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男孩回家十月即“遭逐”

2008年06月25日03:19 大洋网-广州日报

寻亲路上。（资料图片）
 

办好户口。（资料图片）

寻亲路上，找到家后欣喜洒泪的杨衡。时隔多日，家，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亲近的名词了。

有家的日子，杨衡并不轻松。对他而言，何去何从都成了一个问题。

　　文/图：特派贵州记者陈正新
　　新闻回放
　　十几年前，一个年仅6岁、生长在贵州山村中的孩子被拐卖到潮汕地区。1997年，这个名为陈伟才的孩子被第二个养父赶出了家门，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流浪生涯。其间，他被盗窃团伙和抢劫团伙控制和利用过，蹲过少管所、进过收容所和监狱。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他已经成年，想要重新做人，却因为无法办理身份证而遭遇众多难题。
　　在本报记者的联系下，经过潮安县警方的调查，这个青年当年被拐来潮安的情景逐渐被还原，并推断他很可能来自贵州黔东南地区。
　　记者跟随一名特殊青年三进贵州 他在被拐卖十多年后回归家庭 可看似圆满的一家团聚实则充满了遗憾和无奈——
　　刚过去的这个父亲节，对于贵州铜仁的杨光辉来说，是一个难过的父亲节。11个月前，他找回了被拐失散长达十二三年的儿子。可眼下，他最头疼的也正是这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他不知道哭了多少次、险些卖了整个家产、老婆也告到了法院要离婚……
　　他的家族已经不止一次开会，讨论跟这个“失而复得”的孩子断绝关系。
　　找到家后，儿子杨衡把网名叫做“找到壳的蜗牛”。最初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以为家可以遮风挡雨。现在，“壳”也成了他的负担。
　　记者三进贵州，见证三种场景
　　第一次（2007年6月）——愁
　　在回家之前，杨衡的名字叫陈伟才，这是约15年前在潮汕地区的第二个养父给取的。第一次入黔，辗转近10日，本报记者陪同杨衡四处寻亲。那时的杨衡是焦急的，每到一个村庄，总有新的线索涌出、断掉……到了后来，去下一个村庄寻找前，杨衡总不停地对记者说：“如果再不是（我家），我都要崩溃了。”
　　第二次（2007年7月）——喜
　　杨衡找到了自己的家。本报记者第二次进入贵州，见证了一家团聚的情景：这一家亲密的程度令人颇为意外。短别几日，杨衡变胖了。在叔叔的店中，杨衡一声一声地叫着“爸爸”、“妈妈”、“叔叔”。这个刚“进门”8天的孩子，在自己家和亲戚当中很快被接纳，似乎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半夜里，父亲杨光辉蹑手蹑脚地送来了电风扇，点燃了蚊香。虽然自己的女儿已经8岁，但是继母赵冬菊早把杨衡当作了自己的孩子，衣服都不让杨衡洗。（详见本报2007年7月21日报道）
　　第三次（2008年6月）——忧
　　6月14日，2008年父亲节的前一天。杨光辉坐在本报记者面前。记者数了一下，谈话的40分钟里，他抽了8支烟。
　　“有一天，我和我老婆去堂弟家里吃喜酒，杨衡正好也在那里。他一句‘爸’也没有喊，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好像不认识我一样。那天我饭都没吃几口，回来之后背着老婆大哭一场。”杨光辉用带点川音的铜仁话，讲述今年4月杨衡离家独居后父子某日相见的情景。
　　现状：尴尬相处终于在寿宴上“摊牌”
　　6月14日傍晚，记者与杨光辉、杨衡坐到了一起，地点在杨衡的叔叔开的饭馆里。从做饭，再到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叔叔和婶婶都没有正式跟杨衡说过一句话。
　　杨衡的大姑和姑丈，无疑是整个家族最有威望的。但现在，整个家族的人都对失而复得的杨衡失去了耐性。近一两个月来，家族已经几次讨论过杨衡与这个家和家族的关系。
　　“他大姑从包里拿出来1万元，摔在桌子上对杨衡说：‘你拿走吧，拿走了就再也不要回这个家，跟这个家再也没有关系。’”杨光辉告诉记者，在不久前杨衡的爷爷杨通发62岁大寿的寿宴上，家族成员哭成了一团，连过寿的爷爷也哭得不成样子。
　　“你们再也不要理我，我也再也不要回这个家。”杨衡当时在寿宴上说了狠话就离家而去。其实，当时杨衡已经从家里搬了出去，在铜仁市租房独住了一个多月。杨衡走后，当晚大家就开了一个家族会，“说杨衡跟家里再也没有什么关系，做什么都好，犯罪了我们也不会去看他。”
　　“我都在想，如果能够选，我宁愿没有找到这个儿子。”杨光辉后来告诉记者。
　　爸爸：知道他到处借钱忍不住痛哭
　　刚找到家后的杨衡，把他的QQ名叫做“找到壳的蜗牛”。
　　“以前，碰到杨衡，总是我主动给他钱。到了后来，每次碰到总是他跟我要钱。”杨衡的一个姑丈说。用钱无度且不务正业，是杨衡给家族成员的印象。“我家开着一个预制楼板厂，每天也有几万元周转，要他去帮忙，他不干；要他学开车，开了几天就不干了。”杨光辉说，家族的人出过很多主意，让杨衡找个正经工作或者去学校学习，但是他就是不依。后来，杨衡自己跑到市里的一个酒吧当起了服务生——这跟他以前流浪时的生活并无两样。
　　后来，因为追求一个女孩，杨衡的手脚越来越大。“给了他钱，他就跑出去玩、喝酒，反正就是整天整夜不回家。”杨光辉说，后来，杨衡开始不断向所有认识的人借钱。
　　3月的一天，杨光辉的厂里来了一名客户结算货款，完了跟杨光辉说杨衡在他那里借了几百元。“我当时还了。”杨光辉说，当时他走出厂里，一名司机也走过来说杨衡跟他借了400元，“当时我就气得不行，因为杨衡已经几天没有回家了。”杨光辉心事重重地往家走，可走到附近的一个小卖部门口，小卖部老板也说杨衡在这里赊了好几包烟钱，一共有81元。“我当着他（小卖部老板）的面突然就哭了”，杨光辉回忆说。付了钱回到了家里，关上门哭了个痛快。可没多久，他再次接到了姐姐的电话，说杨衡正在那边借钱。
　　爆发：爱上一个家人都不接受的女孩
　　后来，杨衡喜欢上了一个在铜仁市做美容生意的19岁女孩，两人开始交往。杨衡的妈妈赵冬菊和其他亲戚都不喜欢这个女孩，可杨衡却坚持要和她交往甚至谈婚论嫁。家人渐渐说得急了，终于有一天他选择和那个女孩一起搬离了自己家。
　　杨衡先住到一个叔叔家，然后因为付不起房租就偷偷跑了。后来也住过旅馆，为了维持开销，杨衡四处借钱。但是，借钱慢慢变得异常困难了，杨衡就把家里买的手机拿去当了。
　　上个月的一天，杨衡出现在了杨光辉的面前。“样子很惨，好像几天没有洗过澡，浑身脏得要命”，杨衡说已经几顿没吃饭了。杨光辉当下就心软了，他给了杨衡200元，说去吃顿好的，然后晚上父子俩回家好好谈谈。“他当时答应了。可我晚上等到半夜，他也没有回来。”杨光辉说。
　　在这之前，杨光辉做过不止一次的努力，想要修复父子之间、杨衡与家族之间的关系，但是杨衡总是我行我素。在那晚之后，杨光辉甚至动了念头要把刚盖起来一年的三层楼卖了。“随他（杨衡）怎么在铜仁过，我把房子卖了，厂也不开了，回柴山老家去。”
　　第二天早上，杨光辉的妻子赵冬菊打了包袱离开了家，回了自己的娘家。
　　“我老婆要跟我离婚。”5月初的一天，杨光辉给记者打来电话说。电话那头，他几乎以哀求的语气说：“你帮我劝劝杨衡吧，他肯听你的。我现在找不到他，只要是我打的电话他也不接。”
　　经多方说情后，按照当地的风俗，赵冬菊还是由她的哥哥送了回家。“她哥哥从广州骑摩托车回来，花了两天时间。”杨光辉说。
　　对话杨衡：
　　记者：你刚找到家，第二天就是生日，整个家族都给你过生日。你还记不记得？
　　杨衡：记得。
　　记者：你姑姑带你去买衣服，让你随便挑。你妈妈给你买了一部手机当生日礼物是不是？
　　杨衡：是。
　　记者：你爸爸说后来你把它摔了！
　　杨衡：（沉默）
　　记者：你说你妈妈（继母赵冬菊）对你好不好？以前我们来的时候你还说她连衣服都不让你洗。
　　杨衡：我现在恨死她了。
　　记者：为什么？
　　杨衡：（沉默）
　　记者：你觉不觉得她可能是为了你好呢？
　　杨衡：（沉默，叹气，摇头）
　　记者：那你觉得家族其他的人怎么样？
　　杨衡：他们都不信我，都说我骗他们。（停顿）但是我可以对你保证，我承认我身上有一些以前在社会上不好的习气，但是我敢发誓没有骗人。
　　记者：听你爸爸说家里差点连房子都卖了，这事你知道吧？
　　杨衡：知道。说是要卖26万元，卖完了就回老家去。当时我看我爸眼泪都出来了，我心里……（难受地）我跟你说，比第一次找到家哭在一起还要难受。
　　记者：将来怎么打算？
　　杨衡：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可能你说得对，不过我现在也想通了不少。
　　专家：
　　被拐孩子“回归后问题多多”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史昭乐研究员曾对被拐回归儿童这一特殊人群做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儿童时期特别是幼儿时期，是人格个性等发展的关键期，“一个人的社会化关键期如果遭到巨大变故，便会产生人格个性、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严重后遗症”。在一篇名为《“被拐孩”回归后的社会化问题》的文章中，史昭乐分析认为被拐孩“回归后问题多多”。
　　杨衡在五六岁时被父亲的朋友卖入潮汕一户家庭之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变故，并且有着长达十年的流浪和曲折的经历——“他捡过垃圾、乞讨过、偷过，也抢过，做了不少的错事，直到被判入狱。”（详见本报2007年5月28日报道）这一段经历，无疑是铭心刻骨的。
　　杨衡自己也承认，现在的生活习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受以前的影响。最明显的，在回家之后仍然不懂得节制用钱，也不懂得像其他人一样安心工作。在处理家庭关系时，他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而很少考虑家人的感受。
　　史昭乐研究员建议，对这些“被拐孩”问题的疗治，需要充分发挥家庭的血缘亲情作用，同时采取科学合理的教养方式，同时认为问题“主要发生在家里，却值得社会给予应有的关注”。可对于杨衡来说，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和形势，多且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