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被拐儿童:孩子 你在哪里
| 陈辅余之子陈夏昌,3岁零8个月丢失,他记忆中有一个没有耳朵的哥哥。 |
| 王万军之子王剑波,小名叫小贵阳,5岁丢失,右脚第二趾处有一个刀疤。 |
| 罗国琼之子陈庆松,丢失时4岁。 |
| 肖超华之子肖晓松,5岁丢失,能记住全家人的名字。 |
| 宋林之子金山于2001年4岁时丢失,右手手腕有点伸不直。 |
| 张凤霞之子宋彦智,3岁4个月时丢失,屁股上有一个咖啡色像蝴蝶一样的胎记。 |
| 贵州被拐儿童家长寻亲团。本报记者简承渊摄 |
本报记者 简承渊 “又到新年家庭团圆的日子了,儿啊,你在哪里?没有你在家里,我们都没有年过了,有的只是痛苦,心碎,度日如年。”这是一个被拐孩子的母亲在网上的留言。类似的留言在全国各地寻子联盟上比比皆是。 有网友说,这一段段留言的背后,就是一对对绝望的父母,丢了一个孩子,就毁灭一个家庭。 哭诉—— “孩子的丢失,就像是把我的心挖走了” 2012年年底,在北京市通州区前下邢各庄一处小院里,低洼不平的地上结着厚厚的冰,院子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车身两侧贴满小孩图片和联系电话,前后写着“寻子车”三个大红字。走进院子,到处挂满了寻子启事的宣传画。这里是随手公益基金“寻子之家”所在地。屋子里没有暖气,双层铁架床占满了几个房间,这些房间是留给来京寻子的家长免费住的。肖超华、志愿者小周和刚从江西赶过来寻子的梁山寿生,三人围着煤炉吃中午饭。“每人每天生活费10元,电饭锅、冰箱都是志愿者捐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肖超华边夹菜边说。 实际年龄只有37岁的肖超华看上去显得很苍老。“过什么节都会想孩子,你想那么可爱的小孩,‘咔嚓’一下从你眼前消失了,做什么快乐的事情都没有心情。”肖超华无奈地摇头,半天没有再往嘴里送饭。 肖超华从老家江西农村来到广东惠州,在当地经营一家服装店,生意兴隆,儿女双全,一家人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007年2月14日情人节,再有三天就是除夕,但谁也没有料到,原本祥和幸福的生活就在这一天被彻底改变。他5岁的儿子肖晓松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再也没有回来。 “本来是打算回老家过年的,老婆知道孩子丢了后,当时就晕过去了,丢在医院我也顾不上照看,就出去找孩子,整个年都在外面找,家人在屋里哭,过了个哭的年。”肖超华的眼圈红了。 从贵州来北京参加“寻子之家”活动的陈辅余,和肖超华住在一起,目前他是贵州寻亲联盟的负责人,这次和他一起来北京的共有9人,大家境遇都一样——孩子被人贩子拐卖了。陈辅余递给记者一个笔记本,里面有他1999年10月20日写的儿子丢失后的第一篇日记: 看起来与往常没什么不一样,我们照常经营着夜市,来来往往的人们重复着平静的生活。就在这天晚上,我们年仅三岁零八个月的儿子陈夏昌失踪了。 10月11日这天晚上,我们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50多人四处寻找,近处寨邻、火车站、客车站和贵阳市所有出口都仔细查找。 连续两天两夜,我们亲戚朋友几十人一直在进行地毯式搜查…… 第三天,我们十几个人连夜分头赶往贵定、龙里火车站守候,只要有列车停站,哪怕短短几分钟,我们都要向列车员和乘警说明情况上车查找,并将孩子的寻人启事和照片交给乘警,请求帮助查找。 夜深了,人散尽了,广场上的灯光照着我,陪伴我的是我的影子,我失望了。脑子里“轰”的一声什么都不知道了,泪水像山洪一样奔下来,眼睛看不清了,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干些什么,是梦还是现实。 14年前,32岁的陈辅余从贵阳市郊区清镇来到贵阳,开始摆夜市摊点。陈辅余原先有一子,先天残疾。后来,又有了小儿子陈夏昌。 1999年4月,妻子做了绝育手术,10月11日晚7点,儿子陈夏昌就在自家摊点前失踪。儿子丢失后,一周粒米未进的陈辅余因胃出血被送入医院,落下终身病根。而妻子至今不能听到人提起小儿陈夏昌,否则情绪仍会失控。 此后,他开始第一次写日记。“我是想记下我寻找孩子的过程,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孩子有机会看到这些日记,会知道我们寻找他的一片苦心。” 同是来自贵州的王万军,今年已60岁。儿子王剑波,小名叫小贵阳,1998年在自家菜摊前被人贩子拐走。儿子丢失之后,孩子的爷爷活活被气死了。“找了15年了,现在已有20岁了,我40岁才生了这个儿子。”王万军从一个布袋里拿出一捆孩子的照片,“这是100天的照片,这是2岁零一个月的照片……”照片上的小贵阳乖巧可爱。王万军边指着照片给记者讲拍摄的经过,边擦眼泪。“我哭了15年。” “孩子的丢失,就好像把我的心挖走了一样。”48岁张凤霞眼窝下陷,周边一圈黑。三岁三个月的儿子宋彦智于1991年12月29日在贵州省都匀市被拐。“那天人很多,路边有很多人卖东西;那天下雪,地上雪很厚,你一个人从外公的工地住处出来,到路对面匀城电影院门口的右花台上玩雪,两个双胞胎哥哥和3个你不认识的小朋友在左花台上玩雪,你被一个留有小胡子、穿着皮衣、胸前有两条龙的男人抱走,你不愿意,是他把你扛着抢走的……”张凤霞指着自己制作的寻儿启事念着,泣不成声。 20多年来,宋彦智的外公每天都在外面寻找,父亲因长期思子成疾,得了抑郁症,2006年大年初三跳楼自杀。张凤霞在清理丈夫遗物时,在一个笔记本上看到丈夫写下的一句话:我只要我儿宋彦智。“当时我差点撑不下去了,就想也死了算了,但是一想到我死了,有一天儿子回来了,就再也看不见了。”张凤霞说,儿子今年已经有25岁了,每当想儿子的时候,她就把儿子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和玩过的玩具拿出来看看、摸摸。“智智,还记得百子桥和西山公园吗?你在西山公园坐过小火车,还有转的升降飞机,第一次坐时你害怕得哭了。”在“寻儿宋彦智”的微博上,张凤霞每天都会在上面停留很长时间,写下儿子儿时的记忆,希望有一天儿子能够看见。 “真正的疼,剜心的疼,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张凤霞说。 至今,每天还有小孩被拐。 在寻子QQ群里,小孩被拐的信息随时都会出现: 贵州男孩陈庆松4岁2个月,1999年11月3日被拐; 贵州男孩金山3岁半,2001年5月27日被拐; 贵州男孩杨凤4岁差两个月,2006年9月23日被拐; 四川广安艾金国4岁,1998年5月12日被拐; 山西男孩王玉云5岁,1998年5月16日被拐; 重庆男孩蒋帅6岁半,2013年2月10日被拐…… 坚信—— “一定还活着,一直找下去” 2012年12月28日,已是随手公益基金“寻子之家”负责人之一的肖超华开着寻子面包车穿梭在北京通州区的大街小巷,整个车子除了前挡风玻璃没有贴寻子启事外,大大小小的儿童图片把车包裹得严严实实,坐在里面几乎看不见外面。“能多贴一张,就能多一份希望。” “一年如果不出去转一下,心里会憋得很难受,做事也做不好。”自从孩子丢失后,肖超华和妻子就放下生意开始寻找儿子。“那几年我们天天找,刚开始在广东找,差不多找遍了,每年都要出来找,现在经济上承受不了,找了5年,差不多花了30多万元,打工的钱全花进去了。”在成立“寻子之家”之前,肖超华每年先在老家开几个月出租车,只要挣到一点钱,就独自出去寻找自己的儿子,直到2012年6月,随手公益基金“寻子之家”成立后才和大家一起出去寻找。 2012年7月,他和寻子之家其他三名成员一起出发,经河北、河南、江西、湖北……最后到达广东,行程达5000多公里。“一路上发小册子,让大家看好自己的小孩,特别是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拐卖小孩的事情经常发生,同时如果大家知道丢失孩子的信息,可以通报给我们,进行解救。”肖超华说,中国这么大,找个人的确很难,但自己的儿子被拐时已5岁,记忆力很好,坚信儿子有一天能站在他面前叫一声爸爸,只有这样,自己下半辈子才能过得安心。 丢失孩子的家庭主要是在外打工者,以小生意人居多。他们通常住在人员混杂、治安较差的“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一边为生计奔波,一边要照看孩子。他们的孩子也就成了人贩子拐卖的首选目标。对于每一个家庭而言,丢失孩子就是一场天大的灾难。而这些打工者家庭更多的时候是孤立无援的,更多家庭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丢失的孩子。 2012年12月31日下午,陈辅余对记者说,自从孩子丢失到现在,他一直在外面寻找,“我要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哪怕希望渺茫,我也要一直寻找下去。” 十多年来,妻子在家边照看残疾的大儿子边经营小饭馆,而陈辅余则一直在全国各地苦苦寻找小儿子。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陈辅余结识了许多和他一样遭遇的家长,大家共同组成了贵州家长寻亲团,在寻找自己孩子的同时,也帮助其他不幸的家庭寻找亲人。“因为都有失去孩子的共同经历,同病相怜,有共同的目标,也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能帮助更多家庭找到被拐的孩子。” 江西省于都县罗坳镇杨梅村梁屋组的梁山寿生,两岁多的儿子在1993年丢失,至今仍在寻找。“有时晚上下雨,我们就住在稻田里,躲在稻草下。”梁山寿生哭着说,这些年只要从报纸、电视上看到有解救出来的小孩或孩子寻找父母的,我们都去核实。“我坚信我的孩子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梁山寿生颤抖着皲裂弯曲的双手从蛇皮袋里拿出儿子的照片,厚厚一沓,部分照片卷起了角。“孩子的妈妈到现在都不原谅我,希望孩子看到你们的报道,能够来找我们,爸爸妈妈每年都在找他。” 很多被拐孩子的父母,互相埋怨指责,最终导致家庭走向破裂。 儿子丢失当天,张凤霞就在电视台发了寻人启事。20多年的时间里,张凤霞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再苦再累只要想到有一天能找到自己的孩子,我都要坚强地走下去。”张凤霞在日记中写道:“儿子啊,没有你的消息,生何欢,死何惧,惨淡漫漫寻子路;长别离,短相聚,悲痛欲绝的我们还有几个20年?心如刀绞,度日如年的73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极其悲凉的凄风苦雨中捱过,儿子你在哪里啊?” 失去儿子小贵阳的王万军一家,为了能等到自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这十几年没有换过居住地,一直守在原来的地方生活,希望孩子能够回忆起儿时玩的地方。 杨学章和王万军一样执着,1994年12月11日,杨学章忙着摆地摊卖塑料盒,一时疏忽,儿子杨俊在自己的眼前丢失。“从丢失到现在,我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虽然经历了拆迁,我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不敢回到乡下,希望孩子能够找到我们。”杨学章说,自己死也要死在丢孩子的地方。 今年,杨学章56岁,王万军已经60岁了。 呼声—— “法律应严惩人贩子和买家” “如果抓到了人贩子,就想打死他,自己去坐牢都愿意,人贩子太可恨了。”肖超华咬牙切齿地说出这句话。“买家也可恨,买人家小孩,养大了有什么意义呢?”站在一旁的张凤霞眼泪夺眶而出,“我们呼吁买卖孩子同罪。” 在“寻子之家”的院子里,肖超华招呼来自全国各地丢失孩子的家长把写有“强烈呼吁买卖同罪,严厉打击拐卖犯罪”的横幅举起来,让摄影师拍摄。 “这些买家,如果你们的孩子被拐,你们怎么想?你们去买孩子,造成我们这么大的痛苦。你们忍心吗?”来自贵州的宋林说,“儿子,不是爸爸妈妈不要你,而是人贩子剥夺了我们养育你的权利,爸爸妈妈愿意用生命把你换回来,妈妈会用一生的努力和辛苦给你幸福。” 在当前农村,一些人因无法生育或受“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世俗观念的影响,是形成拐卖儿童买方市场的主要原因。我国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同时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使得拐卖儿童的案件屡禁不止。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应该从立法层面作出及时调整,明确收买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加大对“买主明知儿童是被盗抢拐卖的”等情形的刑罚力度,打击买方,进而推动“收买儿童也是犯罪”的全民认知。 “希望法律能严惩万恶的人贩子和买家,尤其是确立‘买卖同罪’,根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杜绝儿童拐卖。”陈辅余说,买卖一个男童的价格已经从几年前的3~5万元,上涨到6~8万元,有些地区甚至高达10万元,经过这几年的严打,拐卖儿童事件仍在发生。 有资料显示,自从2009年4月全国开展第五次打拐专项行动以来,全国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11777起,解救被拐儿童18518人。然而18518人里并没有他们的孩子。 2013年,距离2009年全国打拐年已过去了4年;距离肖超华的儿子肖晓松丢失过去了6年;陈辅余的儿子陈夏昌被拐过去了15年;张凤霞儿子宋彦智被拐已过去22年…… 2月9日是蛇年的除夕。对中国许多像肖超华、陈辅余和张凤霞一样丢失亲子的父母而言,陪伴他们的除了一碗剩饭,一张孩子的照片,还有多少年间无数次失望里重新燃起的期待,这是支撑他们继续寻子之路的唯一信念。
记者手记 希望悲剧不再重演 《孩子,你在哪里?》这篇文章的采访先后进行了一周时间。自从孩子丢失之后,肖超华变得不善言词。采访中,大多数家长都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很多,眼睛浑浊,表情木讷。因为常年在外寻找孩子,失望、希望;希望、失望,对他们打击太大。但一旦说到孩子,他们眼睛里满是温情和渴望,说到人贩子和买家,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怒火。
2012年的最后一天,我等到了最后一批采访对象——从贵州到北京参加“寻子之家”活动的陈辅余等9人。他们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这样的路途对他们来说司空见惯,为的就是一份希望(陈辅余语)。采访中,每个家长都把自己孩子的照片拿出来让记者拍摄,几位家长还把孩子小时候穿的衣服、鞋、玩具带了过来;王万军和陈辅余的日记已经有好几本了,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自己寻找孩子所走过的路和经历的事。
“买卖同罪”是我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话,我想这是被拐孩子家长在寻亲路上,心底里领悟最深话了,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更是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在其他家庭上演。因为“孩子丢了,就像是把我的心挖走了一样!(文中张凤霞语)”
就此问题,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专门给记者打来电话,强调应该打击买方,进而推动“收买儿童也是犯罪”的全民认知,可能会对打拐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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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失踪或被拐卖时,作为家长或监护人应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应立即立案并采集失踪儿童父母的DNA血样录入打拐数据库。 同时印发寻人启事张贴,求助媒体帮助等多渠道寻找。具体联系途径: 1.公安部及地方打拐办 3.随手公益寻子之家②QQ群号:195493908 4.宝贝回家寻子网:QQ群号:184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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