到有足够的钱来做化疗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些撑不住了。
　　白天躺在这儿风吹日晒的，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老乡租的那个小棚屋里气都喘不过来，我身上疼得针扎似的也不敢哼哼，就怕老乡嫌烦，赶我们走，可走了我们上哪儿去住？
　　我现在盼着我二姐快点给我借到钱，无论怎么难受我也想做化疗，因为我太想活下去了，我死了我爹娘我三姐他们怎么办，我不能让他们为我哭。
　　我今年刚过了十三岁的生日，我现在最怕看到的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我真的很害怕他们瞧不起我，我怕他们以为我是骗子，可是，我真的不是骗子，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前两天我娘捎信来，说教练要来北京看我，我忙求娘跟他说，让他不要来，我不能让教练看到我现在变成了乞丐，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以前，他总夸我干净，利索，虎头虎脑的象个运动员的样子，可是现在，我脏得都看不出模样来了，我没脸见他。
　　阿姨，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可怜？一年前我还是活蹦乱跳的体校学生，可是我真不知道我会得这种怪病，我想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我现在肯定会拿到省乒乓球赛的第一名。如果是那时，你来采访我，那多带劲儿，我还会让你为我拍张照片，彩色的那种，我想那会儿我一定特好看特干净，要是那样该有多好。可是，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
　　采访者思绪：
　　看得出东东与我讲话的时候是极度的不舒服，因为他不停地扭动着身体，想找一个最佳的姿式，可是截肢的那条腿造成的不平衡，使他始终是一种别扭的样子、他满头冒汗也无可奈何、就只好这样说下去。
　　远处我看见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遛遛跶跶不停地往这边看。我知道那是东东的爹，他在时刻注意着儿子的动向，想到这家人的这些举动，我就由衷地感到难过，一个体校的好学生，县里的乒乓球苗子，农家的宝贝儿子，就这样被癌症毁了，真是天灾不可预料的悲剧。
　　在我看多了形形色色的乞丐和他们怪招百出的“可怜”后，我对东东产生了真实的同情，我希望自己能为他做点什么，而不是一支秃笔总在那里写呵写，写些富人们不看，穷人们不关心的文章。
　　可是，就东东的病情而言，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等到大家都来献一份爱心的时刻，因为，我听说，骨癌一旦扩散便是最为凶险的结局。
　　应该说这个眉清目秀的少年已经与绝症斗争了很久，可是他还在等待，那笔巨款也许并非遥遥无期，但他总要给家人也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因为现在人们手中能够拿来无偿帮助别人的钱实在越来越少了。
　　我突然突发奇想，也许应该有贷款给病人救急的机会，可是又一想如果钱花光了，人却没有救治过来，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如何还上这笔钱会象刚刚逝去的生命一样给他们的痛苦之上再压重负，所以，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这个乞讨的孩子实在可怜，正如他所说的，我走过去总要再回头看，下了天桥总要再往上看，在这种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同情心的人也许并帮不了什么忙，而能出力的人也许并不具备同情心。
　　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每个人都有选择与被选择的权利。
　　只有十三岁的少年东东别无选择。
　　为了不再使自己的同情心倍受煎熬，我下班的时候更改了路线，我宁愿多绕一个弯也不想再从天桥上路过，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东东见到我那有所期待的微笑。
　　过了很久，大概秋天了吧，感觉到天冷的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天桥上的少年，我决定再从天桥上走，可天桥上的那个位置早已被一个老太太占领，我走过去，她把手上茶缸里的硬币摇得叮噹响，向我露出乞求的神色。
　　我拿出五角钱放在茶缸里，然后在她一连串的“谢谢”声中怅惆的走下了天桥。
　　生活还在继续，乞丐们在同一地盘上以不同的面孔和年龄出现。
　　可是，我不知道那患骨癌的十三岁少年哪里去了，也许，这时他已经脱离了尘世的苦海，如果是这样，我会为他燃上一柱香，为他祈祷，为他引路。
　　我希望这次采访不曾存在过，可我拍下的照片提醒我，一切都曾真实的存在。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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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长的漂泊路，从广西到深圳。一心想要寻找不同凡响的人生路的大学生误入了丐帮，在一群乞丐当中成了领袖，时隔两年，他重返“人间”曾百感交集。
　　　　　　　　　　　——漂泊了两年的大学生却坐上了深圳某一丐帮的头把交椅。

　　第一次听说王祥昆的事儿是在一次媒体圈内的朋友聚会上，他是《法制文摘报》的一位朋友的大学同学，因而，关于他的传闻似乎来源比较可靠。
　　俗话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直在搜集关于丐帮材料的我得到这信息便穷迫不舍，朋友无奈只得到同意瞅机会让我同他那位在深圳流浪了两年，最后竟成了某一丐帮领袖的同学联络。
　　对于他能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朋友不敢保证，我也心中没底，可干新闻的除了嘴皮子便剩下一张厚厚的脸皮，我想只要让我接触到他，我便有办法会让他不吐不快，在新闻圈里混里十多年，对这点基本功我还是挺自信的。
　　可是，朋友对我说他这位刚刚“重返人间”的同学正在到处奔波找工作，常常是夜不归宿，因此什么时候能找到他是很难说的事情，我对朋友说对有价值的事情我是从不吝啬时间的。
　　果然，在我知道这件事的线索三个月以后，有一天晚上朋友兴奋的打来电话，他要我立即同他联系，他那位有过在丐帮里死里逃生的传奇的同学情绪低落，正想找人聊聊，而且，最好还是女的。我拨通了那个长长的电话号码，后来，我才知道广西北海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旅游城市。
　　听口气这位传奇人物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自信，他声音缓慢而低沉，像受了什么惊下似的不安，我想这也许便是那段生活留给他的痕迹吧。
　　谈话便从他的声音开始了。
　　“你问我说话为什么声音这么低，不瞒你说这是我两年来养成的习惯，你不知道那些在阴黑的角落里才能指手划脚的乞丐们，在人前个个都是哑巴，只有与自己的同行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悄悄的说几句话。
　　而且，同他们呆得时间长了，我都怀疑他们的声带功能是否已经退化，因为白天在许多场合他们都不是用声音代替交流，他们最擅长的是手势、眼神和动作。
　　可惜我们只能在电话里谈，要是你就坐在我对面，我会表演给你看，这是一个成为乞丐必须的本领，更是你能够统领他们的最起码的东西，因为，要想参与他们的事情必须规矩先行，这一点也是我吃了很多亏，差点被打死才弄明白的。
　　你问我当时为什么要到深圳去，这个说起来话可就长了，你要是不嫌电话费贵。我就从头说起，不过就是听下去也得有耐心。
　　我是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当时我毕业分配的时候特别希望自己到外资企业去，虽说给外国人打工很辛苦，可想到那丰厚的薪水和高级白领的称呼，我就对苦和累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是学英语的，平时又自学了法语和日语，成绩应该算比较优秀，在学校里还是系里的文艺部部长，我觉得自己的条件怎么说去个外资企业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毕业分配方案一下来，我却傻了眼，我被分配到了广西一个非常偏远的双峰县中学任外语教师，而且，没等我有所准备，档案和关系早已被对方取走了。
　　我百思不得起解，校方为什么会这样做，后来系主任找我谈话，他说这次都是因为我在学校毕业分配前夕签的愿意支援边远地区教育事业的志愿书打动了他们，而当双峰县的中学来学校调选人才的时候，校方很自豪的推荐了我——这位品学兼优的双语学位毕业生。
　　就这样我一时冲动酿制的苦酒只有自己喝下去，见事情已成定局，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我只得打起笑脸，在校方隆重送我进山区的仪式上，代表所有的援边毕业生表示了决心。
　　很快我就到双峰县中学上任了。
　　这里地处偏僻的山拗，自然环境比较好，可人为环境却很落后，这里是少数民族比较多，而且集中的地方，撒尼族，傈傈族，白族许多少数民族群居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也十分落后，让他们的孩子学英文和法文有点天方夜谭。
　　可是双峰县中学是县里唯一的一座有高中部的学校，这里的学生也大多数来自少数民族，因此，学校领导特别的关照我，要注意教学方式，不要引起民族矛盾，教学上要因材施教。
　　刚刚走上课堂，初为人师的我还有点新鲜感，可是时间一长我对这种教育是否对这些孩子有用产生了怀疑。因为，有许多孩子根本就不可能考上大学，他们的父母拼命的让他们到县上读高中，可是有些孩子实在天资太差，或者有的根本就不适合在学校读书，他们骨子里那种天生浪漫、随意，自由自在的个性，使整个学校的风气呈现基本失控状态，对此老师无能为力，校长也只有叹息。
　　我在双峰县中学呆了一年，就目睹了几起高中生为了女孩子动手打架的事件，有两个男生还为此送去了劳教，我对这些孩子感到深深的力不从心。
　　我开始不安心，想调离这个学校，可当时有个规定，凡是教育行业的大学毕业生必须工作满二年以后才可以谈及调动工作的事情，可我工作刚刚一年。
　　春节的时候，大学里的同学在北海聚会，看到许多在学校时都比我差的同学，因为到了外资或合资企业都混的不错对我来说是个刺激，那天我喝醉了，我的一个同学见我郁郁寡欢，就观我离开那鬼地方得了，他说象我这样的双语人才到了深圳、广州这样的开放城市，要多吃香有多吃香，月薪都是五位数以上，而且，还有汽车、洋房。
　　我醉意朦胧的问他分到了什么地方，他很自豪的对我说，当年学校分的单位他根本就没去，他现在在深圳一家外资公司做人事主管，月薪16000元，还有一辆桑塔那轿车。
　　这个同学在学校考试的时候总要抄我的卷子，可仅仅一年我们的待遇就有天上地下之分，我的心态彻底的不平衡起来，什么荣誉感、责任感现在对我都不重要了，我特别渴望能有一个真正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
　　借着酒劲儿，我冲动的对那个劝我的同学，说：“老兄，你先走了一步，我特别佩服，过了春节，我马上去深圳找你，我就不信自己闯不出一条路子来。”
　　记得当时同学留给我的名片上呼机。手机全都清楚，我也就没再特别的向他要确切的地址，总想到了那儿一找就能够找到他。
　　寒假过后我没有再到学校去，整理了一下行装，也没跟家里打招呼我就匆匆南下深圳，我想我一定要创出一番事业来让家人惊喜。
　　一路上颠波了几天，我在一个晚上踏上了深圳的土地。
　　乍离开平静、原始的广西小镇，我对深圳的热闹繁华，灯红酒绿有点不太适应，我着急的给同学打电话，打呼机希望他来火车站接我。
　　可是，电话一遍遍说关机，呼机呼如同石沉大海没有音信，我一直在电话机旁等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接到他回呼机的电话，我想也许他出差了或者出了什么意外。
　　在街上的车水马龙中，我有些茫然，不知何去何从，我有些后悔没有在临行前给同学打个电话，跟他联系好再启程，也明白自己确实做事情有些毛手毛脚。
　　为了表示自己白手起家的决心，我只带了200元钱到深圳来，我相信自己有两只手和一个大脑决不会饿死在这里，因而，根本没有把所有的事情考虑周到。
　　在深圳火车站我徘徊了很久，想到也许明天就会找到同学，他曾答应帮我找一家外资公司，我紧张的心里有些放松下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疲累不堪，心想先找家旅馆睡一夜再说。
　　我找来找去找到一家在门口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单人床50元”的字样，我一想身上仅有200元，又觉得这是我见到最便宜的价位，便进去登记住两天，前台小姐要我交100元钱床位费，再交100元押金，我说交了床位费我身上只有100元钱，我还要吃饭呢。
　　小姐满口的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她比划着让我把手表摘下来做押金，我一想等同学一找到，我便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也就把手表给了她。
　　接下来的两天我度日如年，旅馆里那个又闷又暗的小房间根本呆不住人，我每天只得在街上的电话亭旁边度过，可是，同学的呼机、手机在这会儿一律失去了功能，任凭我怎么打也联系不上他。
　　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好容易按着他名片上的地址找过去，人家告诉我那家公司早已经搬走了，搬到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在旅馆里住到第四天，我知道我必须搬出来了，因为我已经没有钱可以付那并不算贵的床位费，前台小姐拿走了我的手表，她说50元仅仅是床位费，还有20％的服务费，被褥费等别的费用要跟我结算，可是，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的我，只得任凭她拿走了我身上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包括我的一支英雄牌镀金笔。
　　我象是经历了一场抢劫一样被赶到了大街上，除了一本厚厚的英文词典他们觉得没有用而给我留下了以外，我到深圳的第五天就已经一无所有。
　　我当时愤慨极了，想跟他们争论一番，可是没等我开口便有几个精悍的小伙子从里边出来，虽然没说什么话，但那眼神已经告诉我这伙人不好惹。
　　我只好赶快脱身出来，走到大街上我觉得我失去了在老家时的那种安全感，处处是陷阱的感觉让我失去了最初的自信。
　　可是我又不甘心就这样回去，这样如果让我们学校和家里人知道的话，我还有什么脸见人，而且，我相信双峰中学已经发现了我跟他们不辞而别，等待我的只能是处分。
　　想到有可能落到头上的处分我就更没有信心再回家去，从小到大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无法想象顶着一个处分我还怎么为人师表。
　　看到大街上的人来人往，我想这么多人都在这里生存下来，为什么我就不能，平时我总认为自己是壮志难酬，可是现在有机会靠自己闯荡一番为什么不坚持一下看看呢？
　　下定了不往老家走的决心，我开始横下一条心准备自己找工作，最起码能够先吃上饱饭。
　　用身上所剩的五角钱我买了一份招工招聘的报纸，可到了几家大公司他们的门卫连进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实在不象个要来应聘白领的样子。
　　由于在街上奔波了几天，我身上的白衬衣和短裤都使我看上去象个骑黄鱼车的，胡子、头发乱蓬蓬，几天几夜风餐露宿使我的双眼充满了血丝，要不是我的大学文凭还在，他们一定以为我是疯了，要考这家在21楼办公的法国独资企业。
　　门卫好心的劝我回去洗个澡，换换衣服，最起码不要穿短裤，可是，我又哪里有钱去洗澡，刮胡子，弄一身行头。
　　大公司进不去，我又找了几家小公司，其中，一家专门帮助人介绍工作的职介公司看中了我的师范大学的文凭，那个老板说，“你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口才一定很好啦，那你就留在这儿专门负责接待来应聘的。”没有底薪，只是谈成一个工作，我可以从中提成十元钱。
　　没几天我便发现这其实是一家打着招聘职介的招牌骗人的公司。
　　他那些所谓需要人的单位，都是早已打好招呼的，来了应聘者以后，老板让我先跟他们谈，然后，让他们交50元钱手续费和20元钱表格费，等他们交上钱，再派一个人将应聘者送到那些所谓用人单位，可是，干不了两天，他们就会被各种理由而辞退，重新失去工作，而那些手续费就等于白交了。
　　刚开始我一天要接待四十几个应聘者，谈成一人我可以提取十元钱做我的薪水，我还挺兴奋，毕竟这是在深圳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可后来我越看越不对劲儿，有不少交了手续费却毫无理由的被招聘单位辞退的人来到公司找老板闹，我终于明白了其实自己也参与了这场骗人的把戏。
　　我的本性还未丧失，我已觉出这种欺骗太伤天害理，因为大多数来深圳打工的人都是想寻找一条更好的出路，有很多常常是把身上仅有的钱用来付职介所的手续费，甚至已经饿了几天的肚子，我无法再赚这样的黑心钱。
　　我辞了职，带着赚来的100多元钱又加入了找工作的人流当中。
　　这一次我有些小心翼翼，我怕再参与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让我在找工作时有些缩手缩脚。
　　那时，我省吃俭用，每天只泡二包方便面充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也不知道自己在大学里学了四年对实际来讲都有什么用。
　　在这样的竞争中，有时我还不如个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乡下孩子，他们好歹还能出点力气，而我又黑又瘦，个头又矮，即便是想做苦力，也没有老板看中。
　　在街上流浪了一个多星期，我终于不敢再挑拣，在一家卖水果的摊上，我找到了晚上替人守摊儿的活儿，讲好月薪600兀。
　　虽说不是什么体面活儿，可薪水已是我在广西做老师的一倍还多，我挺高兴，那天破例喝了一瓶啤酒。其实，我是一点酒量也没有的人。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放松一下，重新体验做人的乐趣。
　　也许是乐极生悲，我在水果摊上守夜的第一天晚上便出了问题，老板临打烊时交待我10几箱香蕉和两筐波萝被偷了，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喝的太多睡着了。
　　面对老板的怒吼，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好跟老板讲我可以给他在摊上帮忙，直到他认为我做得己足够赔偿他的损失，我再离开。
　　就这样我在摊上呆了将近两个月，一分钱也没从老板手里拿到，要不是遇上了那个河南来的乞丐，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那个水果摊。
　　那一天我正在卖力的削波箩，我的双手因为对波箩过敏又红又肿，几乎拿不住刀子，可是，老板还是一再催我快点，快点，因为，下班的高峰就要来了。
　　我埋头干着不知身边什么时候靠过来一个乞丐，他大约三十几岁，一口河南腔，他蹲在我旁边好久才悄悄对我说：“兄弟，我看你也象是个读过书的，怎么这么卖力的干这个营业。这个老板是这里出了名的地头蛇，你掉在他手里可没什么便宜沾。”
　　我开始还挺讨厌这个乞丐，觉得他是想从我这里讨点什么，我膘了他一眼说：“去，去，我这里可一分钱也没有，除了成筐的波箩皮，你在这儿呆久了，让老板看见又要骂我。”
　　那个乞丐见我根本就不愿意听他讲话，边叹气边对我说，我是看你可怜，在这里这么傻干，被人坑了都不知道，你反道不认好赖人。”
　　“什么被人坑了，你把话说清楚点儿。”
　　“你刚来的时候，是不是这摊上就丢了几筐水果，老板让你赔你又拿不出钱来，只得给他白白干活，是不，是不是有这回事儿。”
　　

“是呵，是这么一回事儿，可你怎么会知道？”
　　“我在这地盘上呆得久了，这里的这些小摊小贩没有我不熟的，这个水果摊的老板是兄弟俩个人，他们专门干这种事儿，雇人给他们看摊守夜，从来不花一分钱，就用这种办法坑人。
　　“你是说他们根本就没丢什么东西？”
　　“那当然，他们一般都是这样，雇一个新来的守夜，然后想办法在这个人睡熟的时候，把水果搬出去几筐，然后，第二天就嚷嚷丢了东西，让新来的人赔，你想想呵，能上这儿干活的人哪有几个有现钱的，没钱正好，那你就白白给他干几个月的活儿吧，他们靠的就是这种办法。
　　所以，他们这摊上几个月换一个人，这儿没有不知道的，只是那些刚来的外地人不了解，所以，就常常进了他们的圈套。”
　　听这个河南人这么一说，我才恍然明白了自己上了这个老板的当，想要跟他理论一番，又一想人家是本地人，又哥们几个，我一个人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
　　可是这种被欺负被欺骗的滋味实在不好受，第二天我便离开了那里，而那个老板也没派人再找我，我想这场闹剧也就算收场了。
　　再一次被骗使我对找工作彻底失去了信心，我开始厌恶深圳这个城市，痛恨这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同时也不甘心放弃，我的心态开始扭曲，我开始相信那个做乞丐的河南人说的话，在深圳做打工崽还不如做乞丐舒服和自由。
　　想到自己要到街头上去做乞丐我有些胆战心惊，毕竟我受过高等教育又曾经为人师表，可想到那漂泊的生活和侠客般的冒险，我又有些走火入魔，我非常想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看看我在社会的另一面如何的找到生存之道。
　　河南人带我去见了他们的头头儿，那是个高位截瘫的老头，满口的东北口音，大概有70多岁的样子，河南人说他是这些丐帮里最有权威的首领，大家伙都得称他为“契爷”，让我也这样称呼他。
　　契爷实际上现在已经很少再亲自上街了，他的身边大大小小的乞丐足足有40多个，还有两个女乞丐专门照顾他的生活，听说他厉害是因为路子特别野，什么事只要找到他立刻便能摆平，因此，虽然，他躺在轮椅上几乎不能动，但一个眼神便有人知道去怎么做，他在这圈里也算是一把交椅。
　　我原来想乞丐也是一帮乌合之众，勉强混口饭吃而已，可后来我发现他们内部的组织并非没有章程。
　　谁是头把交椅，谁是二把交椅，谁该对哪些地方有处置的权力，这在丐帮里一清二楚，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便会引起混战。
　　也许是因为河南人介绍我曾经读过大学，契爷对我似乎格外看重，他说：“我现在年龄大了，已经不那么好斗，弟兄们在一起混口饭吃，我不想招惹事非，而且，深圳这地方的地盘已经瓜分的差不多了，你要是有能耐就帮我守住这帮弟兄，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开始，我还不太明白老头说这话什么意思，河南人一惊一乍的对我说：“嘿，你这家伙走运了，契爷有点看中你，要知道这头把交椅要是坐了，老弟你下半辈子就不用再愁吃喝了。”
　　听河南人这么说，我吓坏了，朦胧中我感觉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儿。可是心里又有一种强烈的好奇欲，过去总在小说和电影里读到丐帮的故事，现在我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丐帮的事情处处感觉新鲜刺激。
　　结果我这个想尝尝乞丐滋味的人，一天乞讨者的日子也没过，便留在契爷身边过上了有吃有喝的生活，这常常让我认为在做梦。
　　在契爷身边呆久了，老头给我讲了很多他的身世。
　　他实际上出身东北的一个中医世家，祖辈上开中药铺到了他这儿已是第三代，可是，有一次他开的药方，里面的芒硝是分几次却服用，病人却一次吃了下去，死了人的人家砸了他的铺子，又把他打了个半死扔在了街上，并且，已经报了案，说他非法行医。
　　因为怕坐牢，他连夜逃离了东北，一路行医来到南方，听说深圳是个热闹地方，他便来到深圳并且租了间民房给人看病。
　　开始他的医术还不为人所知，每天也赚不到多少钱，可是后来几个治好的病人逢人就说，契爷的名字便越叫越响，他的诊所里开始挤满了人。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临产的孕妇因为在他的诊所里生孩子时候难产而死，契爷这次真正惹上了官司，他因非法行医致死人命而被判刑12年，那时他53岁。
　　12年以后，65岁的契爷刑满出狱，浑身病痛使他只好乞讨为生，但他手中的医术仍不时帮了许多乞丐，慢慢地他在乞丐当中有了声望，也占下了地盘，可这时一场车祸使他高位截瘫，契爷用肇祸单位付给他的一笔钱买下了现在他住的这套公寓，并且网罗了一批曾受过他恩惠的乞丐做他的弟子，他的名字正式在丐帮里叫响了。
　　对于契爷的个人遭遇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躺在轮椅上几乎不能动的老头，是用什么办法笼络住这帮乞丐几乎心甘情愿的奉养他的。
　　契爷对我的心思似乎已经看透，他对我说：
　　“你别对这帮弟兄动别的心思，我看重你是因为你跟他们不同，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到了这个地步，只要你能一心一意对待这帮人，我保证你吃不了任何亏，我契爷做人向来是说到做到。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又陷入了一个更可怕的旋涡，尤其是当我发现契爷在偷偷地经营地下赌场和，我第一个冲动便是想去公安局报案，可是，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机会。
　　为了能够尽快的脱身，我只得表现的积极起来，除了跟丐帮的那些小头目称兄道弟的，我还象他们一样在身上纹上了龙和匕首的图样，这种举动惹得契爷对我大为的赞赏，并且明显地对我表示信任。
　　有一次几个乞丐为了争地盘同别的丐帮的人打了来，事情弄得公安局出了面，把那几个人全部拘留了。
　　事情传来，契爷不慌不忙的让我去摆平，我当时一点信心也没有，可那个河南人告诉我，“你只要狠，只要大方就有人怕你，听你的。”
　　我记得契爷当时给了我个眼神，那意思是看你的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胆量就跟对方谈判去了。
　　结果，我还真震住了这帮人，先是把地盘明确了下来，又把人安抚了下来，对方早就风闻契爷找了个大学生坐头把交椅的继承人，我的气势果然让他们有些气馁。
　　可是，同这帮人打完交道，我做了三天三夜的恶梦，我知道身后是万丈深渊，稍不留神，我就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到了这会儿我才深深的后悔不该一个人跑到深圳来，现在陷进这样的麻烦里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次谈判的成功让契爷对我的才干倍加赏识，他说读过书的人要是在这个圈里混，那是明摆着要占上风，因此，他准备真的放手让我去干，而他自己要找个月明风清的地方去养老。
　　那时，我睡在契爷的隔壁，无时无刻地都在想着逃跑，钱不成问题，但是我想我只需要买到回老家广西的车票的钱就够了。
　　白天我心神不定的陪着契爷打麻将、玩牌到茶楼吃茶，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就如进了笼子般烦躁。
　　也许契爷看出了我的心思，因为他那双眼睛真的是特别的锐利，他竟给我找来一个女孩说是让她伺候我的一切，给我去去火气。
　　我知道这女孩实际是来监督我的，可我又无法拒绝，只好表面接受，暗地里却打发这女孩出去买这买那，到了晚上，我十回有九回是醉的，我可不想让这种女孩在这种地方碰我，我一直还是个非常洁身自爱的男人。
　　终于，有一天契爷让我到深圳的一个乡下替他看房子的机会，我把送我来的汽车打发回去，说我要在这里同装修房子的人谈谈，等那帮人上车走了，我拼命地往公路上跑，搭上公共汽车我到了深圳的火车站，我知道这种地方都有契爷那儿的人，可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买票进了候车室，我碰上那个河南人，他正从垃圾箱里往外拣矿泉水瓶子，见我一个人，他奇怪的问：“怎么，祥昆，你一个人出门吗？”
　　我朝他使了个眼神，他马上不吭气了，我就在他奇怪的注视着登上了火车。
　　离开了深圳我心里松了一大口气，我想我在离那些不堪回首的遭遇越来越远，我提醒自己忘掉这一切，只当这是一场恶梦。
　　我在失踪了两年后重新回到了广西的家，家里的人又惊又喜，对我到哪儿去了再三询问。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到过深圳，可我身上的纹身让他们发现了一切，我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认为他们的儿子已经完了。
　　我说过我在四处奔波找工作，可是，我找不到工作，关于我在深圳的经历被人们越传越神，以至于我们北海的报纸要登门对我进行采访，我吓得的躲了起来。
　　我现在还是想出来闯闯，毕竟在我们这个小地方找不到大多的机会，可是我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北京，也许上海，但是，我决不会再回深圳，那里已经让我终生感到恐惧。
　　不过，我从报纸上看到，深圳己在大规模的治理治安环境，相信如契爷之辈在公安局的围堵之下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了，我庆幸自己终于逃脱了出来。
　　我回到家里，父母告诉我在深圳的那个同学已多次打电话找我，想起他我悲愤交加，如果不是他的“失踪”，我怎么会落得这种的结剧？
　　可是，同学终于从上海打来电话解释，春节后他回到深圳，先是手提包被偷，手机、呼机全部丢掉，后又被公司解雇，他一气之下往上海发展，本想安顿好自己，再与我联系，可是，没想到待他把电话打到我家，我已经失踪数月之久，听到这番周折，我不由想到自己也许真是该当有此一劫，也算是见识了一番，差点也享受到荣华富贵，飞黄腾达的滋味，只是，这条道怎是一个“黑”字了得，所以，我还是庆幸自己知途迷返，只当那些经历只是一个传奇。
　　采访者思绪：
　　对王祥昆的电话采访断断续续进行了几次，这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师大毕业生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沧桑感，几次我都想劝他，别把过去当成壳背在自己身上，那实在有点太沉重了。
　　幸运的是当我终于把这段传奇付诸文字的时候，他竟来到了北京，他受同学的邀请也实在是想在北京找一份他有出路的工作做。
　　我们很快就见面了，这是我们都不曾想到的事情，可是，彼此能够谈得来是早已实践过的事实，因而，双方并不尴尬。
　　我把成形的文字给他看，几天后他还给我时，涂的一塌糊涂，面对我的诧异，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说：“我删去了很多。我不想让大家知道太多黑暗的东西，我想这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别把它搞得这么恐怖，其实，契爷对我不坏，我在他身边没有受苦，我也没看到他对谁太过份，我想他那么一个高位截瘫又是风烛残年的老头，能有这么大的本事一定有他的道理，只是，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而已。
　　我说如果你真的逃不出来你会怎么做？王祥昆沉默了好久才说：“我想世界之大，人也很难分清谁好谁坏，无非都想生存下来，对许多人来讲，能够好好活着就已经不错，所以，去想问题是自讨苦吃，所以，我以后只要好好走路，做什么人也许并不重要。”
　　不久，我听说王祥昆终于在一家法国独资的企业找到了工作，是典型的外企白领，月薪5000元，我心里想他也许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很夸张的口气说他后悔把纹身去掉了，回为他手腕上匕首纹身的痕迹引起了法国女孩的崇拜，她们听说他的传奇会更加对他崇拜的无体投地。
　　“我想我胸前的那条龙如果没有去掉的话，那很可能她现在已经投进我的怀抱了，因为法国人喜欢浪漫而有个性的东西。”
　　挂掉王祥昆的电话，唤，他现在已经听见了，我为生活的阴差阳错感到开心，人很难预料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正如人走在路上不知道下一个路口等待的是什么，所以，人要一直走下去，直到经历一切。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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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先天性双目失明，这两姐妹生下来就是为了乞讨，姐姐拉琴，妹妹敲板，边走边唱，她们已经到过很多地方。对于北京，她们说这里的人大概是有钱。”
　　　　　　　　　　　　　　　　——边走边唱的姐妹花乞丐

　　我最不喜欢冬天，尤其不喜欢北京的冬天，那种温度要是下降起来，真象风是刀子一样割得人脸生痛。
　　可是冬天什么人都好过，就是乞丐们挺受罪，冰凉的地上一坐就是一天，要是赶上降温，街上没什么人，一天下来忍饥受冻却没什么收入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儿。
　　不过在北京一般不用担心有这种事儿，因为无论天多冷，北京的街头永远人满为患，而且，在地下通道里呆着，温度低点，风却没那么大，所以，春节前夕的地下通道是乞丐们特别爱呆的地方。
　　快过年了，人们都在忙着大采购，心情不错的话他们也会变得大方一些，乞丐也得过个年呵，于是，在这种时候上街，乞丐们一般不会失望，那对姐妹花乞丐也就在这时撞入了我的眼帘。
　　她们守在亚运村地下通道的路口，一个拉着弦子，一个敲着牙板，唱着合辙押韵的民谣，只是，身上花棉袄的颜色招摇的有些过份，再细一看，什么都明白了，她们是一对从来没有看到过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盲人。
　　虽然天很冷，可我还是想跟她们打个招呼，冻天冻地不冻人的笑脸。虽然她们根本就看不到我的微笑，可我相信善心的感应力量。
　　我一次次的光顾她们。每一次都或多或少的投下我的善心。
　　有一天，突然下雪了，街上的人在迅速减少，我想我应该在这种时候去看看那两姐妹。
　　果然，经常人声鼎沸的地下通道一下子变得很寂廖，平常总是吱吱呀呀不停地唱的两姐妹大概已感觉到与往日的不同，她们安静的坐着，仿佛在等待什么。
　　我走了过去，对她们说：
　　“下雪了。”
　　那个看上去大一点的女孩对我这个方向侧了侧耳朵，问我：
　　“这雪大吗？”
　　我说：“大呵，马路上已经是厚厚一层了，汽车都象是在爬。”
　　听我这样说，这两姐妹高兴了。
　　“雪下的大，这麦子过冬就好过了。”
　　“可是雪太大，就没有人在街上了，你们怎么办？”
　　两个女孩不吭气了，还是姐姐胆子大些，她问我：“你是干啥的？咋问这话？”
　　我笑了，在她们面前蹲了下来，“给你们拍张照片，你们愿意吗？”
　　事后我真的很奇怪，其实，她们的眼睛一点光感都没有，因为闪光灯亮起的时候，她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可是，她们居然很喜欢拍照，而且，请求我一定把照片寄给她们，要是她们已经离开北京的话。
　　“你是记者我知道。”
　　一直没有说话的妹妹开了口，姐姐说妹妹读过三年盲校，因此知道的事情比姐姐都多。
　　我抓住这机会，赶快切入正题：
　　“那么你呢，你是姐姐，你干吗不去读盲校？”
　　果然这个话题成功了，姐姐迟迟疑疑地边想边说，正如她们的边走边唱。
　　“不瞒你说，我们家一家6口有四个瞎子，除我爹是明眼人，我娘和我们三姐妹都是瞎子，我那小弟弟还好也是个明眼人，可医生说他的眼睛也有毛病，只是他比我们还好，现在总算还能看见事儿。
　　我们三姐妹都是先天性失明，长这么大就不知各自长得啥模样，自然，我也不可能去读书。
　　我那个大点的妹子已经嫁了人，男方是个哑子，也是先天性的，当时为了给我弟治眼睛，对方的聘钱又挺多，我二妹妹一定要嫁，也就由她去了，农村的女娃没什么旁的路子可以想，更何况我们这些瞎子。
　　二妹嫁了以后，我说什么也想叫小妹去读盲校。我想这个家里我一个人吃苦就行了，不能让她们都跟着活不出人样来。
　　这样小妹读了盲校，我和娘在家种点棉花，我爹背着弟弟到处治病，怕他的眼也瞎了呀。
　　后来，弟弟这眼病总算稳定了，可妹妹的书却念不成了，因为家里欠下了一屁股债，人家天夭堵着门来要债。
　　实在不行，我爹说，上街要着吃吧，你们姐妹俩，这个家养不了这么多闲人呵。
　　听爹这么一说我就哭了，其实，从一落地，我就知道我长大以后要上街要着吃，因为，瞎子大多数都要这样。
　　你看我这拉弦子的功夫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就练开了，背那些老歌，背不过不能吃饭，从小我爹就这样教我。
　　因为生下来就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注定要活得比别人难，所以，当我听说弟弟生下来眼睛是好的时，我高兴极了，可惜，他长到八岁时，眼睛也老有毛病，这不如今他16岁了，花了多少钱才把两只眼睛保住，可大夫说，也不敢保证将来他的眼睛不会瞎掉，唉，这遗传的东西真是躲也躲不过。
　　我爹是个可要强的人，他说女娃子不读书不算是事儿，可男娃子一定要读书，要不将来连个媳妇也娶不到。
　　所以，我们姐妹俩在外面要的钱，很大一部分要供给我弟弟读中学，可怜我弟弟带着瓶底似的眼镜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我们全家都为他骄傲。
　　我弟弟常对我说：“姐呵，要是我的眼睛中学毕业时还没瞎，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等我读完大学，你和三姐再也不用出来要饭了，我要把你们接到城里去住，屋里有自来水，你们再也不用那么冷还要到村头的井去挑水，那会儿你们就享福了。”
　　你说我这弟弟有多好，他知道为了他我们姐妹吃了那么多苦，所以，他用功用得可狠，一定想要考上大学，可是，即便是他考上了大学，我在想我们家哪能供的起他，我和妹妹已经都是二十大几的人了，难道要一辈子这样在街上呆下去，我也不知道。
　　想来我们已经在外面跑了五、六年了，先到了西安，又到了河北，从河北又到了武汉，可是武汉人不咋地，我们又到了成都。
　　成都地方挺大，人也热闹，可是，地面上不清静，老要出事，我们两个女娃子总要被人欺负，甚至有时候那些人拿欺负我们瞎子当本事闹得我们东躲西藏的，根本就没法呆下去。
　　后来，我们就听人说，北京不错，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都特别有钱，而且，因为是首都，治安也不错。
　　我跟妹妹商量到北京去，可妹妹说：“你疯了，大姐，北京哪是我们要饭的去的地方，我们到那儿去还不让回老家西安呢。”
　　可我这个人特倔，想要做的事儿非做不可，我说：“咱们就去北京，就算没法儿呆下去，我们这辈子也算值了。”
　　就这样我和妹妹一路上磕磕绊绊，边走边唱整整走了两个多月才走进河北境内，到了北京已经是冬天了。
　　我们不知道北京有这么冷，把身边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可还是被冻得直哆嗦。
　　我们姐妹俩站在大街上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能扯开嗓子唱，怕警察过来抓我们。这时过来一个男的问我们：“你们姐妹俩是从哪儿来的，是刚到北京的吧？”
　　开始我们都装做听不见，也不肯跟他搭话，后来，这人说，“我看你们只是看不见而已，不会连话也听不见吧，我是看你们可怜，想帮帮你们，没有人“引道”你们俩想要在这块地上混饭吃，可没什么门儿。”
　　听这人说话这个味儿，我明白了他什么意思，这是个专门出来收罗乞丐的用这个圈内的黑话讲叫“地爷儿”的家伙，这些人往往在大街小巷转来转去，看到有新来的没有人伙儿的乞丐，他们便会拉你入伙，然后，划一块地盘给你，但收入要他们来抽取一部分。
　　这种人几乎那个城市都有，只要有乞丐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影子，他们为丐帮的头儿跑腿，大多是些街头上的痞子，我知道这种人惹不起也躲不起。
　　既然碰上了“地爷儿”我想正好顺水推舟，让他给划个地盘，眼看要过年了，我和妹妹手里没剩下几个钱，这年也没法回家过呵。
　　就这样我们还算有点交情，因为后来一打听，他们的头儿是打陕西过来的，老乡自然要照顾一下，我们分到了亚运村这块儿，“地爷儿”说这边的人有钱，人气也旺，好了一天闹个百把十块的不成问题。
　　开始我们道儿不熟，“地爷儿”每天专门让一个人领我们到那，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小马扎，并且，中午专门有人送盒饭给我们吃，不过饭钱要最后扣出来。
　　不过这老乡归老乡，交情归交情，到了钱上他们一分也不马虎，每天晚上来“劈份儿”没有人跟你客气。
　　有一次我妹妹把一卷钱藏在鞋垫里，让他们给发现了，那人给了我妹妹一个嘴巴，说一个小瞎子还这么不老实，我当时气疯了，冲上去要跟他们拼了，可怕警察过来问又又不敢大声嚷嚷，只得忍气吞声让他们走了。
　　过后我和妹妹抱着哭了一场，这样的日子真是没啥过头，我们瞎子生来就是给人欺负的，可家里所有的一切开销还全都指望我们，包括弟弟的学费。
　　好多人看见我们乞讨起来好象挺不费劲儿，可受的委屈，挨的打骂真有个说不出道不出的劲儿。
　　可是人活着就得奔呢，不为别的还为家里的老爹老娘，我们那儿是黄土高坡，在山沟沟里开那么一分二分的地儿根本打不了多少粮食，所以，家里人的指靠都在我们身上呢。
　　这不前几天，家里又捎信来，说我弟弟的眼睛又犯病了，正要期末考试他啥也看不见了，医院里说要动手术，可也不敢保证动完手术两眼还是好的，我爹两头为难，又让人捎信来让我回去。
　　弟弟一动手术又要用钱，我这种时候回去上哪儿弄钱去，光留下我这个瞎妹子在这儿，我也不放心呵，这两天愁得我吃不下，睡不下的，这曲子也唱不出来，只好光拉弦子，这不，今天又下大雪，唉，人活着真难。
　　那天“地爷儿”来“劈份儿”我跟他说想借两千元钱寄回家去给弟弟动手术用，他一瞪眼儿说：“借钱可以，你拿什么还？”
　　当时我哭了，我想我除了一条命之外，我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的东西，也许因为是瞎子，连我这条命也不如明眼人值钱。
　　我好说歹说，“地爷儿”终于答应先借我两千元钱，但利息是三分，我知道这样的利息已经是很高了，可我没有别的办法。
　　这样加上我手头攒下的1000多元，我给家里邮去3000元钱，我想弟弟动手术大概也够了。
　　为了还债，我跟妹妹说，这个年咱不能回家过了，一来我们没有钱买车票，二来过年的时候正好是容易赚钱的时候，所以，我们只能在街上过年了。
　　听我这样说，妹妹流了泪，她说，“我想咱娘，想咱弟弟了，过年的时候街上哪还有什么人，光剩下咱姐妹俩那该有多惨呵，姐，咱们还是回家吧，沿着铁路线走，就象咱们走着来北京一样，也许走到家也正好赶上过年了。”
　　我没敢跟妹妹说借了高利钱的事儿，也没法跟她说在还上这笔钱之前，我们是不能离开这里的，我只是瞒着她，“天寒地冻的，咱们没法往家走，北京多好，在这儿呆着也不冷，还能赚到钱，别再老想着回家了。”
　　妹妹知道我这样为难也不吭气了，可我知道她心里是特别难受的。
　　象我这样从来没读过书的人也不懂什么道理，可妹妹读过几年盲校，认识好多盲文，她其实挺聪明的，在学校里还有个要好的男同学，可后来我们离开了家乡，出来要饭，也就再也没有听到她那个同班同学的消息。
　　想来人家早已娶了亲，因为在农村男娃子总比女娃子要好过一些，即便是瞎子也是一样。
　　这位大姐，你看看是不是雪停了，我听见这里好象比刚才人多点了，要是雪停了咱们就能不再聊天了，我得把这弦子唱起来，要不我今天的饭钱还没处寻呢。
　　雪停了，真的，那谢谢你，我们先聊到这儿吧，我们得赶紧赚钱了呵。”
　　“话说那薛平贵直奔了西凉川，只留下了娇妻儿寒窑苦等十八年”……
　　采访者思绪：
　　趁这姐妹俩又吱吱呀呀唱起来，我在她们面前的铁筒里放下了十元钱，不为可怜，也不同情，只为她们为我付出了时间。
　　故事是平常的故事，经历也是大多数瞎子都要经历的，可是这姐妹俩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挥之难去。
　　包括她们那一心想考上大学的弟弟，和弟弟要让两个姐姐享福的梦想，都画面一样在我的脑子里不断的重叠，这是些多么善良的心灵呵。
　　面对上天的残忍，她们仍是表现的宽容而坚忍，如何活下去是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哪怕风里雨里，哪怕长途跋涉，哪怕天灾人祸。
　　靠她们发财的人称得上是人间最冷酷的心肠，而因为她们能赚到钱，所以，她们说北京还是个好地方，如果可能她们会常呆下去。
　　果然，过完春节我刚刚上班，路过地下通这时，我又远远听见了她们在唱。
　　还是那件花枝招展的旧布袄，两姐妹埋头拉的拉，唱的唱，似乎身边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我上前跟她打招呼：“新年好吗，你们俩？”
　　姐姐一侧耳朵听出来了：
　　“大姐，是你吗？你们上班了？”
　　“是呵，我们上班了，你们也出来了。”
　　“我们，我们一直在街上，压根就没回去过。”
　　“那，你弟弟怎么样了，动了手术吗？”
　　“我弟弟？”
　　一提弟弟，姐妹俩的眼睛里随及蒙上了一层东西，我知道她们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姐姐说：
　　“我弟弟的手术倒是动了，但是，医生说已经晚了，他的角膜已经坏死了，现在，他跟我们一样了，终归没有保住那俩眼睛，真是太痛人了，我们一家人花了多少钱，为了治好弟弟的眼睛，可是还是让弟弟也瞎了，我弟弟功课可好了，可现在，真是可惜呀。”
　　面对姐妹俩的叹息，我无言以对。
　　有时候常常想，人生来都是有梦的，只是那梦想的破灭往往都在一瞬间，对这姐妹俩我不敢再有别的话题，因为弟弟的大学梦的破灭，同时也是她们改变命运的梦想的消失，对于将来，我想她们同我一样，还是不去想的好。
　　这也许是做乞丐的好处，没有梦想，没有将来，也不用有考虑房子，车子，吃饱了街头一坐，俯瞰来来往往的人群，也是人生一世。
　　谁也没有权利说他好他坏。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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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的时候，他们一家四曰穿戴整齐直奔机场。从广州坐飞机回家过年的乞丐当时成为报纸上的热门话题，可使他成为公众人物的不仅仅是坐飞机回家的举动。
　　　　　——一次拾金不昧的义举使他从乞丐跃为大公司的保安，月薪直逼公司白领。

　　到广州出差，与几位公司的老总小聚，席间大家对广州日益增多的乞丐现象纷纷表示忧虑，并且关于乞丐的话题活跃。
　　有人说今年报纸上披露，广州的乞丐过年的时候都是拖家带口乘飞机离开，有人说，乞丐们白天躇缩在角落乞讨，晚上却乘出租车跑去桑那。
　　更有人这样说，如今乞丐正在成为城市里的高收入阶层，国家是否也应该考虑制订相关政策对他们实行一定的管理和征收所得税。
　　想到千百年来一直是不为主流社会所关注的乞丐，在饭桌上成了精英们的话题，这种力量的形成也说明乞丐问题已不容人们忽视。
　　可广州的乞丐都有什么样的构成？他们同别的城市我已调查过的乞丐是否存在不同之处，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见我对这个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一直对我刚刚收下一个乞丐做公司保安，因为他将捡到的一大包非常值钱的东西及时交给了我。我发现他干的还不错，如果你要找他谈谈，我可以给你提供方便。
　　就这我来到这家公司，在非常气派的公司大楼里找到了非常气派的保安部，我说要找那个新来的保安，人们告诉我，他正在后院擦车。
　　我往后院走去，看见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正在很卖力的擦洗一辆三轮摩托车。
　　他穿着一身深篮的制服，戴着一顶大盖帽，个子虽然矮小，但显得挺精神，黑黑的脸上很有些沧桑的味道。
　　我走近了他，并没有说明来意，只是介绍我自己是英姐的朋友，来公司做客的。
　　英姐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也的确是我的好朋友。
　　“英姐是个好人，是她给了我这个工作的，我有今天真得感谢她。”
　　一提英姐，本来很陌生的我们一下子有了共同的话题，看得出这个保安对英姐是感恩戴德。
　　“噢，你原来不是这间公司的吗？我故意引他说话。
　　我一问这个，他很警惕的看了我一眼，似乎在揣摸我的来意。
　　“说实话，是英姐让我来找你聊聊的，我是报社的，但不是记者，你不要紧张，我听英姐说你的人品不错，所以，很想跟你做朋友，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天，好吗？”
　　“记者？这一阵儿我接待的记者多了，你知道英姐为啥总让记者来采访我，我快成了公司的活动广告了，这一段时间，广州的大报小报到处是我被某某公司聘为保安的消息，我们公司的见报率从来没这么高过，一分钱广告费也不需要出，英姐是个好人，英姐做起生意来那更是精明。
　　为啥记者对我感兴趣？这是因为我做的这十年的乞丐。十年呵，广州大半个城市的人可能都认得我，我叫安世彪，可这边的人都叫我彪仔，十年前我从江西吉安到这里时还不到30岁现在我快40岁了，还是叫彪仔。
　　当初想到广州来做茶叶生意，每年新茶摘下来焙好了。我就用两个竹筐挑着赶到广州来卖。
　　卖完了我把钱塞进鞋垫在街上混几天，然后被派出所弄到收容所，他们再把我遣返回老家，到家以后，我会再挑上茶叶出来，卖完后再用这种办法回家，省下了票钱，饭钱。
　　早几年我都是这样干的，可是过了几年，人们流动多了，好象公安也不太管这事儿了，我自己跑到收容所去，都没有人管理我，这种免费回家的待遇一享受不到，我的生意就亏本了，而且，我最后一次进广州的卖茶叶特别的不走运，茶叶倒是卖光了，收了一把假钞票，到银行去验，差点把我抓起来，说我贩卖假市。
　　多亏我们同来的老乡为我做证，说是一家茶楼的老板包下了我们全部的茶叶，然后，给我们这一沓钱，我们也是受害者。
　　假钱全部被没收了，我身上也分文没有了，老乡还好让家里寄来了路费。可我家里除了媳妇和两个女儿，就剩下了几亩茶园了，我知道她们在家里苦等着我带几个钱儿回去来，我不可能让她们再给我寄路费来。
　　老乡回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在广州的大街上，我想凭着自己的力气挣口饭吃，可找了几家公司人家都不用人。
　　因为我出来从不带身份证，广州人又特讲究这个东西，他们看见我又黑又瘦又脏兮兮的还以为我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隔老远就摆手不准我过去，我当时心里气极了。
　　可是人总要吃饭呵，饿了好几天肚子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垃圾箱里只要能吃的我全部吃下去，直吃得上吐下泻，得了肠炎，躺在街上好几天，我差点死在那儿，还好一个茶楼的老板见我可怜，让我把他们倒泔水的活儿包了下来，没有钱，只是管我一天三顿饭。
　　这样干了一阵儿，我想总不是个办法我需要钱，能够回家的钱。可是，茶楼的老板告诉我说，“你在我这儿干，我只会给你饭吃，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的，要是想要钱，干嘛不自己去讨。”
　　这时我想起在火车站的那些乞丐，虽说让人讨厌，可就是有人给钱呵，能够赚到钱让人踢一脚又算什么。
　　我念过几年书，简单的字还是会写的，我在一张硬纸板上写了几句话，无非就是想买车票回家了，家里的老父病危了，妻女没人照顾了，等等让人同情的话，拿着纸板我就直奔了广州火车站。
　　刚开始我特别不习惯，使劲儿弓着背，装做年纪很大的样子，因为，也有些人走到我面前看看后，问我，你这么年轻，身强力壮的干嘛不打工赚钱，跑到这里骗人？”
　　碰到这种情况我就啊啊的装聋作哑，有些人还认为我是残疾人，每次也能扔下几元钱。
　　很快，我的路费便攒够了，可是，这时我却不想走了。
　　因为我发现在广州即使做乞丐赚的钱也比我在家辛辛苦苦种几亩茶园多的多。
　　而且，做乞丐时间越长，经验就越多，有了自己的地盘就更威风了，我彻底放弃了回家的打算，并且，两年后把媳妇儿和两个女儿也从江西接到广州。
　　我在广州的郊区租了农民的房子，两个女儿在村里小学借读，媳妇跟我一起在街上乞讨，刚开始，她还不愿意，可后来我不想让她干了，她竟不肯，干乞丐这行是会上瘾的。
　　我们俩夫妻都有各自不同地区的地盘，平时各赚各的钱。到了晚上一起乘巴士回郊区的家。
　　我媳妇比我大几岁，农村的女人又显得老，她白天头上顶块头巾，趴在地上象个老大大的样子，赚钱竟比我还多，因为这个她埋怨我几次，说她早知道在广州赚钱这样容易，应该早从江西那个穷地方跑出来。
　　我做乞丐做得名气大了以后，茶楼的那个老板见了我都得陪笑脸。“彪仔，发财哦。”彪仔，你女人好能干哦。”
　　我也懒得理他，想想当初要不是他，也许我早就死在街头了。
　　不过我们这帮乞丐开店的人是不敢得罪的，谁要是给我们脸色，马上他就得后悔。
　　有一次一家酒店开张，那个老板觉着财大气粗，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我们去讨红包也被轰了出来。
　　结果开张第二天酒店门口便成了乞丐的天下，过去个客人便会被乞丐们伸出脏手拽住讨酒钱，这样一来谁也不愿去那个酒店门口讨晦气，一拖一个星期酒店没有开张，老板急了，赶快派送红包，我们也见好就收，得饶，处且饶人。这事儿才算什本
　　其实，正常人跟乞丐较劲儿，哪较得过他们。这帮人是要什么没什么，有今天没明天的，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可是我总觉得自己跟他们不一样，我只是想赚点钱，回老家盖幢房子，然后，让两个孩子好好读书，别再象我跟他妈这样没出息。
　　说起来我们在俩孩子面前也特自卑，平时在家里不敢提在街上乞讨的事儿，村里的人也只知道我们夫妻俩在城里打工，至于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人缘特好，也特别大方，那一年，过六·一，我们还花了2000多元钱给村里的学校买了很多书和汽球，我女儿回来高兴的直嚷嚷学校表扬了她们。
　　我和媳妇在拼命的攒钱，老想攒够了在农村盖房子的钱，我们就不干了，回老家清清白白做人。广州虽好可是我们在这儿太受人歧视了，没有人够看得起我们。
　　要说这帮儿做乞丐的也是大不争气，男的嫖，女的卖，有的还吸上了白粉，三天两头关局子，出来只剩下半条命还是要抽。
　　去年一直跟我搭伙的老麦就是抽白粉过量死在街上。
　　老麦是四川人，来广州混也是十多年了，刚开始他是带一个建筑队来广州干活儿，可是活干完了，工地的头却不见了，把他们一百多口人给摞在了广州。
　　老麦人挺仗义，他连卖血加卖家底，让一百多条汉子回了四川，自己却躺在了街头上，从此，身体垮了的老麦觉得没脸回四川了，便在广州留了下来，当然，他只能做乞丐。
　　这次被人骗使他看透了一切，老麦完全成了一个流浪汉，有了钱他什么都干，后来，吸上了白粉，这只能是死路一条，果然，没多久他便死在了街上。
　　没有人知道他的老家是四川的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公安局来收的尸，把他拖走就没有消息了。
　　老麦死了以后，我好久没有回过神来，这做乞丐真是人世间最凄惨的职业，最终还落个如此下场。
　　我和媳妇商量着不想干了，钱虽说没多少，但过日子还是够宽裕的了，可两个女儿却不愿意离开广州，她们喜欢这里的学校，在我们老家，上学要爬好几座山才有学校，所以，我们那里一般只有男孩才读书，女孩很少进学校。
　　那两天我在街上遛遛达达正在考虑去留的问题，怎么那么巧，我在垃圾箱边捡到了一大包东西，里边花花绿绿的尽是些我不认识的象钞票一样的东西。
　　回到家里，我问了房东，让他看那是些什么东西。
　　房东一看便叫了起来，他说那是些外国钞票还有什么股票证，反正都是值大钱的东西，房东问我在哪儿捡到的，又说丢了东西的人肯定急坏了。
　　我也害怕了，我怕他们说我是偷的，这么些值钱的东西人家怎么会随随便便就丢了呢。
　　房东果然很怀疑我，他一再的说要让派出所的人来看看，我求他说，先不要了，我可以再到捡东西那儿，看看会不会有人出来寻，如果没有，再交到派出所。
　　我现在想自己当时真的很奇怪，一个做乞丐的人没有想到把这些钱留下来，要知道这些钱足够我们一家用半辈子呢。
　　第二天，我在那个捡到钱的垃圾站等了整整一天，没有人来问，也没有人来找，第三天，我又去了，快天黑的时候，一个穿得很阔的女人开着辆黑车过来。
　　我发现她在找东西忙上前问她丢了什么，她一看我是个乞丐没有理我，只是捂着鼻子在慢慢的翻看垃圾桶里的东西。
　　没办法我只好直接说：“小姐，你是丢了什么东西吧”？
　　可这个小姐的火气很大，她白了我一眼说：
　　“这跟你有关系吗？”
　　我说：“我前天在这儿捡到个包，里面全是外国钱，不知是不是你丢的？”
　　一听我这样说，这个小姐马上就说：
　　“你是捡到了东西吗？是你捡到的吗？那是我丢的呀，快拿来我看看。”
　　果然小姐认出了她的包，因为怕小偷，她把这些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破箱子里，却被钟点工在整理房间时一股脑给扔到了垃圾站。
　　事后我才知道那些东西值50多万，这么大数目让我也很吃惊，但是我知道即使再值钱我也不会留下，一方面是因为胆小，一方面是因为我还想做个好人。
　　那位小姐后来请我们一家到茶楼喝茶，我知道她自己开了家很大的公司，而且在香港还有分公司。
　　她拿出两万元钱给我，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她一定会满足我。
　　我想了想说，我要她为我安排一个工作，一个我能干了又比较长久的位置。
　　她跟我开玩笑说：“做乞丐不好吗？自己为自己打工，赚得也不比我赚得少、你舍得放弃吗？”
　　我知道她在跟我开玩笑，但是还是挺不高兴，我说：“钱对我来说很重要，可现在我知道还有比钱更重的东西，那就是自尊，做乞丐没有人知道我们还要自尊，所以，我宁愿少赚钱，也要做个正常的人。”
　　我这样一说，英姐，也就是那位丢钱的小姐马上对我说：“对不起，我只是跟你开玩笑，你的工作我会替你安排的。”
　　一个星期以后，英姐手下的人通知我到她的公司保安部报到，月薪1500元，虽然，不是我做乞丐能比的数字，但我还是很满足，毕竟这是我的正当职业。
　　现在我已经不再想回老家了，毕竟广州是个繁华的大城市，我媳妇现在也已经改行了，她在村里开的酒店里做保洁工，虽说赚钱不多，可至少是个正常人干的事儿。
　　我现在过得挺踏实的，过去在街上跑来跑去挺热闹，可真的是有今天没明天，觉得不是人过的日子，虽说钱赚的不少，可是乞丐这两字太让人不好过了。
　　跟老麦相比，我还是觉得自己挺有运气的，我有了正当的职业，我那两个女儿将来也有指望，所以，人还是要做好人。
　　当然，我并不乞丐就不是好人，这个圈里的人特别复杂，真是乱糟糟的一帮人，要是只为了赚钱那还好说，有好多乞丐为了争那个老大的位置打的头破血流的，甚至出人命的也有，所以，我在这里面呆着也难免不学坏。
　　我原先也挺无赖的，为了能讨到钱什么办法都用，可我只是伤害我自己，他们有的乞丐为了讨到钱故意把自己的孩子弄残了，这种事儿也有很多，反正，能逃离这个行当，我得感谢英姐。
　　以前不是我不想找工作，只是别人一听说我做过乞丐就不敢用我，再者我也好吃懒做惯了。就算是有份工作也干不了长久，不能吃苦了。
　　做乞丐时间长了就有了恶习，这是老麦曾经对我说过的话，看来真是这样。
　　我现在对这份工作还是很满意，英姐这人挺仗义，我会好好干，不给她丢脸。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在广州混了十几年才算混得象个人样了。
　　采访者思绪：
　　与彪仔聊着他的乞丐生涯，看着太阳慢慢从天空的中正滑向西边，我心里突然有不尽的苍凉。
　　其实做人原本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乞丐有乞丐的活法，老板有老板的挣扎，50万元对一个无以为家的乞丐来说是个多么巨大的数字，可是，刹那间的良知使他有了善始善终的归宿，你能说这不是上天的安排？
　　四十岁的彪仔在广州的街头上飘泊了十年，除了他的两个女儿不知道父亲的职业，彪仔的乞丐已做得非常职业化。
　　后来又有了他媳妇儿的加盟，丢掉了做人的本份他们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回报，为此，他们乐此不疲的在街上以各种今人同情的形象示众，口袋里的钱也在慢慢膨胀。
　　对这种发财致富的捷径人们无可厚非，心理不平衡吗？这罪一般人可受不了。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广州气候还好一点，可是到雨季也常常是一身烂泥，满头雾水。所以，能做乞丐也是一种本事，而且，要干得“业绩”不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因此，事后我见到英姐向她建议，彪仔做保安实际上屈才，十年的乞丐做下来，他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察颜观色的本事干营销绝对没问题。
　　英姐听罢淡淡一笑：
　　“听你这么说，做乞丐还是个锻炼人的职业呢”。
　　“那当然，你想想，人如果连乞丐都能做，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做不了的，他们是被‘摔打’出来的呀”。
　　对我的书生意气，英姐不置可否。而我对乞丐的调查进行的越深入，轻视他们的心态就越在改变，也许，我们真的不可轻视这个群体。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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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滨大道，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成群结队，中午她们统一回到某一地角集合吃饭，休息一会儿再呈分散状来到海滨游人身边，一元、两角，这些自发苍容的老太太乞丐让人既讨厌又可怜。
　　　　　　　　　　　　　　　　——“我们村里有十二个老太太跟我出来要饭”。

　　青岛最漂亮的地方当数栈桥附近，长长的栈桥修进了深海，把两边的海边水拦成两个美丽的海湾，在海边的滨海大道散步，是游客们在青岛最喜欢的时刻。
　　可是走着走着，你也许就会突然遭遇衣衫槛楼的老太太，她们向你伸出黑黑的手，满脸的乞求，面对这些比你的母亲年龄还要老的乞丐，你所能做的只能是掏出所有的零钱。
　　可是当你走到海湾的尽头时、你会发现不应该把所有的零钱都给了一个乞丐，因为几乎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的阵势实在让人无法招架。
　　常常以为这里只是偶尔这样，可当你再来，或者是来过多次以后，就会明白她们——这些老太太乞丐实际上是这里的“常住军”。
　　风烛残年的老太太乞丐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是什么原因使她们在这种年纪还要流离失所，衣衫褴褛的过这种生活，我非常想要寻找这些答案。
　　对于这种采访，我非常有信心，因为青岛是我的老家，而这些老太太，如果不是外地人，她们便是我的乡里乡亲。
　　几天的跟踪，观察，我知道了她们的习惯，中午，几个老太太找一个地方吃饭使我有了主意，那往往是海边石阶旁的角落。几个老大太吃完中饭，总要在那儿铺下报纸打个盹儿，我想趁她们还没有睡下的时候跟她们聊会儿天。
　　果然，老太太们一听我的口音，挺愿意跟我闲扯，三扯两扯便扯到她们身上去了。一提这个问题，其它老太太都不吭气了，只有当中的一个看上去挺主事的老大太半信半疑的问我：
　　“闺女，你不是派出所的吧？”
　　我笑了起来：“我哪有那义务给派出所打听事儿，我只是觉得好奇，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因为子女不孝顺，不养你们，才逼得你们这样？”
　　我的天真让老太太们放下心来，我们山东人不说便不说，一开口便是啦实在的：
　　“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我们这帮儿老太大里面是有孩子不孝顺的，不养老的，譬如那边的石老大太，她一辈子没儿没女的，侄子八岁时被她过继到屋里做养子，从小那个好吃好喝的，石老太太把心肝都掏出来给了这个抱来的儿子，可是，长大一娶上媳妇儿，便不是他了。
　　先是把老太大的屋给占了，让老太太睡到外面的草棚子里去，后又让老太大自己起火做饭吃，一天三顿饭问也不问，老太太病了，自己爬了看病去，村里人谁看了谁替石老太太打抱不平，后来，石老太到法院告了养子不孝顺罪。
　　法院要判儿子的刑，石老太太又不舍得，最后只是判她儿子归还占的房子，每个月付给老太100元钱养老费。
　　可是那个逆子根本就不是个东西，法院的人在，他表现的好好的，可法院的人一走，谁也管不了他，再加上那个不讲理的媳妇儿在里边撒泼。
　　石老太不告还好，这一告更在村里过不下去了，连不懂事的孙子孙女也指着她的鼻子骂“老不死的”。
　　石老太这个伤心呵，夹着个包就出来了，这不跟我们在一起要着吃，她说也比在家里气死强。
　　我跟她虽不是一个村的，但隔得不远，我们村因为主要是种果树，所以，不是特别穷，赶上果子好买，日子还算好过。
　　我是前年老头子得了癌症到青岛来治病，才到青岛来的，那时正好是冬天，果园没有收成，我的手里也没什么钱，好歹住上院再准备动手术时，我一个钱儿也拿不出来。
　　刚娶了媳妇的儿子回去把房子卖了，让新娘子回娘家去住，三个出嫁的闺女凑了又凑，才把手术费给凑好，可老头子得的是胃癌，动了手术刚三个月就死了，那笔钱等于白扔上了。
　　送走了老头子，我一个人坐在海边怎么也不想走。
　　我想起老头子临终的时候，想吃条新鲜的活鱼，可是一条活鱼要几十元钱呵，我没有跟儿子吭气，一个人跑到栈桥上来，求爷爷告奶奶讨了二十几元钱，我去买了条活鱼，给老头子煮了鱼汤，虽然他只喝了半碗，我这心里好受了很多。想到儿子卖掉的房子，在农村盖房子要攒一辈子呵，我不能让儿媳妇一直住在娘家，我还想着抱孙子孙女呢。
　　我跟儿子。女儿说我先不回村里了，我要在青岛呆一阵儿再回去，儿子知道我心里难受，便替我找了一家便宜的店，跟人家说好，让我在那儿住一个星期，然后，他来结帐。
　　儿子、女儿一走，我拿了个破包便到栈桥这儿来了，那会儿正过节，来来往往的人挺多，半天，我一清点挣了二十多元钱。
　　我高兴极了，回去把店退了，虽然那个店已经很便宜，可我还是不舍得。海边隔着青岛火车站很近，白天在这边转悠，晚上我到火车站走廊墙角里一躺就睡着了，哪还用住店。
　　一个多星期后，我儿子来接我，我说不回去了，在这儿干这个挺好，儿子不高兴了，他说：“你这不是老糊涂了吗？咱们有吃有穿的，你还做什么乞丐，我可不想让村里的人骂我不孝顺，不养你的老。”
　　我也不高兴了，我说：
　　“我这样还不是为了你吗？我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又不偷不抢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再说，不这样挣点活钱，什么时候能把房子盖起来，你想让你媳妇一直住娘家吗！”
　　儿子听我这样说，不再吭气了，只是闷着头抽烟。我说：
　　“你快回去吧，就说我在青岛挺好，不想回去，等我想家了，我自己会回去。”
　　临走我塞给了儿子200元钱，我的大方让儿子很吃惊，他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走了。
　　儿子也可怜，三十多岁才娶上媳妇儿，刚结婚爹又没了，在农村家里没有了男老的，等于是房顶没了大梁，我拼了老命也得先给儿子把房子盖起来。
　　那一年我直到过年除夕时才回家，当我把存着8000元的存折给儿子，让他找人办盖房的料时，他惊呆了，在家里一直没有停下干活的他从来没挣过这么大一笔钱。
　　这一下我在村里算是出了名，越传越神，我在青岛海边一年后给儿子要了一座房子，许多人都这么传。其实，那些仅仅是办料的钱而已，而且，要盖房，那点料钱也不够。
　　年初一串门，好几个老太太来给我拜年。开口便求我带她们到青岛去干这事儿。她们说，倒不是因为过不下去，只是这营生这么简单，又能够挣钱，她们也算是有个事儿干。
　　开始我还不答应，一来怕她们的儿女不高兴，都有吃有喝的这帮老太太出什么洋相，二来也怕她们抢我的好事儿，毕竟，人多了也就不那么好干了。
　　可是到了开春我再到青岛去的时候，这几个老太太竟收拾好东西等在我家里，弄得我没有办法，只得跟她们结伴走。
　　就这样后来又出来几个，我村里现在有12个老太太跟我在一起，我们几乎把栈桥旁边的地儿都包了下来。
　　现在你看到的这些老太太大多数都是我们那边的人，现在人太多了，钱也不那么好挣了，而且，青岛现在的旅游也不太好，外地人越来越少，我们主要是挣外地人的钱。
　　在我们这帮人里边，年纪越大的钱越好挣，你看那个在旁边打盹的夏老太，她今年82岁了，跟我一个村的，重孙子都好几个了，可她一定要来青岛，开始我是坚决不答应，因为她年纪实在是太大了。
　　可是她让孙子给她买好了票，自己一个人就来了，这不，她现在钱挣得不少，因为年纪大，大家都看着她可怜，所以，她今年都给家里寄了两次钱了。
　　这边银行的人都认识她，因为她总去把零钱换成整的。有一次，因为她倒在柜台上的零钱里净是些土，有一个闺女嫌钱脏，不愿给她数，让她自己数。
　　老太太火了，把主任找了来，结果把那银行里的闺女批了一顿儿，最后还是给她数好，帮她换成大票儿，这老太太挺有本事的。
　　我们现在也是提心吊胆的，这海边经常整顿，一整顿就要躲起来，过一段时间再出来，有时候弄不好让他们收容起来就得回老家，我们这些老太太都被收容了几次，可不管用，我们回家呆不住，过不了两天又回来了，这一来两去的倒和收容所的弄熟了，他们再看到我们，就象没看见一样，跟这帮老太太他们没办法使性子。
　　其实，我们这帮老太太也没啥别的念头，不就是想挣点钱回家，违法犯罪的事儿咱不干，坑蒙拐骗的事咱不沾，向游客讨点钱也不算啥吧。
　　虽说现在农村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可是也就是能吃上饱饭，平常的花销，三角钱能憋死个大活人，你就说养鸡养猪，那也是个力气活儿，象我们这些老太太能干点什么。
　　今年我儿子的果园卖得不错，加上我的帮衬，一水儿的铝合金门窗的五间大瓦房已经盖起来，媳妇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孙子，我这个高兴呵，马上给儿子邮了3000元钱回家，虽说不能给媳妇侍候月子，可我这个当奶奶的也要表示一下心意啊。
　　我今年65岁了，身体觉着还挺硬实，这营生也不能一直下下去，总算是挣一点是一点吧，等跑不动了我就回家去，在家里抱抱孙子也不错。
　　我们村里的老太大听说我想回去了，都挺不高兴，说我把大家伙领出来了，自己却不干了。我说，是你们自己非要出来的，又不是我赶着你们来的，反正，这人呵在一起时间长了，总要出毛病。
　　我现在发现十几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容易惹麻烦。所以，我们已经分成两组，五。六个人一个组，中午一块儿吃饭，晚上一块睡觉，栈桥那边是她们的，这边是我们的，这样就好多了。
　　这要钱的活儿什么人都能干，就看脸皮厚不厚，不过现在的人都挺文明，向他讨，不给也不吭气，一般会绕着走。
　　也有些人骂骂咧咧的嫌我们讨厌，挡了他们的道儿，坏了他们在海边的兴致。
　　一般碰上这种情况，我们马上几个人在一起靠拢，对方看我们人不少，也就不敢怎么样，所以，我们这些人还没有被人打了或怎么样的。
　　都是这把年纪了，也许他们也怕打出问题，因此、除了一些流氓阿飞不讲理，有时候要敲诈我们，基本上老太太们没受什么委屈。
　　但是我们也得懂规矩，除了海边我们从来不到城里去，那是别人的地方儿，我们去就等于抢别人的饭碗，会惹麻烦的，这我们都知道。
　　闺女呵，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跟你啦这么多，我们这些老太婆也挺可怜，这种年纪了为了挣点钱儿，连老命也不顾了，你可别给我们带来麻烦呵。
　　好了，好了，不啦了，这天不早了，把打盹的石老太，夏老太喊醒了，该上哪儿上哪儿去，这天黑就没什么人了。
　　采访者思绪：
　　跟我聊了半天的老太太看来是有点“领袖”的滋味，还没等我离开，老太太们便散到海边的人群当中，看不见了，行动之迅速让人觉着她们受过专门训练。
　　其实，她们不折不扣的是一些风烛残年的乡下老太太。
　　美丽、浪漫的海边因为她们的存在变得现实了很多，那些在享受生活的人们不知道这些老太太乞丐正为生活而奔波。
　　我并不赞成她们沿街乞讨的方式，可又无法想出一个她们应该在家里颐养天年的理由。毕竟，她们需要钱，需要改善生活的机会和能力。
　　可是，这世界上谁不需要钱，都去做乞丐吗？显然不能成立，我为自己不能否定她们而苦恼。
　　但是，我想毕竟她们破坏了海边的美丽，让人们在享受浪漫的同时又要接受生活中的阴影，原因仅仅是她们不满足于吃饱穿暖。
　　我不愿意再到海边去了，因为我不喜欢再碰上她们。我既无法说服她们离开海边回家去，又无法说服自己接受这种现实。
　　所以，我只有离开，带着惆怅，带着对于乡里乡亲淡淡的失望，也许我大看重她们了，所以我会失望。
　　可是谁又能够割断乡情呢？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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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可以写我，一个流浪的乞丐，但不要说我是画家，我流浪是因为我是画家，我做乞丐是因为要卖我的画儿，这是不是挺矛盾，其实，我早已经发现这个世界已不能用正常的逻辑来思考了。
　　　　　　　　　　　　　　　　——从兰州一路乞讨流落京城的乞丐画家路辉

　　第一次接触路辉是在北京潘家园书画市场，那是个如火的盛夏，潘家园里林立的书画简直一把火可以点着。
　　路辉的两幅油画《雪山圣城》《丝绸之光》如清凉的泉水湿润着我的眼帘，为了那冰雪般的圣洁，我上前问了他：“一幅多少钱？”
　　“每幅2500，两幅一起卖，共5000元，少了不卖。”
　　卖画的小伙子干脆而平静的回答，使我感觉那种清凉一下子离我远去了。
　　“5000元？有没有搞错，这是在潘家园市场。”
　　同去的朋友被这个价钱下了一大跳。
　　在这里陈逸飞的《良宵》临摹品只有几百块钱，更别提其它无名之辈的了。
　　“可是，我叫路辉，来自兰州，我的面是值这个钱的，小姐。”
　　这个叫路辉的小伙子递过一张名片，上画只写着“流浪画家路辉”几个字。
　　这一来画家路辉和他的画都使我印象深刻。
　　也许是缘份，北京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跟第二个见过一面的朋友在街头重逢，可有一天我在友谊商店的门口看到了他。
　　这一次他没有那么神气，胸前的体恤上缝了一块白布，上面用中英文写着需要别人的帮助，因为是画家，他需要钱买画布和颜料，更需要钱吃饱肚子。
　　“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问他。
　　“因为外国人崇拜艺术，对艺术家尊重，更容易帮助艺术家。”
　　“如果是这样艰难，你干吗不卖掉你的画，我想价位低一点，你的画会很抢手的。”
　　“我宁愿让肚子受委屈，也不愿糟踏我的画，我要还它原有的价值，而不是把它当做养活自己的手段。”
　　“可你现在是在糟踏自己，从画家到乞丐”？
　　“这种时候你可以叫我乞丐，但别称我画家，我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才是画家，现在我只是乞求别人帮助的乞丐，小姐，你能帮助我吗”？
　　“当然，只要你叙述的理由充足。”
　　我叙述？你需要吗？你有时间和耐心听吗？从兰州到北京这段路我走了三个月，每走到一个地方我都想叙述需要帮助的理由，可是没一个人要听。
　　也许我真的不正常，我在青藏高原上呆了两年，只画了两张画，所以，等我再回到人世间，除了这两张画，我一无所有。
　　可是我宁愿乞讨也不愿卖掉这两张画，因为我不愿意暴发户拿去做家里的点缀品，不愿意那些没有品味的女人装做内行的样子对它们评头论足。
　　我想也许我会在北京碰上好运气，因为北京在我心目中一直是艺术家的圣地，所以，我背着两张画儿，一路乞讨来到北只。
　　可是，北京并没有给我安慰，这个城市不接受我，从精神到肉体，在北京流浪了两个多月，我没有赚到一分钱，全靠一位在大学读书的同学资助我吃饱了肚子。
　　我的画儿照样找不到卖主，5000元钱呵，我在青藏高原上整整画了两年，连这价儿都不值，我觉得我应该跳进雅鲁藏布江。
　　同学建议我到街上去画人像，那样也可以赚到点钱，我说，那还不如去乞讨来得直接，我就是在乞求别人的施舍，干吗还遮遮掩掩。
　　就这样我放下画笔，做了乞丐，这感觉不错，我已经挣到了15美元，是一个大胡子老外给我的。
　　他拍着我的肩膀问我：“可不可以方便的时候让我看看你的画儿。”
　　我点头说：“Yes，但要我有足够的钱买到画布和颜料的时候。”
　　大胡子老外笑了，他说会再来找我。
　　这种事儿使我觉得友谊商店这儿不错，所以我每天都到这儿来站上一会儿，我也认为这样显得挺不体面，可我没办法，我只能这样，对于中国人来讲，艺术家如果不被承认那跟乞丐没什么两样。
　　但外国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艺术家就是艺术家，哪怕他暂时做了乞丐。我寻找的就是这种认同感。
　　你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我做乞丐是为了用这种手段使自己暂时有点经济基础，又不是要堕落，没那么可怕。
　　我不承认我现在是被逼无奈，这只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我相信这样做对我的画有好处，也许我做画家我的画并不被人重视，但当一个乞丐要卖他的画时，很可能就上了报纸的头条，这下你能明白了吧。
　　当然，我并不是哗众取宠，我尊重艺术，也认为艺术很神圣，这一点从我的画儿中就能感觉得到。
　　我从5岁开始学画，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画到今天我想不是我对艺术的痴迷，我可能早就发财了。
　　去临摹那些名家的油画，画那些在商店里卖得非常好的外国女人的裸体，这种工匠能做的画我不想画，我最想的是画自己的东西，可要想让别人认同是太难的事情。
　　画了七年，我还要在街头做乞丐，你说这是不是很悲哀的事情。我不知道该埋怨什么，是我的天赋还是我的画儿。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下对自己的信心，梵高不是也在穷困潦倒中死去的吗？我不怕穷困，大不了街上一站，做乞丐也有人理我，我不是已经挣到美金了吗？
　　只是我怕被人在这种时候称为画家，这是一种讽刺，我同意你写我，但是你要把我当做一个乞丐来写，而千万不要提画家这两个字，这是对艺术的嘲讽，我接受不了。
　　在我没有钱来画画的时候，我只好到处流浪，画画是我唯一的特长，可当这特长无法养活我的时候，我是不是该做乞丐，我不怕别人说我没出息。
　　画是我的生命，而做乞丐是为了滋养我的生命，所以，我宁愿出卖自尊也不愿意出卖生命，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
　　其实做个乞丐到处流浪很快乐，对任何人都不必负责任，对未来不必设计，街道象客站，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因为一无所有，也不必担心坏人的袭击和敲诈。我看这世界上活得最轻松的就是乞丐了。
　　为什么要嘲弄乞丐？他们对别人要求的很少，只要一点点同情和可怜，再加上一点点帮助，比起那些千方百计要剥削别人，占有别人的一切的富翁来讲，乞丐要比他们高尚得多。
　　至少乞丐知道满足。而有钱人从来不会满足。
　　我是有点理想幻灭的感觉，来做乞丐让我心里好受了一些，日为我想乞丐不必奢谈什么理想，只要吃饱肚子，再有几文小钱可以喝酒就足够了。
　　我一路上乞讨来到北京，交了许多乞丐朋友，他们讲义气，很慷慨，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黑暗，其实，他们中间大多数也是很无奈的。做乞丐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往往是他们最后的选择。
　　人有些命运是无法自己选择的，经历了这么多我非常同意这样的说法，就象我从小就学画，又自费到青藏高原去写生两年，在唐古拉山口，因为高山反应我差点死在那里，在寻找丝绸之路的时候，我在沙漠里迷了路，三天三夜滴水未进，可是我都坚持活下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壮志未酬，我要做世界上最优秀的油画家，最伟大的艺术家，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实际上想通了，这世界上谁又不是乞儿呢？只要活着便要乞讨。
　　乞讨干净的空气与水，乞讨充足的粮食和衣物，乞讨爱与怜惜，乞讨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与谅解，所以，做乞丐只是还原了人的本能而已，用不着为此而感到不安或者是羞耻。
　　当人活着只剩下了本能时，往往对梦想就不再渴求，心态便是平静的，这世界便少了纷争和你死我活，这样的结果不好吗？
　　那天我在友谊商店门口碰上了一个老外，他看了我的胸前的布条以后，对我说：“你很勇敢，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个真正的艺术家，我看到你的画儿，我会出高价的。”
　　我对他说：“我理解问题的角度正好相反，我并不勇敢，我很胆怯，我被自己艺术上的不成功给吓怕了，我要做乞因为乞丐是最容易成功的一个行当，它所谓成功的标志便是能养活自己，而不用费太多的力气。”
　　那个外国人听我这样说后；收起了笑容，他说：“你们中国人个个都是哲学家，连乞丐也这么懂哲学，了不起，了不起。”
　　他给了我10美元，我对他说了声“谢谢”。我们的交易就这么简单，这会儿我尝到了当乞丐的甜头。干吗不呢？比画画强多了。
　　当你呕心呖血，不知费多少劲儿完成一幅作品的时候，等待它的也许是赞美也许是批评，这都是它应得的。可是，你发现你的作品悄无声息的躺在角落里蒙上了灰尘，既没有赞美也没有批评，它象沙漠里的一粒沙子一样微不足道，没有一点声音，就象是死了，你还会再去画吗？
　　还是当乞丐好的多，既能得到赞美，又能得到批评，被入关注又被人嘲弄，甚至还有记者来采访，如此风光哪是一个未成名的画家所能够拥有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你看见我的眼神根本就不对，我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也不用不好意思，我就是这样做了，我不但是乞丐，而且，是专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乞丐，我只对美金感兴趣，并且，我赚的最多的就是美金。
　　等赚足了几个月的生活费，我要再背起画夹流浪，这种生活使我感到平衡。
　　当然，如果有机会卖掉我的画，那也是再好不过了，但我要它应得的价值，这样才能体现它的价值，我相信总会有这么一天，那时你采访我的这篇报道应该这么写：“从乞丐到画家的嬗变，流浪画家路辉画作拍出天价。”
　　你应该对我有信心，就凭我们再次遭遇的缘份，凭我的《雪山圣城》留给你的深刻印象。
　　行了，不跟你再聊下去了，那边有个黑人朋友，看样子挺有钱的，我得过去碰碰运气，这种机会总得自己找。
　　你看我做乞丐是不是比做画家机灵多了，也许乞丐才是我的职业，画家只是业余爱好，不过，这两种行当我都很喜欢，实质上它们也很难区分，同样都是流浪，你能说哪个是失败的，那个是更成功一点的。
　　所以，画家其实是流浪汉文明一点的称呼而已。”
　　采访者思绪：
　　在路辉去瞄上那个，黑人朋友后，我转身走进了人群，有点走火入魔的落魄画家和在乞丐堆里鹤立鸡群的路辉已经有些病态。
　　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偏执狂，正是那种狂热让他们成功也让他们毁灭，路辉是不是已经在这两者的边缘。
　　我看过他的画，那种灵气和功底的确不是现在有些成名的画家所能比的，可是，成功者也需要上帝的偏爱，已有太多的实例说明这一点，我为路辉感到了不平。
　　我并不为他成为乞丐感到悲哀，只是为他理想幻灭后的放纵感到不安，有时候，理想是旗帜，它的前面有可能是勇士，也有可能是懦夫，只看怎么去选择。
　　艺术家往往是无法说清的东西，理解艺术需要高度，可高处不胜寒是谁也懂得的道理，于是，艺术的信徒少了，金钱的膜拜者多了，艺术家们只好退而求其次，用金钱的堆砌来确定艺术的价值。
　　看来也只能倾斜了，这是个离开钱无法生存的世界。
　　而路辉最耿耿于怀的便是他的画的价位了，因为，那是一种真正的价值体现。
　　我期待着他的好消息，尽管很渺茫，但我认为路辉应该去做一个优秀的画家经纪人，而不是画家。
　　因为在画的价值面前，他表现的异常坚强，即便是上街乞丐，也不会落下一文钱，画画无法养活自己，便做乞丐养活自己，还交了一大堆朋友，中国人，外国人，这是真正的潇洒，我由衷的钦佩。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把路辉给忘了。为了烤出真正的意大利味道的比萨饼，我到友谊商店去买契司，又在门口碰上了路辉。
　　“你的画还没卖出去？”
　　我有些惊讶，但已无心跟他再谈。
　　“卖了，5000美金，一幅，卖了两幅。”
　　我想象那一万美金落进路辉腰包的时刻，差点替他欢呼起来。
　　“可为什么……还要做乞丐？”
　　“我想到法国去写生，但我必须找个法国人给我发邀请，在这里机会比较多，另外，你知道我放下画笔做乞丐的事儿，好多人都知道了，一家美国报纸已经采访过我了，这两天听说《北京青年报》也要来，所以，我觉得当乞丐比当画家机会多。你知道我的画儿卖了那么高的价，多亏了我在这儿认识的美国朋友，他们非常认同我的画儿，我想从“乞丐到画家”，“从中国到法国的路辉”，做“北青报”的头版怎么样，够劲儿吧。
　　告别路辉我走向大街，只想一不留神摔一跤捡个大元宝，现在是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的时刻，只看你运气会不会自己找。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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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的复兴公园内，在长椅上坐着的老者旁边常有一张“测字”的纸板，偶尔过来治安人员他会迅速的把纸板藏在屁股底下，找他测字的人不多，可测一次少则10元多则上百，听说很灵，我不由想试试。
　　　　　　　　　　　　　——从百万的身家到公园里的测字先生，只是瞬间的事儿。

　　到上海出差，正是股市最低迷的时候，许多关于股市风云人物的传说让我不由怦然心动，这可是大起大落的传奇，不采几个回去，我有点太不甘心。
　　早晨到复兴公园跑步，见到晨练的人们不在晨练，却围在一起不知说什么，我有意放慢脚步，发现人们正围住一个测字的老者，此老者不测别的，专测股票。
　　有的人高声问：“依看深发展如何？”
　　老者摇摇头：“此支股票龙头被打，龙尾被烧，近三、二年内不会再动，但可长期持有，不必清仓。”
　　又有人问：“依看个股市啥时候能够再启动？”
　　老者沉思半天。
　　“这次股市上升空间有限，上升势头受挫，除非国家有意拉动，否则两年内不会有利好消息。”
　　众人一片叹息，老者却把头上的遮阳帽摘了下来：“我是以测字为生的，各位如果还满意，就请随便给几个米钱，家里已是没米下锅了。”
　　见老者要钱，众人一哄而散，只有那个问深发展的走势的中年男人拿出了10元钱放在老者的帽子里：“侬是高人呵，怎么会落得这样？”
　　老者平静的摇摇头说了声“谢谢”。
　　中年人走了，老者身边寂静起来，我看他拿出一块写着“测字”的纸板放在旁边，又掏出一枝烟来却不点上，只在嘴边吸了又吸。
　　我走了过去，故意拿起纸板来看了看。
　　“老先生，测字吗？”
　　老者有些紧张，看了看旁边没有人，才压低声音对我说：“你想测什么字？”
　　我说：“你只测股票吗？”
　　“当然，别的字也可以，但不敢保证百分之百的准。”
　　“测股票准吗？”
　　“那得看你测那一只股了？”
　　“我想测一下长虹的走势，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涨起来？”
　　老者闭目沉思了一下，
　　“长虹现在走势不定，是因为整个大盘无力拉动，没有成交量便没有整幅上升的可能，所以，这支股票只能暂时待股观望，不可轻举妄动，一旦大盘走势转强，此股必涨无疑，如果小姐你有闲余资金，此时倒可以持股进仓，到时候一定可获利不菲。”
　　我听老者说得头头是道，故意引他：
　　“老先生，我听你对股市颇有研究，为什么不投身股海，赚它个几百万。”
　　“赚它个几百万？”
　　老者听我这样一说，竟苦笑起来，脸上的肌肉不断抽搐：“小姐，我不想再说这个话题，你付钱吧，如果你满意的话。”
　　我拿出10元钱，“这些可不可以？”
　　“谢谢你，再见。”
　　老者说着小心翼翼把钱放进口袋，“我要先去买米。”
　　“老先生，听说上海股市有个杨百万，你知道他现在哪儿吗？”
　　一听我问杨百万，老先生原本想走的脚步停住了：“杨百万？唉，他比我还好一点，至少还有座房子。”
　　“噢，老先生，这么说你们认识，那你肯定也是在股市上搏杀过的是吗？”
　　“唉，我岂止是博杀过，我是连性命都投进去的人呵。”
　　老者说着一屁股坐在了长椅上，仿佛再也起不来似的沉重。
　　我知道我的引子奏效了。
　　“你要是想找杨百万，还不如找我聊聊，我比杨百万早投身股市一年多，你想想我的身家会比他小吗？”
　　可是，可是如今我连一片屋顶都没有呵，这测字不过是我用来讨饭吃的手段，我现在同街上的乞丐没什么两样，唉，这就叫搏一场，死一回呵。
　　我原先是在苏北乡下承包鱼塘的，干了两三年，积累了二十几万的资金，我就想到上海来发展。
　　可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项民我想买房子算了，反正投资房地产也会增值。正在看房子的时候，股市火爆起来，上海人炒股几乎炒疯了，每天都有发了财的人在锦江饭店请客。
　　我们同乡也在这时一下子赚到了十几万，他乐陶陶地来找我喝酒，并竭力劝我投资股市，并担保我进大户室，他说：“股票赚起钱来比弄鱼塘好多了，又惬意又轻松，而且，来的还快。”
　　我当时对股市一窍不通，只看到人家赚钱眼睛有些红，听同乡这一说就更沉不住气了。回家也没有给女人商量，我带着二十万现金便杀进了股市。
　　那时候股市简直是发神经，只只股票赚钱，我买的飞乐音响：东方明珠等股票每天涨停板，一直涨了一个多星期，我发财了，二十几万一下子翻跟头变成五十多万，我在锦江请客，一包就是整个大厅。
　　我那会儿在大户室，杨百万就在我隔壁，好多散户都跟着他走，我还挺不服气，我寻思我对股票根本就不懂，只看那个涨就买那个，也照样赚钱，这杨百万有什么稀奇。
　　看到我赚了大钱，我们村里的人派了代表把全村人凑的30万给了我，让我替他们炒股票，我当时昏了头，根本没有想到要冒什么风险，只晓得投进去就赚钱。
　　我的运道蛮好，虽然什么也不懂，资金投进去，倒也赚了100多万，我把消息告诉了村里的人，他们敲锣打鼓地给我的屋里送了块匾，我当时特别得意。
　　这时我住进了静安宾馆，每天600多元钱加15％的房钱根本就是小意思，我也开始玩女人，中国的、外国的一律照收不误。
　　为了显阔气，我曾经在一家夜总会出5万元钱送给一个歌星一个大花篮，当然，那个歌星晚上陪我睡了一夜。
　　我在外面找女人让我屋里的知道了，她带着孩子来上海找我又哭又闹，我一心烦“离婚”，她也不甘示弱离就离，拿30万抚养费。
　　就这样我拿了30万抚养费，离掉了结发的妻子，也失去了两个儿子，他们恨也恨死了我，从来不要见我。
　　可是，那时我有钱呵，每天有一大帮女人围着我转，我根本不再乎有没有家，我想只要有钱一切都会有。
　　股市一直火爆，我的钱在里面翻着筋斗，我认为下半辈子再也花不了了，我花起钱来大方的让人吃惊。
　　这时有一个女人爱上了我，说要跟我结婚，她比我小24岁，是个没有职业的女人，我当时已经56岁，可是我觉得她又年轻又漂亮又时髦，是典型的上海女人，当时苏北人根本就不可能娶到上海女人，因为，她们都看不起苏北人。
　　现在倒过来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钱，可我顾不了考虑那么多，我也想在上海买房子安家，有一个真正是我女人的女人。
　　我们花了50多万买了三房两厅的商品房，在贵族花园里面，又花了30多万装修，一切都要她满意。
　　婚礼是在希尔顿大酒店举行的，虽然同乡并不赞成我找个如此年轻的女人做新娘，可看到她真的很漂亮也就不再说什么。
　　唯一的不足就是我的前妻带着两个儿子把我在饭店外面停着的车给砸了，这使新妻特别不高兴，骂了我一夜，我第二天就买了辆桑塔那送给她做为道歉的礼物。
　　娶了她开始我还真是享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可由于我应酬多，又爱摆阔气，她常常骂我是“苏北人”，“十三点”，我就不太高兴，有一次还动手打了她，结果第二天又花了二万元买的钻石项链去赔礼道歉。
　　后来，她又给我生了一个儿子，我再也不舍得冲她发脾气，俗话说老来得子分外娇，我知道前妻生的儿子我是再也没有资格做他们的父亲，因此，我特别疼这个小儿子，雇了两个保姆照顾他。
　　我后来的女人生了儿子后，脾气变得更大，而且对我也少了体贴，每天把孩子扔给保姆，她就逛街，喝茶，搓麻将。
　　有时候搓麻将整夜的不回家，我开着车去接她也不出来。我就在车里等，直等的睡着了。
　　这时候我开始想我的前妻，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可她是那么的贤慧，温柔，对我体贴，对这个家更是尽心尽力，我包鱼塘时，常常半夜要出去捕捞，然后天亮之前送到市场，她总是跟在我身边，无论多晚不说一个“苦”字。
　　这样的女人让我给离掉了，我真是后悔，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也无法说这个“悔”字，只好将就着过下去，还好，我的小儿子还是我的全部寄托，至于他妈妈我管不了，也就由她去了。
　　我的股票生意一直还算不错，我在赚钱，也在替大家赚钱，我在股市这么久。总算也明白了点什么，做起来也不是那么毛手毛脚的了。
　　可是，这个东西最讲究运道，人算不如天算，股市火了两年，走到97年突然不行了，所有的股票跌成一条直线，跌得那个惨呵，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几百万的家底在一夜间赔光，听说杨百万也赔的差不多了，我更是不敢清自己的仓底。
　　村里的人闻讯赶来，纷纷让我清仓割肉，我本来还想持股观望，可是，这些有的把棺材本都放在我手里的村里人就是不答应，一定要我兑现金还他们的钱。
　　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傻事，以为上百万的资金好掌握，到头来一出事把自己先赔进去。
　　可是我不能对不起村里的人，无论如何我要把他们的钱先还上，我看不得他们大人哭，孩子叫的惨样。
　　可我的后妻说，股市有风险，这个谁都晓得，他们这些苏北人不能赚钱时开心，赔钱时哭着喊着要我们的赔。
　　因为后妻又骂我们苏北人，我冲动之下打了她，她扔下了才二岁的儿子跑了，再也没回来。
　　我卖了房子又卖了一部车子，凑了全家的钱，才算把本金换给了村里人，这时我股票帐户里上只剩下了几百元钱，我退出了大户室，连散户的资格也没有了。
　　不久，前妻来了，她带来了30万的支票，想帮我再买幢房子，“至少，你得有睡觉的地方，”她擦着眼泪水说。
　　我拒绝了她，我说，“那笔钱是留给两个儿子的，我不会再动，我请她不要再来找我了，只当我死了。”
　　这边的事情还没处理完，那边的法院又通知我，后妻已经起诉，要跟我离婚，要我付她青春损失费20万元。
　　这时我已经分文没有，除了身上穿的皮尔·卡丹西装还值点钱，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知道后妻是不想把那辆桑塔那交给我，她也知道我已经没什么钱了，所以，她只要区区20万。
　　我们在法庭上见面了，她抱过儿子亲了亲，然后又还给我说：“跟你结婚我是最大的失误。”
　　我说：“认识你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
　　儿子判给了我，车子判了她，这段因为金钱的魅力而结合的婚姻也因为金钱的失去而解体了，对此，我毫不后悔，只是心疼儿子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在身边。
　　离婚以后我带着两岁的儿子借住在朋友的石库门房子中无以为生。
　　想找地方打工，人家一看我这个年纪根本都不给我机会，有的公司倒是需要守夜人，可我又带着个小孩子，那一段时间我靠朋友的接济才能勉强吃上饭。
　　村里我是没法再回去了，我那两个儿子早已经扬言，要看看我这个当代陈士美的下场，而且，赚钱的时候我是村里人请都请不到的财神，而当我赔的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成了人人怕登门的瘟神，这种大起大落让我体会了人情的炎凉，我是饿死也不会再回苏北乡下去了。
　　可是我跟儿子两个人总要吃饭呵，而且，孩子稍大一点要送学校读书，没有钱什么也不要想。
　　有一天我在街上买了一本测字的书，回来一看蛮有趣，虽说这出来给人测字赚几个钱花花，同乞讨没什么两样，可总比站在街上向人伸手要钱体面些。
　　我在家里把那本书背了个滚爪烂熟，然后，每天早晨到复兴公园来揽生意，这里晨练的大多数是些老头老太，他们有时候挺迷信这种把戏的。
　　我也不多要，测一次十元钱，要是测着了喜事，主顾开心的话再加五十元，这样一天怎么也赚个几十元钱，我跟儿子的米钱先是有着落了。
　　时间一长，许多人都认识我了，我一不出现大家还觉得很奇怪，有的人还到我住的弄堂去打听我，结果，邻居们有知道我的底细的便道出我曾经在股市上与杨百万齐名的过去。
　　这时有人知道了我的名字朱津宁，便想起当时上海股市的确曾有外号叫个朱百万的家伙是苏北人，靠养鱼起家的。
　　我再到复兴公园里来测字，许多人就不再问别的事，他们句句都是股票，开始我对这个话题讨厌死了，提起股票我便心惊肉跳，想要大哭一场，可后来我发现这些人都挺崇拜我，都希望听听我对股市的看法。
　　我就对自己说，也许这就是老天的安排，天不绝我，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又给我指一条生路。可是我不能胡说一气误导股民，践踏他们对我的信任。
　　在股市中搏杀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要看看指导炒股的书，现在我每天都要听股评，看指导书，真正的研究开了股票。现在我对股票的认识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
　　经过研究我回答股民的问题已经是头头是道，分析的他们心服口服，每天还有人听说我在这儿讲解股市，大老远从浦东赶过来的股民，上海的股民真正的被股市耍了一个大跟头的，所以，他们特别的关注。
　　这样我的收入有了保障，除了警察不时的找点麻烦，基本上这里已成为我一个固定的点儿，连冬天也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
　　有的人给我建议以我曾经是“朱百万”的身家，募集股资重投股海，相信也会有很多追随者，可是我已经无此力气再去拼杀，更何况我还有个小儿子的牵挂，我一个人倒无所谓，拼到哪儿就算哪儿，可万一我出了什么意外，儿子没人照顾呵，我当时被逼债没有想到跳楼，就是因为可怜这个没妈的孩子。
　　去年有个股民给我联系好了场地，让我去讲课，我也拒绝了。我说：
　　“讲课我没有资格，对出头露面我也不感兴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朱津宁也不是没有风光过，对我来说，如今，平安就是福呵。”
　　人总是要经历过才知道酸甜苦辣，对我一个农民来说经历了这样的大起大落也算是物有所值了，上海还算不错，仍然给了我一条生路，虽说是不大体面，但总也是自食其力吧，比起那些跳楼的来我还算走运。
　　为了让那些股民有危机感，我的回答总是有所保留，我不想人们还总是以为进入股市就会赚大钱，我总是告诫股民要以平常心去入市别指望一下子发大财，那种一夜成为暴发户的情景不太可能会重演，因为那是股市不成熟的现象之一。
　　随着股市的越来越成熟，股民的心理素质也应该是越来越强，只有这样才会有健康的股市。现在的股民是比以前我们那时候好多了，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很冷静的去学会分析和操作股票。
　　我想如果说有牺牲品，那么我们这一波人算是首当其冲了，像当时的那些大户现在没剩下几个，不是倾家荡产，便是激流勇退，要不就是隐居起来，最差的大概就是我朱津宁了，天天跑到这儿为几斗米折腰，不过，我倒是挺喜欢这样，和大家一聊时间过得很快，省得自己一个人呆着发闷。
　　好了，我要去幼儿园接儿子去了，对不起小姐，跟你聊了这么一会儿，耽误你的时间了，不过，有什么股票的事情尽管可以来问我，熟了我可以打8折。
　　如果你还想找杨百万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住，但我听说他已隐居起来，不大喜欢见客。
　　我跟他不一样，本来就是农民，吃苦受累惯了，能做得百万富翁，也能做得测字先生，这也没什么不好，除了伸手要钱时，有些人不太情愿，可这只能怨上海人大小气，但有那么几个心甘情愿掏钱的，我就足够吃喝的了，别的以后再说，先这样混着吧。
　　采访者思绪：
　　随着话音远去，这位测字的朱津宁先生也摇摇晃晃地离去，满头白发又没剩几颗牙齿的他说是到幼儿园接三岁的儿子，让人感觉莫名的滋味。
　　也许只有这个在那种狂热的金钱支配下产生的婚姻中诞生的孩子，对他来说才是历尽沧桑后的唯一安慰，也是他丧失百万身家后勇于在这里做测字先生，向人们伸出乞讨的手的唯一动力。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真是无奇不有，每一场风暴后面都有无数遭劫的生命，股海弄舟也不例外，尤其是中国的股市，边摸索边实践中已有大多的人全军覆没，一蹶不振，甚至成了冤魂，这一切都源于人们对金钱的欲望。
　　偶遇的这位测字先生能够从这种绝境走出并且还能面对股市侃侃而谈，真也是可谓处变不惊，坦白他讲他其实是真正的生活所迫。
　　从那样的高度摔下来，能够保全身家性命想来已非易事，而养家糊口对他又是当务之急，还好他本质尚好，良心还在，没有因此巨变而产生心态的扭曲。
　　他能够坦言股市各种汹波涌浪，并告诫股民以平常心入市，就已经说明他对此次打击刻骨铭心，并绝不会再股海泛舟。
　　教训也好，经历也好，这位朱百万有今天的选择当属不易，人难的是适应落差，但显然对这种安排他已坦然受之，并乐得自在，这位测字先生又给我上了一课，穷也罢，富也罢，好好活着就是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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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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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的冬天，在山东某市发生了一起少年犯罪，三天之内三辆出租车被劫，受害者都是女出租车司机。她们或被抢或被好，受到极大伤害，事隔一周案子被破，这伙犯罪分子来自一个少年丐帮，为首的任建新只有十三岁，东北沈阳人。
　　　　　　　　　　　　　　　　——从丐帮到专抢出租车的少年犯罪团伙。

　　我听说这个案子是因为一个关于失足少年的调查。在调查中我发现了这篇题为（花季？泥沼？）的报道，它记载了1998年的冬天，在山东省某市发生的几起出租车抢劫案。
　　这几起案件都在三天之内发生，劫的都是女出租车司机，她们有的财物被抢，有的被拖到玉米地强奸，有的在车被抢后推开车门死里逃生。
　　令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这件案子被破得如此之快是因为受害者家属在街上发现了自己被抢的“面的”正在大模大样地载客。
　　这一举动报告给警方后，警方迅速采取行动，抓获正在载客的面的“司机”。
　　结果这是个只有十三岁的少年，并且没有驾照，几经审讯，他说自己叫任建新，东北沈阳人，因父母离异，到山东投奔姨家，与姨夫不和吵架后离家出走已经一年多。
　　十二岁的任建新长得比较高大，看上去象十六、八岁。可三天连续三起案件，受害者报案时都称是几个男孩一起劫车。
　　看来任建新隐瞒了什么，警方再次提审，任建新终于承认他们是团伙作案，并且，说出了某一录像厅是他们团伙晚上活动的地方，果然，另外几个犯罪少年在这里被一网打尽。
　　他们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只有八岁，来自东北和山东的居多，共有六个人，都是长期在街上流浪的乞儿。
　　他们对抢劫出租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承认抢劫所得都已挥霍。但是也一致举证，任建新是这几起抢劫案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他们交待了推举任建新为他们这个“丐帮帮主”的过程，并说这些都是受了录像的影响，模仿录像中的好多内容，包括抢劫计划的实施。
　　面对他们的交待，警方有些震惊，这起犯罪是在他们有计划有预谋有安排的情况下实施的。可是这些犯罪分子还仅仅是处在花季的年龄。
　　面对这份纪实报告，正在做乞丐调查和失足少年调查的我也有些不能平静。
　　在那些沿街乞讨的乞丐当中有不少是应该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可是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推上街头，从小便生活在失衡的世界里，不被黑暗吞没也难免受到污染，他们当中走向犯罪的已不在少数。
　　因此事实证明，乞丐这个群体已成为犯罪的温床。尤其是涉世不深的孩子，一旦陷入这个泥沼便难自拨，结果只能是毁掉了自己。
　　在山东的一家劳教所，我见到了被劳教三年的任建新，他长得又高又壮，像个成年人，只有那不时流露稚气的眼睛让人相信他才只有十四岁。这是1999年1月，他服刑还不到半年。
　　“你来服刑后，你父母来看过你吗？”
　　我想先从这个话题开始。
　　“没有，连我姨也没来过，他们都当我已经死了。”
　　“那他们不来看你，你感觉伤心吗？”
　　“刚开始还有点伤心，可后来就好了，我想他们都不想再见我，我还想他们干啥，反正我一个人也呆惯了，以后出去了，我也不会再去找他们，只当他们没有我这个孩子。”
　　“可是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要成立什么丐帮，而且，你还当了帮主？”
　　“这个，我当时是受了录像的影响，我看到录像中那些丐帮帮主又潇洒又神气，还可以任意打入骂人，又有钱花，我就想收罗一批跟我差不多的小乞丐，把他们组织起来在我身边，我让他们干啥就得于啥，不干的我就揍他们。”
　　“讲讲你为什么从东北到山东来的？”
　　“我八岁的时候，我爸同我妈离婚了，我爸是开出租车的，整天不是出车，就是喝酒，要不就整宿的打麻将，弄得家里乌烟瘴气的，我妈受不了，说几句，我爸就动手打人，打得我妈住了好几次院，后来，他们就离了，我跟了我妈。
　　刚开始还好，我妈跟我一块过日子，她也很疼我。可是，后来我妈下岗了，每月发很少的工资，根本养活不了我，我妈就找了一个男朋友，后来，人家要跟她结婚，但是，那个男的不喜欢我，一定要我妈把我送到姥姥家去。
　　我到姥姥家以后，妈妈就结婚了，我去看她，她总是塞给我几块钱就赶紧让我走，说那个男的看到我会对她发脾气。
　　我当时特别伤心，姥姥家很穷，只靠姥爷的退休工资过日子，我上学的开销也挺大，时间一长姥姥不耐烦，让我去找我爸爸要抚养费。
　　当初我爸同我妈离婚时，说好每个月付给我妈100元钱抚养费，可我们只拿了第一个月的100元钱，以后就再也没拿。
　　我去找我爸，他正同一个女人在一起，也特别不耐烦的赶我走，说他没钱。
　　这样我在姥姥家好歹呆到小学毕业，升初中时姥姥说把你送到山东你姨家去吧，姥姥实在供不起一个中学生。
　　我姨家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上大学，家里挺清静，我听说山东的生活也比东北好，想想在东北父母都嫌我是累赘，我就答应到姨家上中学。
　　刚到山东还不错，姨对我挺好，姨夫虽说不太爱说话但也没表示出不高兴。
　　我进了一所中学念初中，但因为以前的底子差，因此，我有些跟不上，而学校里老师又不太管学生，有时候我逃课好几天都没有人来问我，我的胆子就大了起来，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下来，我几乎门门功课不及格，姨夫很生气，觉得我不争气。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读大学，他认为自己的教育方法是很成功的，所以，他要用这种方法来教育我。
　　可是我当时逆反心理特别强，你越要求我好好学习，我就越不好好学，而且，我觉得亲生父母都不管我，姨和姨夫凭什么来管我，就这样他们说话我根本不听，成绩上不去，我索性不上学了，为了这，姨夫打了我，我也把老头的手腕弄骨折了，一害怕我就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姨家，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过我。
　　跑到大街上，最初我还挺自在，觉得终于不用再上学了，不用再去做那些没完没了的功课，听姨夫的唠叨。
　　可是肚子饿的时候我就傻了眼了，我身上一分钱没有，手腕上倒有一块姨夫送我的电子表，我当时特别生姨夫的气，就把这块表给卖了，卖了5元钱，我吃了两天，后来，没办法我就蹲在地上做了乞丐，每天要个块儿八毛的买个火烧吃。
　　不久，我就结识了从东北锦州过来的六子，他也是因为父母离婚把他当包袱甩来甩去，他受不了跑出来的孩子，他当时是十五岁，比我大一岁，但是，他听说我又会开车又会飞镖。他特佩服我，管我叫哥。
　　有了伴儿我的胆子就大了，有时候白天要不着钱，我就同他溜进录像厅捡烟头，然后卖给那些老乞丐，在录像厅里我开了眼界，那些打打杀杀的场面让我很钦佩。
　　这以后我又陆续认识了后面的几个孩子，他们大多是从山东的县里跑出来的，有的是从东北过来的，最小的那个才八岁，已经在街上流浪了两年，比我的资格还老。
　　我们这些小乞丐凑到了一快儿倒是挺开心，每天大家有钱一起分享，没钱一起饿肚子，有时候还合伙偷点东西卖钱，甚至到附近学校里找小学生“要钱”，反正只要能弄到钱的事儿是一合计就成。
　　在这里边我懂得比较多，人也长得高大，所以，他们都听我的。后来，我们有了点钱，便天天晚上花5角钱买张票，在录像厅里过夜，那时候，录像厅里所有的片子我们都背得下来，慢慢那种黑社会老大的形象让我羡慕起来，我想我也应该象录像片上那样把他们组织起来干点大事儿，然后，有了钱大家一起享受。
　　就这样，有一天晚上我建议我们也成立“丐帮”，推举一个帮主，然后做几件大事让人们知道我们这些孩子的厉害。
　　不用说他们都非常赞成我的建议，而且，“帮主”非我莫属，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筹划一个大的行动。
　　终于有一天我想出了抢劫出租车的主意，因为我们这帮人都是些不大点儿的孩子，我想男的出租车车司机肯定弄不了，女的胆小又听话，我们就专门抢女出租车司机。
　　我当时想得特别简单，就是想抢点钱，然后弄辆车开着玩玩，还可以挣钱。因为从小我爸就教我开车，可以说我刚会走路就在摆弄方向盘了。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我特意带了六子几个人去勘察地形，找了一个城郊结合部的立交桥下做为抢劫的地点。因为那旁边有大片的玉米地，可以藏人。
　　然后，有一天晚上九点多，我和六子，小三子三个人打一了一辆“面的”，说是到郊区镇上去，开始那女出租车司机嫌太晚了不想去，我说不用打表了，给你三百元钱跑一趟。
　　那女司机一听三百元钱跑一趟，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等汽车跑到这座立交桥下，我们几个人就动手了，把女司机劫到了玉米地里，六子还学着录像片里的绑匪强奸了她，我只抢了100多元钱，开着车就跑了。
　　第二天，他们几个都要我开着车带他们出去兜风，我开着车拉着他们跑到了郊外，他们个个对我佩服的不得了，一定要我教他们学开车，然后，准备再抢几辆出租车。
　　可是，这一次好景不长，六子等开车时把车一下子撞在了一棵树上，车头全瘪了进去，基本上报废了，还好人只撞破了头。我特别生气，骂了他们一顿儿，也想再抢一辆出租车。
　　我们当时很无知，觉着抢辆出租车这么容易，于是，第二次抢车在第二天晚上就进行了。这一次我们抢了一辆夏利并且抢到了200元现金，女出租车司机也被我们打伤了。
　　这辆夏利我们打算卖掉，可是我把车牌给卸了下来，我想再抢辆面的就用夏利的车牌，这样我就可以在街上拉客了。
　　第三天晚上，我们又抢了一辆面的，那个女出租车司机非常厉害，人高马大的挺难弄；我们差点把她弄死，可我想要出人命，我就没命了，所以，让他们一定不要弄出人命。后来，那个女出租车司机真的很厉害，趁我们不注意，她自己从车的后面溜了出去，逃掉了。
　　就这样我们三天作了三起抢劫案，根本没想到会被公安局抓到。
　　而且，两天后我忍不住手痒，便开车上街拉客。结果，很快便被受害者家属认出车来，尽管我换了车牌。
　　我出事后，我那几个小兄弟被我供了出来，他们是在那家我们过夜的录像厅被全部抓到的。
　　我知道他们会很恨我，可我没有办法，在我做这些事时，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我只是觉得很好玩，很刺激，很风光。
　　当时他们推举我为“丐帮”帮主，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大人，是说什么算什么的大人物，我很骄傲，也很想让我姨父知道一下我的威风。
　　他整天骂我不好好读书没出息，可我觉得我挺有出息，手下有这么多人听我的。而且，赚了钱要让我先花，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看谁不顺眼，他们就替我去整治谁，我把这个看成了是我的出息。
　　现在我才明白我是走了邪道，可是，后悔也已经晚了，我们这帮人最少的也判了两年劳教，因为不够判刑的年龄，可能要是够了年龄判刑却会判得很重，我是真的后悔了。
　　但是，我又在想又在恨我的父母，要是他们不这么狠心对我不管不问，我也许就到不了这一步，我也想我上中学的学校，老师对逃课的学生也是不管不问，正是因为这些放纵才使我一次次的胆子大起来，觉着根本没有人可以管得了我。
　　跟我一起的男孩，大多数是这种情况，家庭破碎，逃学，离家出走，沿街乞讨到加入丐帮他们几乎都是这样，一步步迈向犯罪，我看的大清楚了。阿姨，你要是能把这些写下来的话，我就太感谢你了。
　　我不愿再有象我这样的孩子再走上这条路，我才只有十四岁，可我已是一个少年犯，我现在已经不愿意离开劳教所，因为我觉得走上社会也没有人需要我，我不知道该怎么生话。
　　三年以后，我只有十七岁，生活对我这个年龄来说才刚刚开始，你说我该怎么走这条路？”
　　　　/采访者思绪：
　　冬日的阳光阴沉沉的照了几丝在任建新的脸上，使这个少年的脸看上去闪闪烁烁的，有些晶莹的东西，我知道他在流泪。
　　无论是伤心的泪还是埋怨的泪，我知道那都是他年轻的忏悔。
　　这个刚刚只有十四岁的少年要在大墙里边渡过三年的光荫，可将来怎么办已经在困扰着他恢复了自尊的心灵。
　　是呀，该去埋怨谁呢，每个人都有一份说不出的委屈，每个人都想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可丧生了责任感就要品尝苦果。这已太清楚不过。
　　我无法理解任建新的家人，怎么会得任自己的亲生骨肉内在外面流离失所不管不问，我不想知道他们现在是否幸福，可是毁了一个年轻的生命换来的幸福能够有多沉重。
　　实际上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无能为力，任建新的“丐帮”被一网打尽，可还有多少个类似的丐帮在兴风作浪，录像厅里的血腥场面在继续，街上流浪的乞儿在增多，这一切构成了社会低层的世态百相。
　　说“救救孩子”有些老生常谈，可是人们呀，在你们追求自由幸福的时候，真的要多替孩子想想，他们幼小的心灵是沃土，种下松苗，会长成栋梁之材，种下罂栗只会开出罪恶的花。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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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中他会飞檐走壁，家财万贯，可实际生活中的他不过是个沿街乞讨的瘸子，可是，咬人的狗从来不叫，这个瘸子乞丐也非同小可，他是真正的丐帮帮主，并且，统领南北两大丐帮，不过，最后法网恢恢，他也无法享用自己的万贯家财。
　　　　　　　　　　　　　　　　——从沿街乞讨到扒窃高人的南北丐帮帮王

　　在见到李辛之前，我有些不安，毕竟是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见一个即将失去丈夫的女人，我有些不知该用何种态度面对她。
　　她的丈夫刚刚被公安局判处死刑，罪名是铁路沿线特大扒窃团伙首犯。她是来为自己的丈夫上诉的。
　　早就听说有这么个瘸子乞丐神通广大，可当听说他是一个庞大的专在铁路沿线进行扒窃的团伙首犯时，我有些震惊，何时才能断绝这些丐帮团伙的罪恶之果。
　　这些无法无天的丐帮，这些为所欲为的丐帮，这些在白天的阳光下楚楚可怜，到了夜晚却摇身一变穷凶极恶的乞丐团伙，该怎样掀开你们的面纱？
　　我的一个律师朋友，接受了李辛的委托，准备为这个死刑犯辩护。
　　在一次面谈中，我借机接触到了李辛，这个瘸子帮主的第三任夫人。
　　令我惊讶的是她的年轻和镇静，她居然一滴眼泪也没有，全然不象在为即将死去的丈夫奔波。她的确挺漂亮，脸上化着淡淡的妆，一副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好好活下去的状态，这倒让我最初的不安消失殆尽。
　　她时而对律师悄悄的说着什么，时而沉默的听律师讲，表现的非常平静。
　　因为事先跟朋友打过招呼，朋友借口到隔壁去看卷宗给我留出了机会。
　　我没有对她说过什么，但她显然把我当成了律师的助手，女人之间总是容易沟通一些。当我关切的对她说，这件案子没有十足的把握时，她点上了一枝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这也是尽责任，至于结果怎么样，我也清楚的很，他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这种时候谁也救不了他，我相信他自己也明白，所以，我知道即使是无效的努力，他也不会怪我的，他已经托人递给我话了。”
　　“可你还这么年轻？”
　　我？无所谓，我可不是什么贞节烈妇，要为谁守一辈子，这是各人的命，谁也做不了主。
　　再说他对我来说一直就象影子，说来来了，说走也从不打招呼，这样的男人有没有都是一样的。
　　我嫁给他的时候才20岁，可现在我们的儿子都8岁了，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没有超过两年。
　　他整天神秘的飞东飞西，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每次问他，他就说在做大生意，要我别多问。
　　他的腿脚不利索，到哪儿都得坐轮椅，所以，他身边从来没少于四个以下的人伺候他，除了在床上，他的一切都不用我操心，所以，我这个媳妇对他来也说是摆设。
　　当然，我给他生了儿子，他高兴的不得了，因为他的两个前妻生的都是女儿，这次他被抓就是因为儿子过八岁的生日，打电话让他回来，可是，一进家门就被抓了。
　　公安早已经守了我们家门口几个月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家电话也给窃听了，这我也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丐帮，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又到铁路上去扒窃，而且，搞的都是国家的物资，这不是明摆着往死里折腾吗？
　　其实，他这人从小就很苦，三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残了，可家里孩子多，养不过来，便把他扔给了一个到处摆鞋摊的老头。
　　这钉鞋的老头把一手钉鞋的手艺传给了他，也带着他天南海北的转，说起来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原籍是哪儿，只知道那老头临死前告诉他，他们是从浙江出来的。
　　他十二岁的时候，老头死了，剩下了他一个人，开始给人钉鞋还有饭吃，可后来他得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他把鞋摊卖给了别人，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什么也没有了。
　　不知道家在哪里，不知道还有不有亲人，他一个人在街上流浪，开始沿街乞讨，那时候人还不懂得要钱，讨得米吃米，讨得汤喝汤，可是，他却一直是向行人讨钱，他知道只有钱才能保护自己。
　　由于从小就在街上混，他的腿虽然有一条是残的，但是他特别能管闭事，性子又倔，许多人打不过他，便跟他成了朋友，这样他在乞丐当中名气越来越大。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当上什么帮主的，因为我是在江苏的宾馆里见到他的。
　　那会儿他好象已经很有钱了，虽然坐着轮椅出出进进，但是西装领带他打扮的特潇洒。
　　他在我们宾馆里住了一个星期，我每天给他清扫客房，有一天，他递给一个大信封，说是谢谢我这么勤快。
　　我打开一看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么多的钱，我吓坏了，忙还给他，说我们服务员不准收客人的礼物。
　　他笑了，然后说：“那我请你下班后过来聊聊天总可以吧，这就算是我给你的酬劳吧”。
　　我当时刚20岁，心里也特别单纯，在宾馆里下班后也没地方可去，找个人聊天也是个消遣，所以，我就答应了他，也收下了那笔钱。
　　他人真的不错，也很大方，不过就是年龄大了点，看上去有50多岁吧，但是，他知道的特别多，也很能吹牛，天南海北的把从没有走出县城的我都给说转了。
　　他说下一站要到上海去，问我如果想去玩玩，可以跟他一起去，我当时就是想玩，也想出去见见世面，又觉着他那么一个瘸子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当场就表示想到上海去玩。
　　就这样我说要跟宾馆经理请假，可他说请什么假，几天就回来了，大不了再找份工作。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特别崇拜他，我以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老板，他的派头也真的是挺大，出来进去都有三四个人围着转，跟他在一起我觉着挺自在，也就特别听他的话。
　　当时我们是坐火车到的上海，长到这么大我是第一次坐火车，我特别兴奋，到处乱跑，但是，我看他们倒是钻到软卧车厢里不知道嘀咕什么。
　　从上海又到深圳，济南，我跟着他们转了一个大圈儿，等回到江苏已是一个月以后了，我被宾馆开除了。
　　回到家里，父母也骂我不懂事，跟着个陌生人到处乱跑，还把工作给丢了。
　　我在家里一呆就是半年多，哪里也没去，也没有找到工作，可正在这是，他竟找到我的家里来了，给我父母买了很多贵重的礼品，说是来看看我。
　　我当时特别惊讶，也心想他真是神通广大，县城不大可也是几万户人家，他怎么会一下子找到我们家。
　　他问我愿不愿意到深圳工作，因为他的公司在那儿设了办事处，我父母虽然不大同意，但是，我很愿意去，并且，我已经在家闲了半年多，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
　　就这样我跟他来到了深圳，那套房子倒是很漂亮，可根本就不是什么办事处，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这时才说：“你在宾馆里做服务员的温柔、细心，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喜欢你，他要我跟他在一起生活。”
　　我当时特别恼火，要他赶快送我回家去，我说：“你年龄这么大，怎么可能要我嫁给你。”
　　他答应了第二天送我回去，可是当天晚上我们在一起闲聊，他说起自己从小的那些遭遇和曾经在街上做乞丐的经历时，我一下子被他说的那些悲惨经历给打动了，我觉得他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
　　我知道我对他的感情是先从同情开始的。
　　第二天我不再提走的事儿，他也没有提，很高兴的带我去买了很多衣服和首饰，我想他这么有钱年龄大点就大点吧，反正他对我好就成。
　　就这样我们就在一起生活了。可是，直到我的孩子快出世，我都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生意，他也不让问，有时候，家里会来很多人，都鬼鬼祟祟的不象正经人。
　　这时我隐隐约约知道他是什么丐帮的头头，因为，我发现来的人都特别尊重他，而且，无论年龄多大的都叫我嫂子，我觉得挺不好意思。
　　这时我快生了，他找了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女人来深圳照顾我，不久，又让我们搬到沈阳，后来又搬到了济南，那几个月中，我老搬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没有回家过，有时想想我就害怕的哭。
　　可那个照顾我的女人好象对这一切都很熟悉，她不多说话，但为我做很多事，我想跟她聊会儿她却总板着面孔。
　　后来，他回来了，他跟那个女人在走廊上就吵了起来，我才知道这个女人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而且，他们还没有离婚。
　　我当时无知的认为我们只要在一起生活，有了孩子就算结婚了，我根本不知道还要登记办手续，更不知道他还没有离婚。
　　我闹了起来，说什么也要他离婚，否则这孩子我就不要了，他一听我这样说也害怕了，不久，就同他那个妻子离了婚，我们又重新补办了手续，才算正式结婚，结婚不到一周，我便生下了儿子，他高兴极了，在济南请了30桌，他那些天南海北的朋友都来了，我光收贺礼收了几十万，我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都这么有钱。
　　这笔钱我没收起来，我交给了他，因为，我虽然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但是，我很害怕自己参与进去。我宁愿做什么都不知道的家庭妇女，只要有我吃的穿的就够了。
　　而且，我的父母也很清醒，他送的房子和钱我父母从来没有接受过，对我们的结合他们始终是保持沉默，至到我儿子出生他们才打来电话问了一下。
　　多亏了这样，我们全家才没有被牵连进去。他的事出了以后，我家里，父母家里都被抄了家，可是，什么也没抄到，本来嘛，也就是没有什么。
　　我也被隔离审查了四十多天，要我交待他的事，我那时已经半年没有见到过他了，只是有时在家里的送报箱里发现有钱放在那里，也不多，仅仅是生活费而已。
　　要不是警方告诉我他们是在铁路沿线扒窃的团伙，我可能到现在都不会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
　　警方对我说，“你的丈夫是个很有能耐的扒窃高手。”我还不信，我说他那样一个残废人离了轮椅不能走的人怎么可能在火车上扒窃。
　　可警方说，他开始发家就是靠这个，后来他组织了几个这样的团伙，招集了大批的乞丐，这些乞丐都经过专门的训练，而且，分工明确，谁踩点，谁负责传送信息，谁负责接应，都有成文的章程，每次行动前，他们都有很详细的安排，完全是团伙作案。
　　我一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们老要开会开那么长时间，而且不准任何人靠近，搞的那么神秘。
　　我真的挺替他着急的，毕竟当时我是动了感情才嫁给他的，而且，他对我不错，虽说常常不在家，可是回来几天他总是呆在我身边哪里也不去，特意的陪我。
　　有了儿子以后，他特别高兴，总是说要带儿子跟我去照张全家福，留个纪念，到这时我才想起，从认识他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像，他好象从来不肯照像。
　　现在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于的这些偷偷摸摸的勾当见不得人，所以，他从来不敢留下自己的真实面容。
　　他的事情发生以后，有很多人对我说，他在乞丐中间很有名，是领袖式的人物，每年南北八大丐帮开会的时候，都要他亲自出席才能开始。
　　而且，他为人很仗义，帮助过许多人，因此，这些乞丐都服从他，愿意追随他。
　　我当时听了以后特别的不高兴，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丐帮领袖，我想他还是他，一个不怎么愿意着家的男人。他从来不跟我说他是干什么的，这说明他很着重我的感觉，他知道我是不会嫁给一个丐帮帮主的。如果，他真的象人们所传的那样是什么丐帮帮主。
　　这次儿子过八岁的生日，我是很想让他回来看看，因为他已经半年多没回家了。每次都是他打电话给我们，可这次我让儿子给他的助手打了电话，虽说，他没接电话，但我知道他答应回来，肯定会回来的。
　　可是我没想到他这次真的逃不掉了，这都是上天的安排，我无法抱怨什么，只怪他做人做事太过份，撞到公安的枪口上。
　　他已经托人递了封信给我，是别人帮他写的，我知道，他一个字也不会写，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
　　他在信里说，估计这次他难逃此劫，也许也是该他命绝的时候，他这么一个六根不全的人能活到现在已经不错了，所以，他准备认罪伏法，另外，他希望我再找个好男人，无论如何把他的儿子抚养大，那是他在世上唯一的牵挂。他还让我不要为下半辈子发愁，因为他有许多好兄弟，到了时候自然会关照我，最后，他跟我说，请个律师替他上诉，争取最后的机会。
　　看到这封信我哭了，看得出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我也知道他对儿子的牵挂，可谁让他走到了这一步，他的那些弟兄们关的关，抓的抓，有几个能够帮他的，他还在指望着那些弟兄。
　　为了他最后的请求、我还是来找了律师，我想不管结果如何，我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些了。
　　对我的将来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前半辈子跟了这么个人。后半辈子有没有人肯要我也很难讲，但是，我要马上找个工作，要不儿子也养不起呵。
　　我现在最庆幸的就是他没有拉我参与他的那些东西，我知道他是有意这样做的，为了这一点，我还是应该为他跑跑，这种时候，能够帮他的也只有我了。
　　采访者思绪：
　　李辛在谈到丈夫给她的那封信时，终于落下了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让李辛心里特别的难过。
　　可是，法不容情，无论怎样的儿女情长，都不容对法律的践踏，触犯法律便没有什么理由为自己开脱，他们也是一样。
　　又是一个丐帮犯罪团伙猖狂犯罪的故事，又是一个乞丐成为社会毒瘤的实例，这种触目惊心该让人们麻木的神经有点感觉了吧。
　　别小看街头上那些不起眼的乞丐，他们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不是让别人陷进去，便是他们自己陷进去，是他们使城市的夜变的更黑了。
　　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往往是缺乏责任感与良知的群体，为了利益他们可能会干出任何勾当，所以，诸多的犯罪来自于他们，这已经不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过了一段时间，我还没有动笔写此文，我的律师朋友便告诉我，案子没有打赢，李辛的丈夫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已经执行死刑。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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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里拿着从火车站的告示栏上撕下来的寻人启事，告诉我。“这已经是第五张了”。“知道家里人在找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回家？”“我怕我爹会打死我。”
　　　　　　　　　——十五岁少年的告白，“我宁愿在街上流浪，也不愿回家挨打。”

　　耿强是我在济南汽车站等车时碰上的一个小乞讨儿。他个头不高，黑黑的皮肤，黑白分明的眼睛透出机灵劲儿。
　　我正在喝可乐，可他站在旁边看着看着伸出了舌头，我笑了起来，要给他买一瓶，可他说：
　　“阿姨，你给我两块钱吧，我还没吃饭，我祝你好人有好报，万事如意，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日快乐？”
　　我说：“咦，你怎么把生日快乐也说出来了。”
　　他不好意思的说：“说着说着就顺着嘴跑出来了，反正这是成套的。”
　　这个不招人讨厌的小乞讨儿惹起了我的兴趣，大概还有三个小时才会开车，我想正好跟这个孩子聊聊，也好打发时间。
　　我把包背起来，到小摊上给他买了两个面包，一瓶可乐，又回到坐位上。
　　他是真的饿了，我还没有明白怎么一回事，他已经光在喝可乐了，面包早已进到肚子里去了。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他想了想，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纸，那上面写着“寻人启事”。
　　内容是这样的：“耿强，男，15岁，因受老师批评，父亲毒打于3月15日离家出走，至今没有消息，为了寻找儿子，父母均已病到，奶奶住进医院，姑姑也辞掉工作，到处寻找侄儿。为此，姑姑的孩子已退学在家，强强，爹知道错了，爹不该打你，你知道家里的电话（XXXXXX），你为什么不给家里打个电话，你知道家里人都在等你的电话吗？如果你不想回家，你告诉家里打个电话，让我们知道你的消息，好吗？强强！”
　　几张寻人启事在这个叫耿强的男孩手里，哗哗响着，我有些沉不住气，“这是在找你吗”“那当然、我就是叫耿强。”
　　“可是你有15岁吗？”
　　“我们那儿都当虚岁，我应该是十三岁，可是，虚岁是15岁。”
　　“那你为什么不赶快给家里打个电话，你知道家里找不到你该有多着急。”
　　“我就是要止他们着急，再让他们老打我，你看我头上的疤，都是我爹拿板凳砍的，再说了，我这次跑出来，我爹找到我会打死我，上一次，我跑出来没多远就让他给逮回去了，他差点把我的腿打断，这一次，要是再让他逮着，他肯定会打断我的腿的。他说了，断了腿，他养着我”。
　　“可你为什么又去撕这些寻人启事”？
　　“撕着玩玩，我知道他们净在骗人，我才不回去呢，我宁愿在街上流浪，也不愿回去挨打。”
　　在我采访过的许许多多的乞丐中，几乎没有相同的故事这让我一直有兴趣把这个调查继续续做下去，这个小小的耿强怀揣着家里悲痛欲绝的寻人启事，却依然在马路上漂泊，宁愿日复一日的乞讨，也不想走进家人的视线，他到底在恐惧什么？
　　吃饱了喝足了，耿强讲起话来象个特别乖的孩子。
　　我是从山西跑到山东来的，我们那里是出了名的种梨的地方，我们家里也包了两亩梨园，每年能收好多梨。
　　我们那儿的梨不愁卖，每年都有开大车的来收，所以，我村里的人日子都过得不错，我们家也是，可是我爹老是喝酒，喝多了便打人，往死里打。
　　开始是打我娘，后来又打我姐，我姐嫁人了，又瞅上了我，我奶奶几次为让我躲开我爹的板凳都被打的头破血流。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儿，在我们村里男人打女人，当爹的打儿子是好事，说明管的严，所以，打死也没有人来管你。
　　我可让我爹给打怕了，平常有什么事我从来不敢回家说，都是偷偷告诉我娘或者是我奶奶，尤其学校里的事儿，我爹一心想让我考学，可是我的学习一直不好，所以，每次期未考试完了，我就得准备挨一次毒打。
　　时间一长，我也不再乎了，不就是顿打么，咬咬牙就过去了，有时候打完我，他还让我娘跟着罚跪，我恨透了他，有时候，恨不得杀了他。
　　这一次，我们学校植树，我不小心把两棵树苗给弄折了，老师把我爹叫到学校，让他赔钱，我爹赔了50元钱，回来就把我吊在树上，先是用腰带抽，后又把锨把给打断了，后来，还是我奶奶给他跪下了，他才算停了手。
　　但是，他不许我娘把我放下来，就这样把我吊在树上一宿，差点冻死我，这一次，我想我一定得跑了，再不跑我爹肯定会把我打死。
　　第二天，我虽然被放了下来，但是，他还是不让我吃饭，说是要饿饿我，让我知道钱来的不容易。
　　我娘偷偷给我两个馒头，就到梨园去了，我瞅着他们都不注意，便一瘸一拐的跑了。我先是坐公共汽车到了我姑家，跟姑说了学校组织春游，我没带钱。
　　我姑在镇上的医院里干护士，她最疼我，给了我50元钱，还叮嘱我春游完了赶快回家，别自己乱跑丢了。
　　我答应了一声便又跑了，这一跑就跑到了火车站，买了张站台票我就上了火车，也不知道火车是开往哪个方向的。
　　然后，在火车上咣当了一天，到了终点站，我没有办法就下了火车，三混两混出了站，我才知道是到了济南。
　　济南马路上人很多，汽车也很多，我有点害怕，便站在路边不敢动，一直到天快黑了，我才东瞅西摸的想找个地方睡觉。
　　正在这时过来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问我，你是刚来的吧？
　　我很奇怪，以为他在跟别人说话，可是我身边没别人呀，但我真的不认识他。我也不敢吭气，怕他会揍我。
　　可他一下竟招呼过来好几个半大男孩，然后对他们说：“你们看这刚来一个。”
　　我吓坏了，我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干什么呀？”
　　他们咯咯地笑起来，“真是个傻子，就这样还出来混。”
　　我听他们骂我傻子，我也火了，冲他们就是一通脏话，骂的他们也愣了。还是那个刚开始跟我说话的男孩子反应快，他说，“你胆子不小，还敢骂我们。”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嘴巴。
　　这一下把我打晕了，我也豁出去了，我想我爹那么会打人，我也差不了哪儿去，大不了死在这儿算了。
　　这一通乱打，我们几个没成仇人，倒成了朋友，原来都是离家出走的孩子，年龄也都差不大多，只是天南海北的，什么地方的都有。
　　一下火车就有人收留我把我乐坏了，我们五、六个孩子在一起睡在天桥下，白天分头去讨钱，晚上谁钱多谁请吃烤肉串，倒是很开心。
　　这里面刚开始打我嘴巴的那个男孩比我大一岁，他叫振亚，是从内蒙来的，因为没有考上重点高中，他爸爸打他打的很凶，他觉着活着没意思，便去火车道自杀，可火车来了，他又不想死了，便跳上火车，这么着几天几夜到了济南。
　　其实，同我们相比，振亚应该是好学生，背课文背得一流，可是，考试时因为太紧张了，他发挥的不好，落榜了，他在外面已经流浪了大半年了，是我们这一帮里资格最老的小流浪汉。
　　还有那个叫冉冉的男孩，他的老家是广东的，他家里很有钱，他爹是搞装修公司的，可是，他爹娘都爱打麻将，白天黑夜的打，根本就不管他。
　　他为了和他娘养的吧狗抢着吃一块饼干，把他娘最喜欢的狗给砸死了，他怕他爹娘饶不了他，因为那条狗很值钱，便偷了家里1000元钱跑了出来，他也是我们的富翁。
　　还有牛牛，他是山西人，是武术学校里的学生，可是，他在学校里打架被老师开除了，他又不敢回家告诉父母，因为送他上武术学校，他父母花了很多钱，为了让他的户口转出来，可是，他被开除了，学费也不退，他想想没法跟父母交待，便跑了出来，到处流浪，他是我们的保镖，他的拳脚可厉害了。
　　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挺投脾气，虽说饥一顿饱一顿的，可是在街上自由自在的，比在家挨打强多了，所以，我根本就不想家。
　　他们几个也是从不提回家的事儿，你想想象我们这样跑出来的孩子一回去，家里还不看得更紧了，受不了还得往外跑。所以，何必再跑回去呢？
　　我现在是个头太小，人家都不信我已经15岁了，再长长个头，我就找地方打工去，总这么闲呆着也不是办法，他们几个也是这个意思。
　　现在牛牛已经找到了工作，他在一家夜总会当保安，他个子长的高，又会武功，所以，很多地方请他去，他去了那家给钱最多的的，一月有600元呢。
　　牛牛现在可牛了，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手里还有警棍。
　　晚上我们也有地方去玩了，夜总会里什么都有，除了歌厅我们不能进，什么游戏厅呀，弹子房，桑那浴，我们都可以进去玩，那片归牛牛管，再说，老板也不敢得罪我们。
　　不过那种地方去的多了，也没啥意思，还不如在天桥下面，盖着破毡子聊聊天舒服。
　　牛牛在夜总会里有宿舍，可是他晚上二、三点钟下班以后，经常跑到天桥下面来挤我们的被窝，他说那宿舍里挤着二十多个人味道太难闻了，不如在天桥下面睡得舒服。
　　前几天牛牛领了一个女的到天桥下面玩儿，说是他的女朋友，我们都吓了一跳，那个女的是夜总会的服务小姐，长的一点都不好看，可牛牛跟着了迷似的，本来我们对牛牛特崇拜，觉得他象条好汉，可现在，我们都恨那个女的，对牛牛也不象以前那么热乎了。
　　牛牛这人还真是特讲义气，没几天就把女朋友给甩了，我们都挺高兴，可他说：“下一次我一定找一个你们都喜欢的女孩做朋友。”
　　振亚悄悄对我：“牛牛这么喜欢女孩子、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不喜欢牛牛这么早就交女朋友，要叫我，我就不这么干。
　　冉冉家里人终于有一天在济南火车站把他抓住了。
　　他爹是个个子小小的广东人，手上带着一串金戒指，他还请我们在酒店吃了一顿，说是感谢我们照顾冉冉，希望我们的家里人也早日找到我们。
　　冉冉一点也没有高兴的样子。他爹带他洗了澡，又剪了头发，给他买择了新衣服，新皮鞋、还给他买了个新书包，说带他回去好好读书。
　　可冉冉临上火车前，悄悄对我说，“你们都别离开天桥，我在中间转车的时候会再跑回来。”
　　我觉着冉冉的爹挺不容易的，大老远的找到儿子不能再丢了。我劝冉冉：
　　“别再跑了，你爹也不容易，回去好好读书，你们家里有钱，将来干什么都成，别象我们。”
　　可冉冉没有吭气，他看了我一眼就上车了，但是，他的眼神告诉我，他肯定还会再跑回来，只要他有机会。
　　还好到今天，我们也没再见到冉冉，也许他真的已经回广东老家，也许他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流浪了，我们也不知道。
　　要说我也真够惊险的，那天我正在济南火车站那儿遛达，一转身看到了我姑姑，她正站在那瞅着我端祥。
　　我已经三个多月没剪头洗澡了，她可能猛地认不出我来了。我吓坏了，慢漫地低着头往后退，趁她不注意，我一下子躲进了男厕所。
　　她站在那儿左瞅右瞅好半天才上了火车，那时火车都已经开始启动了。
　　我从男厕所出来，走到告示栏一看，果然又贴上了新的寻人启事。
　　我知道我爹娘肯定怪姑姑当时给了我钱让我跑了，所以，她才辞了职到处找我。那天晚上回到天桥，我哭了，我觉得我姑姑太可怜，也觉得自己太可怜，振亚安慰我说：“要不我送你回家看看，你再回来。”
　　我说：“你饶了我吧，我要是回家，我爹会打断我的腿，他就怕我再跑出来，所以，我还是不回家的好。”
　　我已经和振亚商量好了。等手里有了钱，我们几个就奔五台山去。
　　听说那里的和尚都不用读书，只学武功就行。反正，我们几个都不是读书的料，我们就到五台山出家去，学一身武功谁也不敢欺负，弄好了做个掌门人也挺威风。
　　采访者思绪：
　　与小耿强还没有聊完，汽车便到发车时间了，我觉得挺可惜。可是，小耿强对我说：“没事，阿姨，你下次来，我还在这里等你。”
　　一句话说的我心里酸酸的。我想说，孩子呀，快回家吧，家里人都要急疯了，可我的话还没出口，他却转身不见了。人来人往的大街马上吞没了他小小的身影，所以，才有这么多流浪的孩子，因为这世界实在是太大了。
　　孩子就是孩子，他们的世界永远是单纯而无辜的，这个做着快乐的出家梦的小耿强，给了我太多沉思，回家为什么让他如此恐惧？
　　是那无穷无尽的家庭暴力，野蛮而愚昧的管教方式让他对家望而却步，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呀，怎么经得起那么严峻的拷打，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他受到了太可怕的摧残。
　　这种摧残甚至使他不再相信亲情，不再相信骨肉之情，他说寻人启事上说的都是假的，他们就是想把他骗回家去，这幼小的饱受摧残的心灵已经扭曲。
　　我虽然没有见到那几个孩子，但是从耿强对他们快乐的描述中，以及他在这群体中的乐不思蜀，我已经感觉到他们之间至少有平等和自由，有大人所不具备的宽容与谅解，这让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感到了温暖，甚至是爱护，有时候那怕这样的爱护是致命的，是引导他们误入峻途的选择，他们都会毫无察觉，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些孩子。
　　怎么让孩子重返家园，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不应该只是采访者。
　　怎么让孩子不舍得离开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多想想这个问题比孩子失去以后才去苦苦寻找有意义的多。
　　况且，对于许多在外面流浪了一段时间的孩子来说，即使他们回到父母的身边，那段漂泊乞讨的日子也会永远的留在他们的记忆里，这对他们将是一种无法消失的诱惑。
　　毕竟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在父母身边享受不到，于是，稍有冲突，他们很容易重蹈覆辙，再次流浪他乡。在那种环境中，很难预测孩子会不会走上邪路。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如果你不相信，走到火车站，请在告示栏面前，放慢脚步。
　　寻人启事上各种各样烂漫的笑脸都会对你发出同一种声音：“谁能找到我？”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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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儿子的死，漫长的上访路他们已经走了十年，田里的庄稼早已荒芜，颗粒未收的老夫妻只好乞讨为生，千里迢迢，他们只是要为屈死的儿子讨个说法。
　　　　　　　　　　　　　　　　——千里乞讨为生上访讨公道的老夫妻

　　我是在河南郑州高院的门口碰上这对老夫妻的。
　　时至寒冬，他们冻得开裂的手抖抖地伸出来，脚上的鞋子是用细麻绳捆住的。郑州的朋友见多了这种情景，他拉住我要我赶快走：“来上访的都是这样，要不谁还会同情他们。”
　　因为是高院门口，我无法多说什么，只得随朋友离去。
　　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在宾馆外面热闹的大街上又碰上了他们。
　　老夫妻互相搀扶着伸出了手，有一对卖早点的小两口把火烧放在他们的手上：“这是第几次了，大爷？”
　　老头没有言声，伸出了大拇指和食指，“八次了。”“状子递上去了？”老头还是只点头。
　　我买了二碗豆浆，给老头端了过去，“唉，谢谢你，闺女，谢谢你。”
　　老头终于说话了。
　　“到底是咋回事？”
　　我尽量用刚学的河南腔说话，老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吭声。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还不是为了我那屈死的儿子。”
　　老头瞪了老太太一眼“吃饭！”
　　看来老头比老太大有心计，他们也许觉得我的面孔和口音都太陌生。
　　正在这时我郑州的朋友找了过来，对我的职业习惯他历来是一眼就能看透。见我用眼色示意他过来公关，他摇摇头也买了一碗豆浆凑了过来。
　　“大爷，我认识你，你来上访好多次了是吗？”
　　“你咋知道？”
　　“我就住在高院对过，所以，每天上班路过高院门口。”
　　“加这次我来了八次了，光要饭我们要了十年了”。
　　“怎么一回事，讲给我们听听，也给你出出主意。”
　　“讲给你们听有什么用，你们能帮我吗？”
　　“那，大爷，你讲给这位小姐听，她是北京来的，是记者，让她听听怎么一回事，也许真的能帮你们。”
　　“你是记者？北京来的？”
　　老头有些激动，我赶紧点头，就差把记者证掏出来。（可是，我采访了这么多人，从来没有用过记者证）。
　　“那好，我说说这个事儿，小姐，你好好听听，到底是谁的理儿。”
　　我打开了微型录音机，老头愣了一下，但没再计较。
　　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十年了，他死的时候正好18岁，要是活到今天也是28岁的大汉子了。
　　他是让我们村长打死的，因为他谈的那个对象村长的儿子也看中了，村长上女方家去提，可人家女方看中我儿子，没有答应，村长就不高兴了。
　　村长到我家来劝我们管管儿子，说人家那个女孩本来是看中他儿子的，可我儿子硬要跟这个女孩谈对象，吓得人家不敢答应村长儿子提的亲事。
　　当时村长的儿子比我儿子还小两岁，可我们那里兴早订婚，男孩子十六、七岁就得订亲，要不就订不到好人家的女孩。
　　我儿子已经18岁了，可家里穷一直拿不出象样的彩礼，去聘那个喜欢他的女孩。
　　村长这样霸道，我也挺害怕，死劝儿子算了，好人家的女孩有的是，跟村长的儿子争，咱哪能争得过。
　　可我儿子倔呵，他到两个嫁出去的姐姐家去借钱，又到镇上去帮人杀猪，忙活了一冬，总算凑了笔象点样的聘礼，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到那个女孩家下了聘，人家女方也挺看中我儿子的，当下就订了婚，准备转过年，五·一节正式过门。
　　当时，我们家的大门被村长的儿子用土槌打了两个大洞，我们也没敢吭气，伐了一棵柳树，重新做好了门。
　　订了婚以后，那个女孩经常来我家，跟我儿子出出进进，说说笑笑。这下，村长的儿子可气坏了，几次纠缠我那没过门的儿媳妇，我儿子知道后去跟他打了一架，从此以后，村长的儿子就老实多了。
　　就在这时，乡里征兵，儿子去报了名，体检也合格了，本来，村长还卡着不放，可人家武装部看准了我儿子的体格，点着名要他去，村长这才算同意了。
　　当时，我那个高兴呵，心想儿子婚也订下了，再出去当几年兵，等回来的时候，村长的儿子也早娶亲了，这疙瘩也算就解开了。
　　为了让儿子安心地走，我那未过门的儿媳妇主动要求早举行婚礼，她嫁过来也好照顾我们两个老的。
　　就这样我儿子在当兵之前把媳妇娶进了门。可是就在等乡里的通知的时候，村里安排我儿子到地里去守浇地的水泵，而且是夜里12点的班儿。
　　我儿子刚做了新郎不到一个星期就安排他去干这活儿，我特别心痛，想替他去，可儿子说：“当兵的事儿还在等乡里的最后通知，别在这时候跟村里闹别扭，搞不好村长又出面给搅黄了，我还是去吧，天亮我能回来。”
　　可是儿子这一走就没回来。
　　天亮了，村里人来叫我，说我儿子让水泵的电线给电死了，我不信，磕磕绊绊地跑去看儿子已经被他们放在了拖拉机上，他头上的口子一看就是被打的，脸色也是青紫的，浑身上下全是血，可是，那些人就硬说他是触电死的。
　　我儿媳妇当下昏死过去，老伴扶着儿媳妇哭得上不来气，两个闺女嫁的远一时也没法给她们信儿。
　　村里的几个人拖着拽着把我弄到了火葬场，到那儿就把我儿子给烧了，直到把那烫手的骨灰放到我手上，我才明白过来儿子是真的死了。
　　我跺着脚的哭呵，嚎呵，我知道是村长他们打死了我儿子，可是我不懂法，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浑身是血的儿子给烧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有啥用呢。
　　过了好几天，我那俩个闺女才知道信赶口来，我二闺女女婿是当兵的，他说，我们要告人家，可是一点证据也没有，根本不可能告倒他们。
　　我说，我们有人证呵，有那么多人看着我儿子浑身是血躺在拖拉机上，头上的大口子老长，电死不可能是这个惨样吧。
　　“可是那些人肯为你去得罪村长吗？”
　　女婿说的对呵，有谁肯为我们去得罪村长呵。
　　我儿子死了以后，村长的儿子隐瞒实际年龄进了部队，几年以后又被推荐考上了军校，现在人家已经是军官了，而且是舰艇上的，听说就驻在广州。娶了城里女人做媳妇，又漂亮又时髦，他爹提起来就夸儿子有本事。
　　可我那儿媳妇自从儿子死了以后，就有些神经不正常，经常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去，后来，她娘家看着实在可怜就把她接回去说是调养调养。
　　可过了半年多，我和老伴去看她，她娘家人说女儿早已改嫁，现在都快生孩子了。
　　回来的路上，我和老伴是走了一路，哭了一路，我们怎么也不甘心儿子就这么白白的被人害死。
　　我请人写了状子，开始一级级的告状，告了一路，都是要我们拿证据，我回村求爷爷，告奶奶的请乡里乡亲给我写个证据，可是，没有人肯出这个头。
　　乡里不管我告到县里，县里又推回乡里，让乡里好好查一下，可查来查去，还是村长说话，他说我儿子的确是电死的。
　　为了告状我地也不种了，开始都是闺女接济我，收了粮食送过点来，可闺女都拉着孩子，我也不想连累她们。
　　后来我把房子用砖砌死，跟老伴一路要着吃到省城来，我们走到哪儿，要到哪儿，一路上乞讨来到郑州，这已经是第八次了。
　　我儿子已经死了这么久，可村长还是村长，冤魂还是冤魂，我们老两口，不为别的，就为讨个公道，为了让儿子的死真相大自，你说，这咋这么难呢。
　　我们老两口已经合计过了，这次省城里不给个说法，我们一路要着吃也要到北京去，都说那里的领导最重视老百姓的事儿，我们没办法呵，儿子的事不弄清楚，我们就是死也闭不上眼呵。
　　要说咱老百姓可是真是好人多，我们一路上要着吃，有给汤给水的，有给钱的，走到信阳一个摆茶摊的小伙子给了我200元钱，他说，“大爷，我支持你为儿子讨个说法。”
　　我当时感动的那个泪呵哗哗地淌，我跟老伴说：“就算是咱告不到村长，咱俩的这条老命也得扔在上访的这条路上，这样咱们才敢去见屈死的儿子，不是咱不想给他伸冤，是咱太没本事和能耐了呀。”
　　不瞒你们说，我老伴的眼睛都快哭瞎了呵，她现在不扶着我走不了路，你们想想，刚刚娶了媳妇的儿子呵，说没了就没了，死的这样惨这样冤，搁哪个当娘的身上不把眼睛哭瞎了，把肠子给抠烂了呀，心痛呵！
　　现在要告倒村长就更不容易了，人家的儿子现在是军官，听说亲家也是个头头儿，当年看到我儿子浑身是血的那些人，老的老，死的死，谁也不肯出来为我把日子弄得不好过了。
　　虽说是承包到户了，可村长的权力还是大呀，随便折腾你一下，一年就白干了。
　　唉，这官司我虽说是想一直往下打，可恐怕这把老骨头真的要扔在荒郊野外了，说不定那天等我们要也要不到的时候，我们也就见儿子去了，这样到好了，人不喘气了，也就无所谓冤不冤了。
　　采访者思绪：
　　虽然是因为我的记者身份，这位为儿子伸冤十年未果的老人才肯吐露真情，可我仍感到了遗憾和无奈，已经过去这么久的事，更何况没有物证任凭哪个法官也不会鲁莽行事。
　　说到底还是老人自己害了儿子，当初发现儿子的惨状，他不应该马上就让村里的人送到火葬场，起码让医院来人帮儿子看一下，医生的责任感和良心是会为他出一个公道的结论的。
　　可是，当时他没有这样做。
　　老人也许脑子里全是儿子死了的噩耗，对怎么处置儿子的后事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于是，在众人的张罗下，草草料之，农村确有死者入土为安的习俗。
　　于是，漫长的上访路他根本走不到尽头，这件无头案年代愈久远，就愈很难分出是非曲直，我很想对老人说，这是件很难打赢的案子，但是，我说不出口。
　　对一对已经为上访乞讨了十年的老夫妻来说，这样让希望从此消失，会要了他们的命，在某种意义讲，这种上访已成为他们对失去儿子后的孤独生活的唯一寄托。
　　我知道对他们来讲结果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讲话，可这个人他们找了十年，还没有找到。
　　这让他们如何能停止奔波？
　　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反倒沉重起来，良知告诉我，他的儿子很可能有冤情、因为前因后果，因为老人的亲眼所见。
　　可是法律是讲证据的，并且不重人证重物证，这已是铁律，可老人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证明的东西，甚至连血衣也没有一件，只有18岁的儿子化成的一杯骨灰，这让他儿子的死将永远是个谜，想到这一点，我真的有些无法解脱。
　　这也是乞丐的经历之一，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乞丐是因为上访而沿路乞讨、但是，我知道象这对老夫妻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不少。
　　告别郑州，我还在牵挂那对老人，不知他们十年的奔波何时有个出头之日．也不知他们有生之年是否真的能让亡灵安息，但是天理昭昭，日月可鉴，只要是正义就不会惧怕邪恶。恶人总会遭到谴责，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很后悔没有把这两句话送给老人。
　　但我想他们终究会明白的。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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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给儿子治病，她做了超生户，可是女儿的降生并没有给儿子带来幸运，十岁的儿子带走了这个家庭全部的快乐与生容的希望。这位32岁的妈妈从此带着女儿流浪街头。
　　　　　　　　　　　　　　　　——“五十岁”的乞丐奶奶与她两岁的女儿。

　　老太太与小女孩是北京的乞丐群体中常见的角色，常常是这样的情景，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拉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坐在冰凉肮脏的地上，用乞求的眼神注视着每一个过往行人。
　　坦白他说，我是经不起这种“悲惨”的考验，无论多与少，我总要掏自己的腰包，不打发她们，我会感觉脚步沉重。
　　所以，在乞丐队伍里，老太太与小女孩是屡试不爽的生力军，因而，她们也是能源最多的队伍。
　　天桥上，地铁里，包括地下通道，每三个乞丐里面就可能有这样一个组合，采访乞丐她们不可不“榜上有名”，于是，我在寻找这样的具有典型性的目标过程，接触到了她们。
　　这是一位足足有五十岁的“老奶奶”与看上去顶多两岁的“小孙女”，北京最冷的天气中，所有的乞丐都撤了，只有她们仍坐在冰冷，昏暗的地下通道，默默的注视着越来越稀少的过往行人。
　　也许她们收入少的时候，正是我能够让她们接受的时机，我知道这种想法并不特别善良，可是，有时候机会真是千载难逢。
　　“大妈，孩子要睡了，还不回去？”
　　被我称了一声大妈的“老奶奶”头巾下的眼睛迅速瞟了我一下，她去拖了拖要睡着的孩子，把她揽在怀里，继续执着的坐下去。
　　“大妈，我天天路过这儿都看到你，你们来北京很长时间了是吗？”
　　看见我把5元钱放进了她眼前的茶缸，这位“老奶奶”一直面无表情的脸上，似乎松动了一些。
　　她低着头叹息：“谢谢你呵，妹子，你看我这一天加起来还没得五块钱。”
　　“大妈，你这孙女有两岁没有？”
　　趁“老奶奶”有些放松，我抓住机会跟她“套磁儿”，这会儿，“老奶奶”终于绷不住了，她说：“妹子呵，这是我闺女，哪里是我孙女。”
　　我吃了一惊，再仔细看“老奶奶”的确不象表现的那样老态龙钟，除了头发已是花白，可她的眼睛光采依旧，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几岁的光景。
　　地下通道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老奶奶”摘下了头巾，准备摇醒已在她怀里睡着的女孩往回走。
　　摘下头巾，我发现她好象更年轻一些，甚至是挺俊俏的一个乡下女人，我说：
　　“你瞧我这眼睛，你其实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我还大妈，大妈叫了这么长时间。”
　　女人笑了，很凄凉的笑：
　　“做乞丐么，是越老越好，再说我们乡下人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哪还能想那么多。”
　　我不想就让她这样走，我要让她说点心事，我说：“听你的口音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的，只是我不知道你是山东什么地方的人呵。”
　　女人摇了半天怀里的孩子，可孩子睡得无比香甜，看着这样也无法赶路，女人叹息一声：
　　“原来碰上了老乡了，俺是从聊城来的，你呢？”
　　“我赶紧接茬，‘噢，我是青岛人。’”
　　“唉，青岛是个好地方，俺儿那病是从哪儿查出来的。”
　　“噢，你原来还有儿子呵，那你这样出来不是把儿子给放在家里了吗？”
　　“妹子呵，你别提了，没了，儿子没了，他爹也没了，也就是两年呵，俺这个家就没了，所以，俺回不去了，俺就在北京的街上混吧，混到哪一站算哪一站呵。”
　　“大嫂，不，大姐，你别哭了，有什么事说出来心里就好受了是不？”
　　“妹子，俺这伤心事说来话长呵，本来，俺在聊城的乡下种了几亩地，这日子过得还顺心。”
　　俺头胎生了个儿子，高兴的不得了，乡里叫做节育手术俺就去做了，心里想把这个儿子好好培养成人，也就行了，这孩子多了也是受穷。
　　俺孩子他爹在外边建筑工地上打工，一年回来两次，一次是过年，一次是儿子过生日，这是他必须往家跑的两个日子。
　　俺在村里不是富裕户，但是日子过得也不错，俺想事事顺心就是好日子，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过什么了不得的日子。
　　可是，俺儿子八岁的时候，突然老是发烧，而且，身上不能碰，碰破点皮便哗哗的流血，止也止不住，俺带他到乡里的医院看，乡里说没事，小孩子能有啥大病，吃了退烧药就好
　　可俺回去给孩子吃了十来天的药，孩子的烧就硬是不退，俺把他爹叫回来又到县上去看，这一次县里的医院告诉俺，这孩子的病恐怕不太好，是血癌，要治得赶快的，要不这孩子恐怕保不住。
　　俺一听就吓瘫了。乡下的孩子虽说泼实点，可在爹娘面前哪个不是宝呵，尤其是男孩，更是命根子一样。
　　俺不相信县医院的说法，又带着儿子到青岛去查，结果，医院让我们马上住院治疗，没办法我们在青岛住了院。
　　可是，带的钱都花光了，孩子的脸色还是越来越差，这时医院里住院的病友都劝我们，要是还有钱就带孩子到北京来看看，也许能救这条小命。
　　俺那会儿可是横下一条心，拼了命也要救儿子，俺让他爹回去把房子卖了，他爹说：“没了房子，咱们回村上哪儿住？”
　　俺说：“救不了儿子的命，咱们也甭活了，还要房子有啥用？”
　　这样他爹回去把房子、家当、养的猪娃，鸡仔全部卖掉，凑了三万元钱，我们就到北京来了。
　　可到了北京俺才知道，长这个病的孩子还不少呢，要住院可太难了，我们天天在医院的走廊里等呵等，等了两个多月才算住进病房。
　　一检查，大夫说俺孩子的病挺厉害，目前没什么好办法，要想救命只能移植骨髓，可要找相同的骨髓是最不容易的事儿。
　　俺和孩子他爹都去抽过骨髓，可检查以后大夫说不行，会排斥，那样更会让孩子送命。
　　这时大夫问俺有没有别的孩子，说也许他的兄弟姐妹的骨髓可以移给他，俺当时听了大夫的话，就浑身冒冷汗，俺是做了节育手术的，就是再生一个也恐怕不行。
　　这时俺孩子他爹就到处打听大夫，有的大夫说有时候碰巧了，节育手术做得不彻底，也可以做复原术，也能再怀孕。
　　俺听了以后，那个高兴，心想一定要再生个孩子，救救俺的儿子，那怕让乡里罚，俺也要再生一个。
　　就这样俺去做了复原术，还真的又怀了孕，儿子听说我又要生一个孩子，不高兴了。他说：
　　“娘，你们真是狠心，知道我没指望了，便要再生一个，算了，这病我不治了，给家里省点吧。”
　　听儿子这样说俺这心都要碎了，俺抱着儿子那个哭呵，俺说：
　　“儿子，这都是为了救你呵，大夫说也许你的兄弟姐妹的骨髓可以移植给你，要是那样你就有救了呵。”
　　儿子听俺这样说，也是哭。孩子才只有八岁，他真的不太懂事，可他也知道能活着多好呵。
　　这时候他爹在北京附近的工地上找到了活，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只有晚上才能来医院看我们，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得去赶早班车。
　　俺和儿子在医院里熬呵，一直熬了十个月，俺在他爹打工的工地上找了间工棚生下了孩子，这是个女儿。
　　是女儿俺也不嫌，只要能救儿子一命，可大夫说孩子太小不能抽骨髓，俺一边抱着女儿，一边哄着儿子，俺要他的坚持，让妹妹大一点来救他。
　　那时候，俺儿子已经有过几次病危，每次都是医院竭力抢救，才把他救过来。小小的孩子做化疗做得头发全没了，看上去象个小老头，可他还哄我，“娘，你看我象不象个老寿星。”
　　俺女儿一岁半的时候，做了骨髓检查，大夫说基本的指数都对上了，就是小指数不太行，可是，儿子已经几次发病，再不移植骨髓可能就来不及了。
　　医院里也许也想到这一点了，便给俺儿做了骨髓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我们简直是不知该怎么表示对大夫的感激。
　　可大夫不让我们马上出院，他们说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能肯定是不是没有排斥，我们在医院里真是度日如年呵，为了付住院费，他爹已经去卖了四次血，每天还要干十几个小时的力气活，人早已瘦得不成样子。
　　手术后三个月，儿子的病情突然恶化，出现了严重的排斥反应，几次昏迷之后，儿子再也没有醒来，离他十岁的生日只有几天。
　　这是我们想也没想到的事情，原以为好了就是好了，不会再有什么意外，可是，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还是没有留住儿子的一条命，孩子他爹痛疯了，俺在医院处理儿子的后事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等俺送走了儿子，抱着女儿走上大街，才发现俺什么都找不见了。
　　没有人知道俺孩子他爹跑到哪儿去了，工地上没有，汽车站没有，火车站也没有，俺也不知该上哪去找，也许他受不了跟着儿子去了，俺问天不应，问地不语。
　　老家俺是回不去了，因为俺超生女儿，地早已经让村里给收了回去，房子也早卖了，俺只有走要饭这条路了。
　　反正俺也是不想回去了，那天，俺带着女儿把儿子的骨灰在北京郊外给埋了，儿子留在了这儿，俺也不舍得走了，留下儿子一个人怪孤单的，俺怕他害怕。
　　这样俺留在北京，怎么着也是隔着儿子近便，虽说不能天天去看他，可总是隔段日子想去就能去了。
　　再者说俺还得找孩子他爹，他是一时痛疯了，可要是他还活着，他终归会想到俺们母女俩，他肯定会回来找我们。
　　所以，俺娘俩也不敢离开北京，万一他爹找不到我们，再寻了短见，这让我们可怎么办。
　　你看看我这头发是在一夜间白的呵，不瞒你说，我今年才32岁呵，你瞅着我是不是有50多岁了，你想这样的日子人还能活的咋样。
　　你别瞅着我是个要饭的，只知道要着吃，你知道我是要干大事的。
　　我在医院里听大夫讲了，这人呵，要是生下来把脐带血的血留住，保存下来，别让它坏了，到时候，长了血癌，也就是白血病呵，就可以治好。真的，大夫说用脐带里的血是最有效的治血癌的办法。
　　可是，这脐带里的血要留下来太难了，它需要很高的技术，要花很多的钱才能建这样一个储存脐带里的血库，听说只有外国人才有这种技术。
　　我当时问过大夫留下这脐带血的办法我们中国人可以用吗，大夫说，当然可以，但是有好多人都不知道不懂得，所以，至今，咱们医院里也没有这种血库，因为需要的钱实在是太多。
　　俺当时就想好了，俺要把讨来的钱全部存起来，等咱们国家要建这样的脐带血血库时就捐出来。有一个算一个，也算是俺死去的孩子没有白死。
　　俺打算自己的下半辈子就这么过了，虽说这乞讨的饭也不好吃，但总比俺种地挣钱多，只要能吃炮了，俺就是要攒钱。把钱攒够了俺就去做宣传去，让那些长了血癌的孩子的爹娘们都去捐钱，让那些没有摊上这伤心事儿的人们也来捐钱，只有大家都来关心这件事，才会有更多的孩子不会为这种病送命，你说是吧，妹子！
　　要说北京这地方是好，俺儿在医院住院那会儿，他那些小病友的爹娘对俺真是好，又是吃的又是穿的，真让俺过意不去。
　　所以，俺现在对怎么过下去都不在乎，俺就是一心想让大家伙来知道这件事，来救救这些孩子，早建立血库一天，也早让一些孩子不再死掉，俺们经历了这伤心事儿，知道那种揪心扯肺的疼。
　　还有，妹子呵，俺看出你是个热心肠的人，咱们山东人都这脾气，俺知道你在北京走的道熟，知道的比俺多，你帮俺打听打听，要是俺想捐钱往哪块儿捐呵，总得有个单位吧。
　　俺知道有好多人瞧不起俺，觉着俺做乞丐怪丢人，可俺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颜色的，俺又不走歪门斜道的，用不着拿俺们不当人待。
　　俺现在就担心俺孩子他爹，他不知道是死是活，他是个老实人，俺就怕他一时想不开，俺现在盼着孩子他爹回来，他要是能再找个活儿干，俺捐的钱会多一点，不管怎么说，俺是希望早一点有人会张罗这事儿，咱这孩子死得多可怜，都是些好孩子呵，你说咱能就这么不管么？
　　过去咱是不懂，只知道这是绝症，得了就没个好，可现在俺知道了，这病能治，所以，俺是真的盼着有人出个头，露个面的把这事弄起来，到时候，俺有多少捐多少，绝没二话的。
　　采访者思绪：
　　与我这个东觅西寻来的老乡聊完，我几乎等于上了一课，关于脐带血的理论我不是第一次听说，但是，听这个农妇说来，我有，点感慨万千。
　　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意识，这位死去了儿子的32岁的妈妈，几乎是声泪俱下的表示她要用乞讨来的钱捐助国家建一座脐带血的血库。
　　我不敢说穿她的钱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来讲几乎是连杯水车薪都够不上的份量，我只为她的精神感叹。
　　失去了儿子这伤心的痛让她想到了更多的孩子，这是发自一个终日乞讨为生的女人的心声。
　　我们已有太多人不曾体会过这种去替别人着想的感觉了，来自乞丐的教育对我印象深刻。
　　也许有时候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也许有时候他们是令人心烦的，可当你真的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那份对生活的挣扎，对人生的无奈和残存的纯朴也会让你为之感动。
　　不是每个人都有做乞丐的机会，正如乞丐们所说，并不是每个乞丐都甘愿做乞丐，有时候生活是难以预料的命运。
　　当你从命运的顶端一下子被坠入深渊时，能够做乞丐也是一种勇气，至少，做乞丐你可以活下去。
　　多少活得不错的人并没有想到还有那么多不幸的人，可是这个乞丐想到了，并且，为了解除别人的不幸，她正在做自己最微薄的努力，我想，如果中国的脐带血库有建立的那一天，我一定会再去找她，告诉她：
　　“有那么多的孩子从此会快乐的生活。”
　　我想这一天快，点到来，趁着她还年轻，也许，她会再去干点别的，而不是永远做乞丐。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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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采访的乞丐当中唯一跟我谈到爱请的，在武汉的汉正街，他指给我看他喜欢的女孩，那是个卖玉器的漂亮女孩，但是她生下来就双目失明。
　　　　　　　　　　　　　　　　——为了爱情要捐角膜的乞丐

　　从武汉的黄鹤楼往下走，我碰到了乞丐，他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眉目还有点清秀，但我对他的乞讨有些反感，毕竟他是个年轻人。
　　也许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轻轻提起了自己的裤腿，两条用和螺丝固定的假肢触目惊心地露了出来，我有点害怕，忙转过身去，他转到我面前，我才发现他的脚步有些踉跄。
　　我给了他十元钱，可不甘心就这样离去，对于这样年轻的男孩子，我想两条假肢应该是有故事的话题。
　　武汉人很健谈，虽说湖北话听起来费劲，可这个男孩子的普通话讲的非常标准。我一问，他平静他说，“我妈妈是北京人。”
　　话题便从他妈妈开始了。
　　“我妈妈是北京下乡到武汉的知青，我爸爸是武汉人个子长得矮矮的，可我妈妈是北京人，人高也长得漂亮，他们都说我象妈妈。
　　本来妈妈打算送我到北京外婆家读书，可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下雨过铁路，火车开过来我没有听到，我的双腿都被轧断了。
　　我现在都20岁了，铁路上跟我家的官司还在打着。
　　我父母要求铁路赔偿我们的损失，可铁路说只承担我的医药费，别的一概不管，我家里不同意，这官司就这么耗着。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这个样子，将来要吃苦，于是，我中学毕业后，就自己学修理无线电，后来，开了一个无线电修理铺。
　　开始还好，大家的收音机，半导体都送来修，后来却换了彩电，录音机，音响什么的，我就修不了，修理铺也关了门。
　　我这个样子什么活儿也干不了，自己勉强能照顾自己，父母就说养着你吧，只要我们活着就有你吃的。
　　可是去年我妈得肺癌死了，我爸爸单位又发不出工资，我们家就我们爷俩吃饭都成了问题，我说我上街要去吧，也别在乎什么了。
　　因为这黄鹤楼上外地人多，所以我经常到这儿来，收入还不错。
　　我也经常到汉正街去，你知道那是武汉有名的商业街，平时人来人往很热闹的，可是，我到那儿去，不是为了要钱，而是为了看一个女孩，我已经打听过了，她叫小桂，是九江人，跟她爷爷开了一间玉器铺，在汉正街上。
　　她卖玉器从不看的，只要上手一摸，便会说出玉器的成色和品质，丝毫不差的。汉正街上的人都叫她小桂玉。
　　她长的很漂亮，象个九江妹子，皮肤很白，头发很黑，说话声音柔柔的，你瞧我这个玉坠就是从她手上买的，她的手温热温热的。
　　可是，小桂也很可怜，长的那么漂亮她自己不知道，她看不见，因为她是先天性盲人。
　　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敢去喜欢她，因为，我觉得我们很相配。可是，小桂并不知道我看中了她，虽然，我常到她铺子去玩儿，可她不知道我是个乞丐，我跟她说我是修理无线电的。
　　小桂的爷爷常出去进货，因此摊上经常她一个人守着，汉正街上的人都知道小桂人好，没有欺负她的，可我总是不放心，一听小桂爷爷进货去了，我就去那儿远远的看着，我怕有坏人去讨小桂的便宜。
　　可我不敢对小桂说我喜欢她，因为我怕她瞧不起我，我也不敢对我爸爸说，我喜欢上了这样的一个女孩，我知道他肯定不会接受这个盲女孩。
　　我每天在街上转悠，心里想的全是小桂，做乞丐虽说不体面，可毕竟我能养活自己，也许，小桂嫁给我，我会和她一起开铺子，我会不再做乞丐。
　　可现在不成，我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我爸爸对我出来乞讨非常讨厌，他说：“我还养的起你嘛，你干么要出去丢这个人。”
　　我不吭气，还是每天磕磕绊绊往外走，我在攒钱，我在攒移植角膜的钱。
　　我听人家说了，象小桂这样的盲人只要有捐献角膜的就可以治好。我想给小桂捐献一只角膜，至少让她有一只眼睛可以看看武汉是什么样子的，我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人有一只眼睛就足够了，特别是对我这种做不了什么事的人来讲，一只眼睛足够我这一辈子了。
　　而且，如果小桂真的移植了我的角膜又嫁给了我，那我们不等于还是两只眼睛吗，我知道自己的这个主意不错，我想尽快的做到。
　　那天，我已经跟小桂说了，我说，“你这个眼的毛病只要找到捐献的角膜就可以治好。”
　　小桂高兴极了，她说：
　　“真的吗？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你不是在骗我吧？”
　　我兑：“我怎么会骗你，这是我到医院打听的，大夫说的还有错。”
　　可小桂说：
　　“这可能要很多钱吧，我和爷爷都没有什么钱，除了这些玉，你知道我爷爷是个“玉痴”见到好玉无论多少钱都要买下来。人家来买他也不肯卖，所以，我们除了玉，没有钱。”
　　我是最不喜欢看到小桂不高兴的样子，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笑起来的样子有多好看，因此也就不知道不高兴的时候，有多难看。
　　我对小桂打包票：
　　“我说小桂你放心，钱我来想办法，角膜我也会替你打听的，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
　　小桂一听我这样说高兴的笑起来，她说，“你过来我摸摸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多高？”
　　我只把脸凑了过去了，因为我觉得我的脸还不算难看，但是我的腿在铺子的柜台外边，我怕小桂一摸就摸到了我的假腿。
　　小桂摸了摸我的脸说：“你还没长胡须，肯定是个小孩子，不过皮肤还怪细的，应该是挺招人喜欢的男孩子。”
　　我说“我不小了，我20岁的生日都过了。”
　　小桂笑起来，她说，“我23岁的生日都过了，你知道吗，你要叫我姐呢。”
　　不知为什么，我就是叫不出来，也许小桂看上去太娇小了，我总是想要保护她，想在她面前做个男子汉。
　　跟小桂聊天特别开心，过了一会儿小桂问我几点了，我说大概4点了吧，小桂紧张说：
　　“你快走吧，别让我爷爷看到，爷爷不喜欢我跟男孩子聊天。”
　　其实，我也挺怕小桂爷爷，汉正街的人都厉害的很，小桂的爷爷也不例外，我一瘸一拐的往外走，走的太快差点摔倒，小桂听出来就问我：“你这么大个人，怎么走起路来拖拖拉拉的？”
　　我知道小桂的耳朵比眼睛灵，装做没听见就走了。
　　可事后我犯了愁，小桂的眼睛要是真好了，我的一切她不就知道了。
　　她要是知道我是个双腿都没有的残废，又满街的乞讨，她还会喜欢我吗？我觉得她肯定不会喜欢我，包括她爷爷也不会同意。
　　这样一想我也犹豫起来，也许这样娶小桂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至少她看不见我是什么样，她对我的好感还多一点。
　　那几天我烦的够呛，每天长嘘短叹的，让我爸听到了，他问我什么事，开始我不肯说，可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便问他：
　　“爸爸，我要是喜欢个瞎女孩，你会让我娶她吗？”
　　我爸爸愣了，他说什么也想不到我会问他这样的问题。
　　我爸爸说：
　　“是什么地方的瞎女孩，你不是在说梦话吧？”
　　我兑：“这怎么可能是梦话，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女孩，在汉正街上卖玉的，人家都叫她小桂玉，可惜她是先天性的双目失明。”
　　我爸爸有点相信我说的话了，可是，他叹了一口气：“不是我不让你喜欢女孩子，可是，你应该想想，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可能娶那个女孩，谁肯跟一个乞丐过日子。”
　　我爸爸的话让我非常的伤心，我想做乞丐又不是我自愿的，可我这样的残废又能去做什么呢，莫非我这样的人就不该去奢望爱情。
　　我想我应该跟小桂开诚布公的谈谈，听听她对我怎么看，如果，她不嫌弃我，那我这个角膜是捐定了。那怕她不愿意嫁给我，那么，看到小桂眼睛治好了，我想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说是跟小桂谈，可是我真的是难开口，我怕小桂嫌弃我，怕她瞧不起我，我怕会失去小桂对我的笑脸。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仍在乞讨，仍在攒钱，仍在想着给小桂捐角膜的事情，可小桂那儿我是越去越少了。
　　因为，每次我一靠近，小桂就高兴的问我，“怎么样，打听着了吗，有谁要捐献角膜？”甚至，有一次，小桂跟我说：
　　“我已经跟我爷爷说好了，让他拿出一块值钱的玉来，为我换角膜，我好容易才说服他，现在钱不愁了，你抓紧点给我问问角膜的事儿。”
　　小桂越是这样催我，我就越是不敢再见到她，好几次我都想跟她说：“别再找了，捐献角膜的人就是我了。”
　　可是我不敢，我现在怕小桂知道我是个乞丐而再也不想见我。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只能远远的到汉正街上去看看小桂，看着她给客人挑选玉石时的神气劲儿，我却想小桂这样也挺好。
　　毕竟她已经适应了那种盲人的生活，这个世界也不是什么都好看，让她还是习惯原来的方式去生活也不错。
　　不过，我是真的很喜欢她，我希望她快乐，也许，这种快乐我给不了她。
　　我听说最近已经有人给小桂联系了医院，准备做角膜移植手术，那是个医院的院长，也是个爱玉的老头，小桂的爷爷送了他一块很少见的西施玉，象西施的皮肤一样美的玉，所以，那个院长答应，有新鲜的角膜一定先给小桂。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先是很高兴，后来又很伤心，我想小桂见到光明以后，她就是个完美的女孩，她可以嫁任何漂亮的男孩，而不是我这样的乞丐。
　　我知道我跟小桂是有缘无份，只能是远远的这样看着。但是，如果小桂真的快乐，我也会开心的。
　　现在，我可以带你到汉正街去，我把小桂指给你看，她现在更漂亮了，因为她的手术很成功，她的眼睛象玉石一样好看。
　　可是，她不认识我，有一次我故意去买玉坠，可她象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待我。
　　我提醒她我胸前的这个玉佛是她卖给我的，她很平常的说，过去她一天要买出几十个这样的玉佛，而且，大多数是年轻的男孩子来买。
　　我知道小桂彻底把我忘了，忘了那个要为她捐献角膜的乞丐，我想这样反而更好，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但是，我知道看见了光明的小桂不如以前那个盲女孩可爱。也许是因为她更加高不可攀了，我心里有些酸酸的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现在还在攒钱，但已经不是为了小桂，我在为自己攒学费，我想我还是要去学点什么手艺来养活自己，这样在大街上乞讨，终究有一天我会跑不动了。
　　再说，如果我再喜欢上什么女孩，我不希望她知道我是乞丐，我会对她说，那只是以前曾经有过的事情。
　　采访者思绪：
　　虽然这个小伙子对他的爱情充满了惆怅，可我还是觉出了那不仅仅是惆怅的东西，这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悲哀。
　　一个无以自养的乞丐在爱情的感召下，竟想献出自己的角膜，为了所爱的女孩，这不能不让人惊叹爱情的力量。
　　可是，生活是现实的，它的无可选择让这段有缘而起，无缘而终的感情最后象这无尽的长江水付诸东流。
　　我看到了明眼女孩小桂，她端坐在摆满了玉器的柜台后面，与所有的汉正街的女孩一样，戴着首饰，化着浓妆，甚至还纹了眉，我没有找到那男孩叙述的超凡脱俗，自然，很难理解男孩子的爱情。
　　可是男孩一再为小桂辩解，“她原来不是这样，她原来比现在漂亮，可爱。”
　　我想这可怜的男孩一定是把一种对爱情的憧憬与幻想全都寄托在了这个叫小桂的女孩身上，所以，小桂的美丽在他的心里永生。
　　成为残疾不是男孩所愿，做了乞丐也不是男孩所想，只因为生活的残酷才让他的种种理想化为泡影。其实，本来他也可以有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
　　可是我为这个男孩的心地仍然善良感到庆幸，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他会碰到另一个同样善良的女孩，那时才是他弥补伤痛的时刻，我由衷地这样想。
　　我赞同男孩对自己未来的打算，做乞丐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可要真正赢得一切，便得学会改变命运。
　　其实，这个社会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只要肯吃苦，只要肯努力，从乞丐到富翁的故事不是传说，不是已经有不少的成功者了吗？
　　做乞丐不难，但摆脱这种生活需要勇气，可当你一旦摆脱掉了，就会发现其实并不只有乞丐可以谋生，人只要好好活着，就有改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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