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儿童屡遭拐卖案调查：女孩市价几千元

2009-05-26 10:37:42　来源：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宝贝，回家 　　--- “打拐总动员”的现实与希望 　　那些瞬间失踪的孩子 　　“买辆来历不明的摩托车都要受警方警告，或是被拘留，买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就愣是没人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广东东莞、潮州、汕头报道 　　满脸倦容的陈凤雕在宾馆角落里的慈善募捐箱旁站住了脚，从裤兜里摸索出两张一元纸币，塞了进去，“为孩子积点儿德吧。”她幽幽地叹了口气。 　　儿子丢失的8个月里，陈凤雕执拗地重复着这一颇有些私心的善举，然后等待奇迹出现。 　　一旁的邓惠东显然没有替儿子积德的打算。这个隐忍的广东女人更愿意靠自己的力量找孩子。说起儿子叶锐聪，泪水又会不自觉地溢出，目光却坚定依旧?? 　　失子之痛 　　2007年11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家住东莞的邓惠东打算给儿子冲凉。刚放出来的水有些烫，她想等水晾凉些。 　　“妈妈，我能抱聪仔仔出去玩吗？”8岁的女儿忽闪着大眼睛恳求。邓惠东同意了，并推出家里的脚踏车让女儿骑着。邓告诉本刊记者，一个8岁的孩子要抱起一个20斤的孩子，是很吃力的。

邓倚着门框，眼看着两个孩子出了家门。

　　门外，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不远处。两个孩子刚迈出家门，面包车就开始缓缓向后倒。女孩怕弟弟被车撞到，弯身抱起了9个月的叶锐聪。邓惠东依旧倚在门口看着两个孩子，她判断车不可能撞到孩子。

　　面包车继续倒着，靠近两个孩子身边时，车门蓦地打开，女孩手中的男婴被一把抢过去??短短几秒钟，所有事情足以改变。

　　受了惊吓的女儿嚎啕大哭，邓惠东下意识地大叫着追了上去。停在路边的一辆教练车听闻呼声，赶紧帮忙去追，却跑错了方向。邓惠东疯了似的跳上一辆摩托车，仅有的理智告诉她，要报警。她拨了110。

　　此时，白色面包车还在她的视线范围内。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找儿子成了邓惠东全家的唯一信念。这个弱小的女人变得坚强起来，她走遍了潮汕地区的各个角落，不断地印发寻人启事，间或和其他家长上访，以引起高层重视。在一些家长和志愿者口中，这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儿子没找回来，再多的赞誉也是徒劳。邓惠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叶锐聪被抢失踪后，他们夫妻俩和孩子的爷爷奶奶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像是陌生人一样，“面对他们，我们觉得内疚，没看好孩子。”同样自责的还有邓惠东的小女儿，“她以前每天晚上都和我一起睡的，自从弟弟失踪后，她没跟我睡过一个晚上，怕我怪她。每次看到我拿着包出门，她就会哭着跟我说，‘妈妈，你又要去找聪仔仔呀？你不要去了，聪仔仔长大后自己会回来的。’ ”

 

　叶锐聪丢了将近一年时，惠州人陈凤雕4岁半的儿子黎俊宏丢了。叶黎两家，仅隔一条东江。

　　2008年10月9日晚上，黎俊宏因为睡不着觉，说要出去骑自行车玩会儿。到了10点半，陈凤雕出门喊儿子回家，“我再骑一圈。”这是黎俊宏留给妈妈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圈出去，他就没有再回来。

　　当晚，陈凤雕报了警。2009年4月23日，警方第一次到陈凤雕家走访。

　　孩子丢失后，陈凤雕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洗他床上的东西，总想把这股气息留得更久些。“我现在的心一半跟着儿子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另一半已经死了。”她的目光依然游离着。8个月中，她内分泌严重失调，体重一下长了10斤，月经只来了两三次，“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就一个人往东江边上走，一心想着死。马上到东江的时候，被老公硬拽了回来，回到家他把我打了一通，说让我清醒些。那天晚上我们商量好了，都不死了，一起等儿子回来。”

　　和邓惠东一样，陈凤雕也有一个懂事的女儿。“弟弟出事后，她从来不敢跟我提弟弟，怕我难过。有一天我翻她书包时发现，里面放着很多弟弟的照片，我当时哭得要命。”

　　2009年3月20日，是黎俊宏5岁生日。公益寻子网站“宝贝回家”为黎俊宏举办了网上生日会。那一天，陈凤雕再一次哭得昏死过去。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家长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潮汕地区某派出所负责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但贩卖儿童的案子，破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家长们的理解。”

　　“几乎每个家长都给警察下跪过”

　　孩子丢掉的第四天，邓惠东在派出所跪下了。

　　那一天，邓惠东跑到当地电视台，想播寻人启事。寻人启事的价格是200元一次，邓惠东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打算每晚播4次，想着没准能有人发现什么线索。电视台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前提是要求有公安的证明。

“我去派出所开证明，不给开。我跪到地上求他，还是不肯。”邓惠东说，“他说这是刑事重大案件，如果播出来的话影响很大。我求了他半天，最后还是没同意。”

　　“几乎每个家长都给警察下跪过。我们让他们帮我们找孩子，他们说没线索。我们有了线索提供给他们，他们又不肯去。”陈凤雕说，“他们出动一次，能顶上我们在外面跑半年。”

　　对于这些家长的说法，5月14日，东莞某派出所民警在走访失踪儿童家长时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他并不否认，“有些线索，(警察)想跟的就去跟，不想跟的就不管。这些情况在以前确实存在。”

　　第五次全国“打拐”展开

　　寻人启事、条幅、易拉宝几乎成了每个失踪儿童家中的必备物品。寻人启事是用来满大街张贴的，后两种物件则是用来上访的。

　　“我们是想依靠政府，让他们帮我们找孩子。”陈凤雕说，“但如果基层政府不帮我们，我们就只好让更高层的领导关注我们的事情。”

　　终于，第五次全国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展开。4月9日，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拐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张新枫在公安部会议上表示：“拐卖儿童、妇女的犯罪活动近期在不少地方又重新抬头、发展蔓延。”

　　东莞市公安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东莞共立拐骗、拐卖儿童案件243件，侦破122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18人，解救儿童138名，发案呈下降趋势。

　　“东莞是失踪儿童的重灾区，光我手上有名字和联系方式的就有一两百人。”邓惠东向本刊记者透露。

东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宣传科有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4月以来，东莞又破获了4起拐卖儿童案，其中一起是积案。5月5日，东莞市公安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数家媒体对此做了详尽报道。

　　不少家长反映，打拐专项行动开始后，他们确实看到了警方的努力。

　　5月15日下午，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对失踪儿童黄媛的父母进行走访。“我上午去找了东城公安分局的一个副局长，下午就派人来了。2009年4月27日那天，东城公安分局的正副局长都到我家里去了，还带着两部摄像机，说我如果有什么要求可以提。”黄媛的母亲对此表示满意，但她仍然有些抱怨，“我的孩子是2006年7月18日丢的，一直到2009年1月3日才立案。”

　　“过去我们是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现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新的起点，之前的事情也希望你们不要计较。”办案的公安人员一面安抚黄媛的父母，一面解释，“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比如人手确实不够。”

　　潮汕地区某派出所的一名公安人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破案不像家长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还需要一些运气，“比如最初的判断、兄弟单位的配合等等，而且在破案中，查到哪一步有时是不能和家长讲的，所以家长有时会觉得我们没有办事。”谈至办案经费，这名公安人员更是苦笑着说，“经费的事就不要提了吧。我经常跟下面的一些公安人员说，只要有几分正义感，就不要想钱的问题。我前几年破一个拐卖儿童案子的时候，自己还往里贴了几百块钱。”

　　寻子必到之地：潮汕

　　郑楚泽的小名叫“大弟”，父亲郑进伟指望着这个孩子能再招来一个男孩，到时小名可以唤作“小弟”。但自从大弟于2005年1月21日丢失后，郑进伟就断了再要孩子的念头。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所在的汕头市潮南区井都镇，有买孩子的人，但丢孩子的只有他自己。

　　郑楚泽丢的时候已经7岁了。他因为提前放学，进不去家门，就在镇上玩耍，之后再没回来。

　　井都镇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主路，村子就从这条路的两旁延伸进去。村里有几个祠堂，很是精美。郑进伟透露说，修一个祠堂大概就得花70万元。每逢初一、十五和一些节日，村子里的人就会聚在一起祭拜。

　　多子即多福，这是整个潮汕地区普遍存在的观念。“如果谁家生了男孩，肯定会大摆酒席庆祝，听说这一消息的人都会上门道喜。要是生了女孩，就冷冷清清地不去张扬，亲戚朋友顶多会安慰说，也好，也好。”潮州市妇联权益部部长丁文君告诉《望东方周刊》，在潮汕一带，女性的地位普遍比较低，婚后一般都在家里做些家务活，挣钱养家都要靠男人。

　　“我们村就有人买孩子，当然，他们都会说是抱养的。”郑进伟向本刊透露，在潮汕一带，即便再富有的人家，如果没有男孩，还是会被人瞧不起。男孩越多的家庭，势力越大，“选村官的时候，哪个宗族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当官。当然，这里的‘人’指的是男人。”

　　据了解，在一些村子，有的人家连续生了5个女孩，但依然不罢休，直到生出男孩。一份公开的资料说，2007年4月24日，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在专题报告会上公布，粤东和潮汕地区生育最多，在人口密度方面，全国平均值是130人/平方公里，而粤东、潮汕地区为2000人/平方公里。

　　一些生不出男孩的家庭，则会想要买一个。也因此，潮汕一带成了人贩子的天堂，也成了丢失孩子的家长们必到之地。

　　专门发布寻子信息的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在广东的一位志愿者称，在潮汕的一些地区，买孩子已经成了村里的风气，“一般来说，男孩两三万块钱，女孩几千元，价钱不等，越小的孩子越值钱。他们上户口也简单，几千块钱买一个，出生证明500块一个。所以真查起来也不好查，因为所有的证明都齐全，孩子太小，也不记事。”

另一种方式属于“贩卖”，即父母自愿将孩子卖给别家抚养。据在潮州市妇联工作过的一位人士透露，在潮汕地区，一些外地打工者会主动将孩子卖给当地人，打工一年到头只能挣上几千元，卖一个孩子就是上万元。

　　在郑楚泽丢失前，郑进伟也一度认为，“买孩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平常。”但儿子被拐后，他有了新的认识---“买辆来历不明的摩托车都要受警方警告，或是被拘留，买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就愣是没人管。”

　　网名“小鸟”的志愿者认为，导致这种“地下交易”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走民政部门的正规领养程序太过繁琐，花费也很高，所以一些人更愿意图省事，直接进行交易。在百度贴吧以及一些领养QQ群中，常能看到有人发布的领养需求信息，“人贩子也很聪明，他们会根据这些信息四处找符合条件的孩子，进行拐卖。当然，他们不会告诉买家孩子是拐的，而通常会说是自家或亲戚家太穷，养不起。”

　　“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伟向《望东方周刊》表示，现行法律不太利于控制买方市场。《刑法》中，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规定，但同时也设置了“对被卖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买方市场不控制，就不能从源头上彻底堵住，一定要对买主进行惩罚，摧毁买方市场。”

　　呼吁建立国家统一的失踪人口信息平台

　　“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仔仔”是一个腼腆的小伙子，长相老实，说话也颇容易让对方信任。从2007年至今，“仔仔”已经成功解救过37个孩子。他不断变换着身份和人贩子打交道，一会儿是买家，一会儿是贩人的“马仔”。

　　“我长期潜伏在这些人中间，和他们打心理战。他们想说什么话，我提前就会说出来。比如我会主动问他们，‘你不会是警察吧’，这样，他们愈发信任我。”“仔仔”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也在全国各地发展了不少下线，志愿者们会不断把信息反馈给他，“我掌握了所有证据之后，就会去找警方。他们一般都比较配合，我把前期工作都做好了，他们只要去抓个人就可以了。”

　据了解，“宝贝回家”网站是一个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公益组织，丢了孩子的家长们在上面发布孩子的照片和各种信息，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则做着大量找孩子、打拐的工作，目前已有上万人注册。

　　救助流浪乞讨儿童，是志愿者们近期工作的重点。孩子被卖作了乞儿，亦是寻子家长们最担心的结果。

　　“你看这些。”志愿者“忠言”指着电脑上的一张张照片，“这对双胞胎，我们的志愿者在一年前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睡觉；一年后，同样是他们俩，还在睡觉。这怎么可能呢？显然是被人贩子下了药，每天吃这样的药，即便真救出来，孩子恐怕也毁了。还有这个断肢的孩子，据说是被人把四肢冻在冰里，然后齐根敲断的，多可怕。孩子越惨，人贩子挣得越多。我们了解到有的人贩子一个月就能挣两万元。”

　　“《刑法》修正案中，已经对组织强迫乞讨定罪量刑了，但在执法中落实情况不好。”张志伟慨叹。

　　志愿者们认为，应该让全社会有这样一种意识，看到流浪乞讨的儿童不要给钱，而是要马上去报警。这样能大大减少流浪乞讨儿童的数量。“但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公安这边分治安和刑侦两块，打拐属于刑侦，涉及乞讨儿童的又是治安，分工混淆，影响积极性。”志愿者“小鸟”这样说。

　　志愿者们的另一个建议是，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失踪人口信息平台，对社会公开，以便公安、民政和失踪儿童的家长及时沟通，这样既降低了寻人的成本，也降低了民政部门为供养这些孩子所花费的巨额支出。深圳寻子家长彭高峰也是“宝贝回家”网站上的活跃分子。如今，他暂时搁置了失子的痛苦，2009年5月1日，他的第二个儿子诞生了。但由于长子乐乐没有找到，小家伙出生的喜酒都没有摆。“他叫彭文博，他的任务就是找他的哥哥彭文乐。”彭高峰对本刊记者说。照片上，刚刚出生十几天的小家伙还紧紧地闭着眼睛，他并不知道自己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这一艰巨的使命。■

　　探访云南“贩婴”村庄

　　这种贩卖儿童的生意在南屏一带于1993年兴起，“那时候，本村姑娘跟人出去打工，有的就留在了福建，其他村寨，也有人嫁到福建的。带个小孩过去，就卖几百元”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志明 | 云南广南报道

　　以前所未有的通缉“规格”，宴朝相、吴正莲与张维祝---这共同来自于云南省广南县的3个人，因为涉嫌重大拐卖儿童、妇女犯罪，出现在4月29日公安部发出的对第一批共10名在逃人员的A级通缉令中。

　　《望东方周刊》在广南县调查发现，恶劣的生存条件，贫穷的生活现实，攫取财富的渴切欲望，构成了宴朝相等参与犯罪的环境因素。

　　玉皇寨

　　在公安部通缉的10人中，列在第10位的是38岁的宴朝相。广南县政法委书记刘东云向本刊介绍说，通缉令中的三个广南籍的，其他两人是在外地作案，宴朝相是在广南作案，因此广南警方具体负责的只是宴这个案子。

　　宴朝相的家在广南县杨柳井镇骂然村的玉皇寨小组。玉皇寨没有路。5月15日，《望东方周刊》记者从杨柳井镇租了一辆面包车，沿着山腰间崎岖的山路前行，狭仄的山路边往往就是深谷。一个小时后到马路沟，就不能通车了，顺着矮木丛中羊肠小道往下爬，才到玉皇寨。

寨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100多口人。村委会主任陈怀能告诉本刊记者，前不久有记者来寨子里采访，他们才知道宴朝相被通缉的事。宴朝相的二姐宴朝英就嫁在本村，43岁，这几年一直在广西南宁打工，种植桉树，一个月前才回到本村。她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宴朝相兄妹共9人，6男3女，他排行老三。而宴朝相也有5个孩子，两男三女，其中大女儿才13岁，和她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骂然小学读书。

　　玉皇寨本有一座小学，上个学期，学校仅有的那名民办教师因为转正，调到另一所学校后，这个学校就没有教师了，有的孩子因此退学，有的则转到骂然小学去读书。在本刊记者来到玉皇寨的这天，陈怀能正为此事发愁，“从寨子里走路去骂然，要走两个多小时，孩子们年龄小，爬山过沟，雨季水多，太危险了。”

　　没人愿到寨子里来教书，条件艰苦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寨子实在是太穷了，“每人只有两分地”，种植苞米与水稻，“石头里刨食”，收成也仅仅能填饱肚子而已。要想“找”多余的钱，只能出门去打工。

　　2004年，陈怀能家建房，打地基的时候，发现了锑矿，就组织村民来挖，把矿石卖给本县的冶炼厂，5元/公斤，每户派一人挖掘，收入平分，后来被管理部门发现，包括陈怀能在内的5人被抓，关了9个月，矿洞也被炸掉，陈怀能说，“矿没办法搞了，从前年开始，大家才出去打工。”

　　从玉皇寨出发，步行几个小时到杨柳井，然后坐车到富宁县，再转车到广西、广东或者福建，寨子里的人就这样上路了，其中就有宴朝相。

　　人贩子

算起来，宴朝相应该是走出玉皇寨最早的人之一。

　　宴的妻子杨文琴30岁，是贵州人，嫁到这个寨子已有十几年。她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她跟宴朝相是在贵州认识的，宴在贵州打工也已有五六年时间。杨文琴说，自嫁到玉皇寨以来，她跟宴朝相就没怎么出过门，只是在几年前，为了多生一个男孩，躲到贵州去过，生了一儿一女才回来。

　　原来就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又多出两个，当年在贵州偷偷生下的女儿也有6岁了，到了读书年龄，但因为是超生，没有户口，无法入学。5月15日，本刊记者来到玉皇寨的时候，宴家只有这一对儿女在家，哥哥姐姐上学去了，他们就在门外太阳下玩耍，或是进到漆黑、空荡而且凌乱的房间里，玩弄那台家中唯一的电器---电视机。

　　超生并不是宴家独有的现象，陈怀能告诉本刊记者，“村中有1/3的人家超生，”他自己就有4个孩子，都是男孩，其中两个超生被罚款。

　　杨文琴在贵州的娘家也很穷，“但比这里要好一点，一家可以种很多地。这里的地少，只够鸡吃，喂两头猪都有点困难。”杨文琴说，这几年，他们家就种自家兄弟的土地，因为他们都出门打工了，没人管理。宴家本来没有牛，宴的一个哥哥看他家困难，就让宴家帮着养两头牛，“养几年，下了崽，卖掉牛犊，两家平分卖牛的钱。”

　　过了这个春节，宴朝相终于耐不住，出门去了，“要出去找钱。”据称是“打工”。杨文琴回忆说，临走之前，他俩还吵了一架，“我生病了，不让他走，说自己种不成田，他说不种了，去找钱，回来买着吃。”杨文琴说她并不相信丈夫会做拐卖儿童的生意，“我就认为他是出去卖苦力。”

　　但是，宴朝相做“娃娃生意”的传闻，很早就已在村子里散开。陈怀能说，他在两年前就听其他村里人说起过这事，有一次他去宴家，还跟宴说“你家小孩还小，做这个事违法，别做了”，但宴听不进去。

这两年，宴朝相突然变得有钱了。陈怀能说：“他喜欢赌钱，这两年经常能见他从腰包里掏出钱来，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宴朝相还买了一匹赛马，据称花了4000元，挂着响铃，宴经常骑着它在村子里来去，很是威风。至今这匹马仍旧拴在宴家的马棚里。

　　“就是一个小姑娘”

　　与宴朝相一起被通缉的，还有24岁的吴正莲与35岁的张维祝，皆为女性，根据通缉令上的信息，二人的户籍所在地分别是广南县的八宝镇交播村关山小组与南屏镇高家坡小组。

　　5月16日下午，本刊记者来到关山。这是一个只有17户人家的村寨，位于文山州府通往云南富宁、广西百色方向的公路的一侧，刚刚通车的昆明-南宁的高速公路也在寨子的边上，交通便利。

　　这里其实是吴正莲的娘家，她在四五年前就出嫁了，嫁到杨柳井乡的落水洞，育有一女。本刊记者来到关山的时候，吴正莲的父母正在家中，吴的父亲62岁，瘦小，对于本刊记者的问询连连表示“听不懂”，兀自用砍刀在黑漆漆的房间里就着透进来的光线做一件叫做“刀括(音)”的工具。上山砍柴时，他会把它挂在后腰上，锋利的砍刀插在里面，以免刀锋伤到自己。

　　四周大山高耸，这也是一个贫困山小组，村民陶永光向本刊记者介绍，关山小组在2009年3月才通了电，人均耕地很少，只能出去打工，几乎每家都有一人在外面。陶永光33岁，刚从广东东莞回家一个月，回家即听到吴正莲出事的消息，这令他非常意外，“她个子小小的，就是一个小姑娘。”“寨子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大家都是老实人，种田的种田，打工的打工。”陶永光判断，“吴正莲的变化，应该是在嫁出去之后。”

　　陶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5月18日，落水洞村民陶开良告诉本刊记者，2008年，落水洞一带几个寨子，就有四五个人因为做“娃娃生意”被抓。

　　虽然有路相通，去张维祝在南屏镇高家坡的家仍如去玉皇寨一样困难。从南屏镇老街东行，走约18里的山路，即到高家坡，若天气晴好，摩托车以及拖拉机等还可以颠簸进入，稍下点雨，山高石滑，就只有步行。

　　这是一个有着230多人的村子。在老街行医的周才恩曾跟张维祝是邻居，他向本刊记者介绍，张维祝是从八宝镇交播村的张家塘小组嫁来的，丈夫叫周德春，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张维祝一家就搬到广东恩平去了，据说是在那里租地种田。

　　在高家坡，共有10多户人像张维祝家一样搬迁到广东恩平去种田。周才恩说，在张搬走后不久，就听说她在做拐卖小孩的生意，有一年，她回到村里，还被富宁县的公安抓获，关了一段时间。村委会主任周才山则向本刊记者说，2008年12月，张的丈夫周德春还曾回到村里喝酒，回到恩平就被抓了，“他们两个都做这种生意。”

　　“贩婴村”

若追溯“贩婴”源头，广南县南屏镇的龙乜村是个不能绕开的地方。这里曾是著名的“贩婴村”，村委会主任马忠寿向本刊记者介绍，1998年1月21日晚，春节前夕，广南警方在村里一次抓获24名人贩子。

　　“那时候村里很穷。”马忠寿说，“有姑娘嫁到福建去，那边有要小孩的，这些姑娘就从我们这里带小孩过去。”

　　根据马忠寿的介绍，这种贩卖儿童的生意在南屏一带于1993年兴起，“那时候，本村姑娘跟人出去打工，有的就留在了福建，其他村寨，也有人嫁到福建的。带个小孩过去，就卖几百元，很便宜。”当时，这些儿童多来自黑支果乡苗寨，“在那里背过来，到我们这里再转运走。”

　　马忠寿介绍，1998年警方那次抓捕的24人中，大部分被罚款，之后释放，只有两人被判刑，后来，“县公安局打拐办、妇联等单位来村里做工作，这种现象就没有了。”龙乜还成了“省级文明村”。

　　在南屏镇一带，小阿幕村的岩上小组、田坪小组也是著名的“贩婴村”。2005年11月30日晚，广南县警方曾在小阿幕的这几个村寨一次抓获二十几人，其中有10多人被判刑。

　　5月17日中午，本刊记者从南屏镇租车去岩上、田坪，面包车穿过层层大山，在坎坷的山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才到，一路上满山石头，喀斯特地貌特征明显，山野贫瘠。

　　本刊记者找到岩上村村民冯光寿的时候，他正在田里浇水，这时是农忙时节，坝子上到处可见村民在田里插秧耕作的身影。冯光寿31岁，在2005年警方的抓捕行动中，冯也被抓，后来判刑五年，关在文山监狱，因表现好，减刑一年零八个月，目前他是同期被判刑的那批同村人中，唯一刑满释放的。

　　冯光寿介绍说，他小学辍学，十七八岁就到广东恩平打工，“搞建筑活。”现在冯家有7口人，只有3亩干田，“每年产的粮食还不够吃，就买玉米来补充。”但对当年作案的具体情节，他并不愿多谈，“判决书里说，是群众举报，拐卖儿童一名。”

　　与冯光寿同时被抓的，有岩上村村民杨仁仙的丈夫宁忠才，后来宁被判刑七年。杨仁仙44岁，宁忠才45岁，一家五口人。“现在家里没有人找钱，一个儿子只有16岁，就辍学了，到外面去打工。”杨仁仙说，这几个村子的交通都极其不便，需要买油盐的时候，他们才会到街上去，步行3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人均1亩地，“收成靠天”，“大部分村民只是家里有点粮，不打工就没有任何其他收入。”

“形势还是很严重”

　　从地图上看，“贩婴”现象集中的几个乡镇，如杨柳井镇、八宝镇、南屏镇，都位于广南县境的南部。广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继武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南边几个镇的自然条件都比较差，都是喀斯特地貌，广南90%是山区，只有北边几个乡镇是土山，可以发展茶叶等经济作物，广南全县有76万人，人均年收入1900元，而南边几个乡镇的一些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

　　杨继武早年曾做过短期的南屏镇长，“这是全县乡镇里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原来自然村都不通公路，现在好了一点。”

　　“这几年对打拐工作比较重视，公安机关做了大量工作。”广南县政法委书记刘东云告诉本刊记者，“特别是去年公安部采取统一行动后，拐卖婴幼儿犯罪得到有效遏制，但目前仍有少数人在蠢蠢欲动。主要是福建、广东等发达地区有市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副主任潘会华说，根据警方掌握到的情况，玉皇寨的宴朝相本来是在家里的，警方准备抓捕时，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已被A级通缉，后来有云南本地媒体记者突然进入寨子，村民就告诉了他被通缉的事，跑掉了，“结果让我们很被动。”

　　对这些拐卖儿童、妇女的案犯进行A级通缉，这么高规格的行动还是第一次，“我们不断把下面的情况上报，引起了上面的重视。”潘会华说，近年来广南发生地“贩婴”案件，情节其实跟当年龙乜村情况相似，“出门打工，与外面的人建立联系”，广东、福建等地有人需要小孩，广南本地一些村寨超生现象严重，生下小孩卖掉，自己得几百元，人贩子转手，“女孩三四千，男孩万元左右”。其中，多数人都是自愿把自家孩子卖掉的，潘会华介绍，2007年，广南只发生过一起抢小孩的事件，在板蚌乡，一家人睡着了，孩子被偷偷抱走。

　　2008年11月19日晚，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展开“9-13”行动，广南警方在杨柳井、八宝、南屏、那洒等4个乡镇抓捕涉嫌拐卖儿童、妇女的案犯23名。“形势还是很严重。”潘会华说。■

　　打拐总动员

公安部已经发出通知，凡是群众报儿童失踪和妇女被拐的，派出所和刑警队都必须立为刑事案件，迅速开展侦查、调查工作

　　《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北京报道

　　接触过陈士渠的志愿者们一致认为，这是个真正想办实事的人。

　　4月9日，第五次全国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刚刚部署后没多久，陈士渠就参加了与“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的座谈会，听取志愿者对打拐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工作之余，陈士渠也会在寻子的QQ群里，时不时给失踪儿童的家长几句鼓励。

　　“公安部的人肯跟我们坐下来讨论，并且很认真地听我们的意见，说实话，我挺感动的，这次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决心。”志愿者“忠言”认为。

　　邓惠东也承认，这次大规模打拐行动让她看到了不少希望。尽管这位在广东东莞丢失孩子的母亲每每想起孩子，情绪总是有些激动。

　　5月11日，来自公安部的数据让家长和志愿者们觉得希望更近了一步。数据显示，自4月9日开展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各地集中警力，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活动，截至5月11日，共侦破拐卖儿童案件258起、拐卖妇女案件176起，打掉拐卖犯罪团伙105个，解救被拐卖儿童278人、被拐卖妇女311人。

　　5月5日，公安部刑侦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任陈士渠接受了《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打拐办”的前生今世

　　《望东方周刊》：公安部“打拐办”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陈士渠：2007年12月正式成立，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加挂“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的牌子。属于正处级单位。打拐办的职责是掌握拐卖犯罪动态，组织、指导和监督各地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工作，直接侦办跨国拐卖犯罪。按照《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规定，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承担国务院反拐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能，负责牵头落实国家反拐行动计划，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反拐工作，推动反拐国际合作，具体工作由打拐办承担。

　　《望东方周刊》：目前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陈士渠：有一些具体措施，比如摸排走失人口和新增人口情况从中发现线索，挂牌督办一批案件，建立全国拐卖案件DNA信息库来帮助查找确认被拐儿童。发布公安部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重大的拐卖犯罪在逃人员，会同民政等部门开展集中清理街头利用儿童乞讨和强迫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等等。

　　《望东方周刊》：据了解，打拐工作需要大量经费，这些经费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够用？

　　陈士渠：各级公安机关办案经费由同级财政保障。拐卖案件的特点是跨区域、大范围流窜作案，抓捕犯罪嫌疑人、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成本高，加之拐卖犯罪多发的地方往往经济欠发达，办案经费保障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拐工作的开展。

　　《望东方周刊》：这些年公安部在打拐工作中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绩？

　　陈士渠：今年的这次行动是第五次全国大规模打拐专项行动。仅2001年至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20360起，抓获犯罪分子22018名，解救被拐妇女儿童42215人。此外，我国还与41个国家的警务部门签订了72个警务合作协议，很多协议包含了打击跨国拐卖犯罪的内容。公安部还在云南、广西等地设立了7个边境打拐联络官办公室。今年以来，中央综治办会同公安部制定下发了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检查考核标准，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工作纳入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治安综治考核评比之中。公安部、中宣部等29个部委制定下发了《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实施细则》，初步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公安机关牵头、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反拐工作格局。

　　买方市场打击不够

　　《望东方周刊》：根据你的经验和历年来的一些统计资料，最近几年拐卖儿童犯罪的特征主要是什么？发生了哪些演变？

　　陈士渠：拐卖儿童案件发案有所上升。从作案方式上看，以前拐骗儿童的比较多，现在出现了盗抢儿童案件，呈现出暴力化趋势。一般来说，城中村拐卖儿童案件发案较多，一是因为城中村环境比较复杂，人贩子容易下手；二是因为城中村的这些孩子没有上幼儿园，也没保姆照看；第三，一些家长缺乏防拐意识。

　　人贩子的职业化和集团化趋势明显，很多人有拐卖犯罪前科。在一个团伙中，有人负责拐骗，有人负责中转，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出售。犯罪团伙一旦形成，受暴利的诱惑，就会源源不断地实施拐卖犯罪，除非它被打掉。

　　《望东方周刊》：买方市场呢？是不是也应该负很大责任？

陈士渠：一些地方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儿女双全、养儿防老等封建思想影响，愿意收买儿童非法收养。

　　就盗抢儿童犯罪而言，通常犯罪分子是先打听哪儿有人要买孩子，然后再想办法去盗抢。很多买方也是不知情的，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孩子，人贩子知道后就会找上门来，说自己或亲属家里困难，有个孩子养不起，你给我钱，我把孩子给你。人贩子在出售孩子的时候，通常说的都是假话，而且他们会伪造身份证，伪造出生证明。买主这边呢，本身自己想要孩子，再一看对方情况把孩子买下来等于在做好事，就毫不犹豫地成交。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被拐卖的，亲生父母天天在找这个孩子。买方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却让别人家庭天各一方、骨肉分离，酿成悲剧。

　　《刑法》第241条规定，对被拐卖妇女儿童没有虐待，不阻挠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条规定不利于打击买方市场。

　　拐卖犯罪的危害不比杀人犯罪小

　　《望东方周刊》：孩子失踪后有哪几种可能出现的后果？

　　陈士渠：孩子失踪后一般有三种结果，一是被人非法收养，占大多数；二是被群众送到福利院、救助站；三是少数流落街头，被职业乞丐利用乞讨或强迫违法犯罪。针对这三种情况，一是要靠拐入地民警摸排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卖儿童，二是要和民政部门联合在福利院、救助站查找，三是开展解救街头流浪乞讨儿童和被强迫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行动。对这三类人员，这次专项行动都要求采血做DNA鉴定，输入全国拐卖案件DNA数据库，帮助查找其亲生父母。

　　孩子在贩运过程中容易受到伤害。为避免孩子哭闹，人贩子会给孩子吃安眠药，孩子生病了人贩子不愿意花钱治疗，有时会危及生命。孩子被拐找不回来，是被拐儿童全家人终生的痛。可以说，拐卖犯罪的危害不亚于杀人犯罪。

　　《望东方周刊》：很多家长反映，他们最担心的结果就是孩子被卖后，成了职业乞丐，在街头流浪乞讨。关于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是不是也是我们下一段工作的重点？

　　陈士渠：这是这次打拐专项行动的重点工作。我们将会同民政、城管等部门开展集中清理街头利用儿童乞讨和强迫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在救助未成年人的同时，对幕后操纵者，将按照组织乞讨罪和强迫违法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治安处罚。

　　24小时内不立案没有法律依据

　　《望东方周刊》：现在各种民间的寻子方式越来越多，如“宝贝回家”、寻子扑克以及寻子店等等，这些民间组织的层出不穷，是不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警方的打击力度应该加大？

陈士渠：拐卖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落实综合治理，单靠打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在打拐工作中存在一些困难，比如警力紧张、经费不足、调查取证难、打击处理难、救助安置难等等。除开展这次专项行动加大打击力度外，公安部正在筹备召开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成员会议，研究解决打拐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协调相关部门落实国家反拐行动计划，实现对拐卖犯罪的综合治理。

　　《望东方周刊》：信息库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这次打拐专项行动中，有没有得到解决？

　　陈士渠：这次专项行动建立了全国拐卖案件DNA信息库，采集血样进行DNA鉴定需要较多费用。但这是识别确认进而解救被拐卖儿童的捷径，各地公安机关要通过各级反拐联席会议制度，商请有关部门解决存在的经费等问题，把DNA信息库建好，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望东方周刊》：以前有的地方儿童被拐24小时内不立案。一些家长认为，如果能在第一时间立案、出警，孩子有可能找回来。

　　陈士渠：公安部没有这个规定，24小时内不立案没有法律依据。公安部已经发出通知，凡是群众报儿童失踪和妇女被拐的，派出所和刑警队都必须立为刑事案件，迅速开展侦查、调查工作。各市、县公安机关指挥中心要制定儿童失踪和妇女被拐案件的处置预案，一旦接报此类案件，要迅速调集警力快速查找，力争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及时解救被拐妇女儿童。经工作发现不属于刑事案件的，可以撤销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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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女孩赫博文还没信父母悬红5 000找线索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14日05:00  大河网-河南商报
　　商报讯（记者 王文凯 实习生 王海英）截至昨日，6岁女孩赫博文已走失70多天了，但仍没任何线索。为此，家属悬红5000元寻找线索。
　　两个多月了，在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须水村打工的卢丽和赫东峰的6岁女儿赫博文，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一提到孩子卢丽就泪流不止。
　　昨日上午，卢丽和其丈夫来到商报称，他们的女儿至今还没找到，东北那个所谓知道他们女儿下落的人是个骗子，那个骗子只是抓住一些家长急着找孩子的心情，骗钱的。
　　赫东峰说：“我四处打听我女儿的下落了，但是至今还没一点线索。如今，女儿已经走失70多天，但我始终相信孩子没发生意外。”
　　据卢丽介绍，她的二女儿赫博文今年6岁，身高1.2米，圆脸胖尖下颚，单眼皮大眼睛。今年3月1日下午6时许，因换牙刷在须水镇须水老街肖家馆附近走失。当时孩子上身穿黄色棉衣，下传格格裤子，脚穿蓝边网球鞋。
　　赫东峰称，时至如今，他已经没了女儿的任何线索，为此派出所民警也很头痛。“对此，我愿悬红50000元寻找线索。请广大市民帮帮我。”
　　读者朋友，如果你发现有这样一个女孩无家可归或被人收养时，请拨打赫东峰的电话：15538072818    zhaoqing1125@qq.com